我剛從貴州趕來開會。我是1960年21歲時去貴州教書的,1978年離開,來北京讀研究生,這次59年后回去和當年的老學生、老朋友見面,就沉浸在60年代、70年代的歷史回憶中;現在,又來參加今天的老朋友對話,要回顧80年代的歷史,有些不知從何說起。就只有從子平兄的書里偷取靈感。而且真的在今天要著重討論的他的新著《文本及其不滿》里得到兩大啟發(fā),就此談兩點隨想。

子平首先談到了“同時代人”的關系。特別提到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談”概括他所親歷的80年代。子平說,這是“很傳神,準確”的,“當年的各種思潮與文章的蓬勃潮流”,正源于那些年的“無限交談”。子平稱之為“新啟蒙”的“態(tài)度同一性”。我讀到這里,心里為之一震:因為今天這樣的“無限交談”和“態(tài)度同一性”已經不復存在了。人與人之間,當年的老同學、老朋友之間,甚至在家庭內部,都失去了共識。能夠毫無顧忌地,推心置腹地暢所欲言的朋友越來越少。子平概括的“同時代人”已經分崩離析了。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下,回顧當年的歷史情景,怎能不感慨萬千!

李陀把當時的友情和交談概括為四條:第一,可以直言不諱;第二,可以誓死捍衛(wèi)自己的觀點,跟人家吵得面紅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會為這個介意;第四,覺得這爭論有意義。我還想補充一句:什么都可以談,政治、經濟、文化、文學、哲學……各種問題都隨便聊,沒有任何顧忌,這或許是最根本的。我們“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就是這樣的“自由談”的結果。在那個年代,自由聊天,不僅是一種生存方式、學術方式,我們還創(chuàng)造了“學術聊天”的自由文體。我還要特別回憶的,是當年我和學生之間的“無限交談”。這就是所謂“老錢的燈”。學生上完晚自習路過我住的21樓,看見老錢的燈還亮著,不管時間多晚,敲門,撞進去,就談開了。王風回憶說,他經常和我聊天,聊到三四點鐘,這大概是真的。而且我和學生的交談,都是平等的,是所謂“以心交心”,學生可以發(fā)表不同意見,也可以爭論。一些經常來聊天,比較親近的學生和我就形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在我退休時就有學生在網上發(fā)文,說我是“最像朋友的老師,最像老師的朋友”。我是十分認可這樣的評價的。所以學生都叫我“老錢”,其中含著說不出的親切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和我的學生也是“同時代人”。

那個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確實是令人懷想的:這是思想解放時代的人際關系,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為基礎,超越名和利的人際關系。我曾經說過,自己——或許也包括我們同時代人,前半生充滿艱難曲折,后半生發(fā)展就比較順利。這其中關鍵是在80年代遇到了“好老師”,按平原的說法,我們是與三四十年代的學者直接接軌,得到了他們的傾力教誨,也得到了50年代的老師的無私支持。另一條就是我們有了這樣一群“同時代人”。我回顧自己的八十人生,最要感謝的是三個群體。一是貴州、安順的朋友群:這是我的基礎,我的根;這次回安順就是落地歸根。再一個是我的北大老師群:吳組緗、林庚、王瑤、樂黛云、嚴家炎、樊駿、王信等。第三個就是同代人群。我所接觸到的關系密切的同代人自然以北大的老同學、老學生為主,也包括外校、外地的幾十年沒變的一些老朋友。這個同時代人群,在我看來,有四大特點。一是思想、精神、學術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學術個性都十分鮮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對方的弱點,保留不同意見,但又求同存異,彼此寬容,不是黨同伐異,也不親密無間,相互合作但又保持一定距離,最大限度地維護各自的獨立性;四是彼此欣賞,形成良性互補。我萬幸生活在這樣的朋友圈里,沒有任何內斗、內耗和干擾,可以心無旁騖地做自己心愛的學術,還可以時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與支持。許多人都驚訝我怎么寫了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盡管時有大的環(huán)境的干擾,但我所處的具體小環(huán)境,卻極為和諧、安靜、溫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創(chuàng)造。這是我要永遠感謝我的老伴和周圍的這些老同學、老朋友、老學生——我的同時代人的。

這里,我要特別談談黃子平兄。我多次說過,子平是我們中間智商最高的,也最具有獨創(chuàng)性,以致我不知道用什么來概括他的學術特點。我只能說說我最為佩服他的幾點。一是他的理論自覺與修養(yǎng),特別是他對西方各種現代、后現代理論的強烈興趣、熟悉程度與廣泛運用。坦白地說,他的文章有的地方我看不懂,原因是我對相關理論不熟以致無知。二是他的藝術感悟和美學自覺。三是他對語言表達的情有獨鐘、講究與獨特運用,即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四是他的社會、歷史、學術視野的廣闊,多學科把握學術的高度自覺。這四個方面大都是我的弱點。我比較關心政治、社會、思想史。我發(fā)現子平從表面上很少直接談論政治、社會、思想,但他實際上是有很強的社會關懷、思想關懷和政治關懷與焦慮的。在這方面,我們倆是有內在相通的。意識到這一點,我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感。

我還要說說子平對我的學術工作的幫助和啟示。一是他把我舉薦到出版社,打開了我的學術通往社會之路。我們四個人中最早出名的是黃子平,他的那篇評論林斤瀾的文章在《文學評論》發(fā)表,一舉成名以后,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找到他,問他的朋友中還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薦了趙園和我,我的第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才得以順利出版。而在此之前,我的書怎么也找不到出版社愿意接受。子平的出手相助,就是“雪中送炭”。我更難忘,并心懷感激的,是子平的學術思想、思路對我的直接啟發(fā)和影響。我的著作中,引述子平的意見最多。像最早注意到“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現象的就是子平,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及,卻沒有展開;我當時正在思考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問題,卻找不到切入口,讀到子平的這一發(fā)現,就茅塞頓開,立刻緊緊抓住,最后寫成了《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我至今還認為,這是我的主要代表作。這當然有我自己的努力與貢獻,但“始作俑者”是子平,是我永遠忘不了的。后來,我構想《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結構,也是得到了子平關于文學史敘述結構的設想的啟示。這樣的相互溝通、相互啟發(fā),學習,借鑒的學術關系,也是今日所難得,我特別珍惜的。

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滿》,在說到“同時代人”的相互關系之外,還特別談到了“同時代人”與他的時代的關系。子平指出,他們既“如此密切地鑲嵌在時代之中;另一面又不合時宜地格格不入”,他們“屬于這個時代,但又要不斷地背叛這個時代,批判這個時代”,他們“緊密聯系時代,同時又于時代保持距離”,他們“緊緊凝視自己的時代,又最能感知時代的黑暗”。我理解這就是說,同時代人與時代的關系是既“在”又“不在”。我認為,子平的這一論述,很好地概括了我們這些人與80年代的關系。我們當然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就像前面所說的,我們似乎是“如魚得水”。但這只是“似乎”,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這涉及對那個時代的認識。80年代是一個兩種傾向、力量相互博弈的時代。這里,就需要談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一個人們不太熟知,以致被遺忘和淡化的背景:在我們之前,曾有過一次在“五四”領導權問題上的大批判。我們從這次大批判中,意識到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著一個“依附于政治史敘事的文學史框架”。因此,我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就是對既定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框架的一個自覺的反思,這是顯示了這一代人的學術從一開始就具有的不合時宜的反叛性的這一面。黃子平在80年代的兩句名言:“深刻的片面”,“創(chuàng)新的狗追得我們撒尿的工夫都沒有了”。前者是對批判的學術的辯護,后者則是對創(chuàng)新成為時髦的警惕與自嘲,這都表現出某種異質性。因此,這些同代人在那個時代的心情,既有舒暢盡興的一面,同時也是內含憂慮的。子平解釋我們以“悲涼”概括20世紀文學的美學特征時說,我們自己當時就懷有“焦慮、憂患意識”,“劫后余生,心境一直悲涼得很”,雖然這不是主要原因,但也有一定道理。

但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既融入了時代潮流,又保持了一定距離,這就從根本上維護了自身學術上的獨立性。因此,到90年代以后,我們由學術的中心位置逐漸邊緣化,一方面依然保持了學術的活力,另一面又因為邊緣化,就看到了子平所說的“身處中心無法看到的問題”,對學術思想、方法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與發(fā)展,而且更加自覺地追求學術的獨立性。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做到了這一點,以至于十多年后子平回到大陸,發(fā)現許多當年的同時代人都變了,但我們這個小群體卻沒有變,自然彌足珍貴。我們至今也還是“相互攙扶”著。但我們也確實感到了孤獨?，F在,我們都老了,能夠做的事情已經不多了。但我們還可以做一點歷史經驗的總結。今天的“四人談”,重話當年“同時代人”,就有總結的意思。我想歸結為兩條,也是我今天發(fā)言的重點:要保證個人與整個學術界健康的發(fā)展,有兩個關鍵,一是思想的自由,一是學術的獨立。

刊于《文藝爭鳴》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