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將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及近年來圍繞他們的諸多討論視 為一個事件，關注點主要不在他們的小說本身，而在于圍繞他們展開的 種種言說——別人的和他們自己的。因此也并不期待像很多論者已經做 到的那樣，從他們的小說中發(fā)掘新的美學元素或找到理解現實與歷史的 好角度，而希望對那些言說背后的話語資源有所梳理和理解。本文以為 必須將這一事件放置在較長時間段知識界、文學界與大眾文化的各自發(fā) 展與互動關系中加以考量，其間的眾聲喧嘩不僅構成了這一事件，也折 射出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及其或可想象的未來。

關鍵詞：雙雪濤 班宇 鄭執(zhí) 新左派 純文學 小資審美

 

0 事件!

2020年初的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已經不僅僅是三位小說家，而且共同構成了 一個事件。

2011年，雙雪濤的小說處女作《翅鬼》獲中國臺灣舉辦的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從此開始認真創(chuàng)作小說;2015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獲》發(fā) 表，令雙雪濤得到批評界的關注，并在此后持續(xù)處于關注之中;同一年班宇在豆 瓣閱讀初次發(fā)表小說，翌年以《打你總在下雨天:工人村藍調故事集》獲第四屆 豆瓣閱讀征文大賽喜劇故事組首獎;2018年，同樣在《收獲》，班宇發(fā)表了《逍 遙游》，引發(fā)可與當年的雙雪濤相比的熱度，同年他的小說集《冬泳》也出版 了，并在第二年為他贏得諸多榮譽;仍在2018年，雙雪濤和班宇都參加了由 《鯉》、“騰訊大家”和“理想國”聯合主辦的匿名作家計劃，然而最終獲 獎的卻是比他們年齡還小，卻比他們更早開始寫小說的鄭執(zhí)，這讓這位在新 媒體文藝平臺“ONE·一個”上已經小有名氣的寫作者，得到了更為嚴肅的 對待。1 ——關于三位作者的履歷，已經有不少論者詳盡整理，并相信還會 有人持續(xù)整理下去，此不贅述?？傊幢銖泥崍?zhí)最早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的2006 年算起，三位作家也不過用了不到14年的時間就獲得了批評界和媒體的高度 認可;而如果從雙雪濤聲名鵲起的2015年算起，這個時間不足五年。在此過 程中，關于他們的訪談與論述為數眾多，幾可與其發(fā)表字數等量齊觀——這 的確可以算是一個事件了。

在2019年末談及一年文學成就時，王宏圖特意將這一跨年度的事件寫入 總結中去，盡管其討論內容真正與本年度相關的只是班宇在《青年作家》發(fā)表 的一個中篇小說。這一略顯反常的追認，隱約透露出論者急于及時地將這一事 件與時間銘刻在一起的沖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意味著，該事件已經具備了 寫入文學史的價值。2 這一判定或許并非嘩眾取寵，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版 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多少顯得瑣碎，批評界已經很久無法提供如“尋根 文學”“先鋒小說”那樣清晰飽滿的概念來對文學現場加以概括總結和引導規(guī) 訓了。除了底層敘述興起、網絡文學泛濫和科幻小說再認識等少數話題以外， 大概只有鄉(xiāng)土敘述—都市文學、小資寫作和失敗青年書寫等幾個從20世紀遺留 下來的舊瓶可供裝進新酒。至于70后、80后、90后......這樣不斷衍生的代際命 題，似乎至今也未得到有效的學理填充，從而淪為一種批評界的權宜之計，某種 程度上恰恰證實了文學與批評的乏力。在此背景下，一個已經被反復討論了五年 并可能還將繼續(xù)討論下去的事件，理應在這一時段的文學記憶里占有位置。

三位年未不惑、寫作幾乎剛剛開始(這當然是相較于他們有可能展開的終 其一生的漫長寫作而言)的作家得到如此隆重的肯定，是否有些過譽了?他們寫得真有那么好嗎?這樣的質詢實際上是混淆了作為小說家個體的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和他們共同構成的事件。寫得好不好與是否能夠成為事件，二者之間并無必 然聯系;何況判斷文學作品好與不好，本身就是可疑和令人感到尷尬的。文學批 評家和理論家們曾經付出過艱苦的努力，力圖使文學研究科學化和標準化，但最 終卻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的普遍法則可以用來達到文學研究的目的” 3 。不可否認的是，文學閱讀和審美判斷仍是一項或多或少依賴主觀的精神活動。至少在作品的文學品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孰優(yōu)孰劣難免取決于讀者的個人趣味。因此小說寫得好不好，當然得允許不同讀者見仁見智。就我的個人趣味而言，我認 為這三位作者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小說家，他們每個人都有不止一篇作品深深打動了 我;但要說他們篇篇都寫得好，我也很難同意。雙雪濤似乎也愿意承認，檢視舊 作，自己寫過一些“做作”和“淺薄冰冷”的東西，但是對此他有著理直氣壯的 解釋:“從另一個層面，我一直認為，寫作需要一點任性的東西，放肆的東西，淺薄的東西，不那么貪圖贊美，但是自己想寫的東西。有時候，認真地走一些彎 路，是有益的?！?4 這番挑戰(zhàn)常識的表態(tài)其實是對讀者的一種含蓄抵抗，它指出 即便對于那些所謂“不好”的作品，也可以有更加復雜的認識。那無異于說:對 作家而言，每篇作品都自有價值。但事實是，他們三人的作品并非每一篇都得到 了認真而充分的討論，甚至不乏有些時候，小說家和批評家的意見并不一致。5而恰恰是這些作者和讀者也許并不彼此認同的意見，在各自言說或有意不說之間 隱隱呼應與交鋒，于評判作品的同時透露出作品以外的信息，才共同交織形成了 一個事件值得深入探討的意義。

因此，對于文學作品優(yōu)劣的判斷并不穩(wěn)定。張定浩對三位作者作品的判斷 可能就與我和雙雪濤都不一樣，他甚至因此而懷疑雙雪濤等人是否確實擁有想象 中那么廣泛的讀者:“我接觸到很多普通讀者私下對于班宇和雙雪濤的閱讀感受 都不好，但他們不會公開表達，或者說沒有能力或沒有欲望形成文章來表達，這 個大家看一看豆瓣短評就能看出來，豆瓣短評中有時會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見，但 豆瓣長評就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五星好評，因為能寫長評的，大多是書評人或評 論家，還有一個宣傳因素，以及評論界一窩蜂追捧新人的趨勢，這些因素加在一 起，也就使得這兩本書的聲譽超出了它們本來應有的水準。很多普通讀者的看法 某種程度上是被遮蔽的，這里面就有一個王小波說過的‘沉默的大多數’的問 題?！?6 張定浩的論證可能也有武斷之處:對作品持否定意見的人不像喜歡作品的讀者那么熱情，因而懶于長篇大論，亦在情理之中，因此豆瓣短評與長評 的傾向差別或許與讀者專業(yè)與否并不完全相關，而且豆瓣用戶在多大程度上能 夠代表“普通讀者”，似乎也尚可存疑。但圖書銷售記錄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張 定浩的判斷，從專事圖書行業(yè)咨詢、研究與調查的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提供的數據推算，雙雪濤等人的作品銷量盡管在文學類圖書中已算表現優(yōu)異， 但與媒體和批評界給予的巨大熱情相比，似乎仍令人感到失落。7 因此，張定浩的論斷仍是具有說服力的:文學事件的形成及形態(tài)，并不取決于作品優(yōu)劣， 甚至與作品是否擁有為數眾多的普通讀者都關系不大，起關鍵作用的是專業(yè)讀 者。專業(yè)讀者可以引導普通讀者，左右事件走向，并且往往是由他們完成對事 件的總結與升華，并將之嵌入歷史當中。事實上，文學史早已為我們提供了足 夠多的證據:多少在文學史當中被重點討論的作家與作品，如今看來乏善可 陳，僅僅具有“文學史意義”;而張恨水這樣銷量巨大的作家，卻在很長一段 時間里都被文學史排斥在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專業(yè)讀者就可以構成一種宰制 性的力量。事實上，當文學事件從作家與作品中逃逸出來之后，也就逃逸出了 任何一種宰制性的力量。它呈現為一種多元參與的對話狀態(tài)，即便作品自身的 質地，即便作者本人的聲音，都不過是眾多聲音中的一種。這諸種聲音合奏齊 鳴，不僅豐富了關于作家與作品本身的評判，而且未嘗不能以一種壓抑或替換 的方式透露出那些普通讀者的真實意見，從而表現出整個時代的審美趣味，乃至于政治、經濟、倫理、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正如那些鮮活的文學現場即 便被文學史蓋棺論定，我們依然可以從文學史家的選擇、遮蔽及敘述語調中摸 索到歷史的縫隙，并在文學史的反復重寫中拼貼還原出生動復雜的記憶;在建 構文學事件的種種言說之間，我們同樣可以有所作為。抵抗宰制最好的辦法， 就是對那些專業(yè)讀者的發(fā)言詳加分析并提出疑問:他們到底傾訴了什么，又掩 蓋了什么?關于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什么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什么又被有 意無意地忽略了?而在強調和遺忘的背后，又有怎樣可資討論的話題?

1 東北......

或許首先應該提問的就是:為什么是這三個作家共同構成了事件?

將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捆綁在一起進行討論，最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他們 都出身于遼寧省沈陽市鐵西區(qū)，都在這個不足五百平方公里的區(qū)域里度過了他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如此高密度的空間分布當然引人注意，也不能不讓他們的故 鄉(xiāng)感到與有榮焉。因此“鐵西三劍客”的名號不脛而走，甚至寫在了《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里。在那篇報道里作者指出:“三位作家的共性是生長的環(huán)境: 大量的東北日?？谡Z、俚語、諺語，還有方言特有的修辭方式和修辭習慣，都被 他們融入了敘事和對話。由此，形成一種既帶有濃厚的東北風味，又充滿著時代 特有氣息的敘述語言，有點土、有點硬，又自然流暢?！倍谖恼侣淠_處，作者 更將這三位鐵西作家與地方公共文化建設的成績聯系在一起:“近年來，遼寧 省圖書館建立‘圖書館+信用+互聯網+物聯網’的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不同 類型、不同規(guī)模的新型實體書店相繼開業(yè)，構筑成一座座文化棲居的‘最美空 間’?！薄敖陙怼眻D書館與實體書店的完善與繁榮多大程度上滋養(yǎng)了雙雪濤等 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難以考察，但無疑他們已經共同構成了故鄉(xiāng)的一張文化名片。8

共同的生長環(huán)境真的會造成相近的文學特性嗎?的確，不難在他們的作品 中找到相似之處。鄭執(zhí)的長篇小說《生吞》與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北 方化為烏有》、班宇的《槍墓》在很多方面都能彼此呼應，以至于劉巖認為， “雙雪濤的短篇小說《北方化為烏有》和班宇的中篇小說《槍墓》可以看作是 鄭執(zhí)的長篇小說《生吞》的元小說” 9 ;而走走在雙雪濤小說里找到的那些一 再重復的元素(大火、工廠、踢足球、引用圣經、打槍、艷粉街、殘疾、搶 劫、詩歌......)，也至少有一半都在班宇和鄭執(zhí)的敘事中不斷閃現。10 但無論 如何，他們之間的差異一定大過相像，甚至每個人的不同作品之間，都未必共 享同樣的特質。即以《人民日報》那篇報道談及的敘述語言而論，雙雪濤的早 期作品《天吾手記》和《刺殺小說家》其實很難說自覺地使用了當地方言，相 反有一種濃郁的林少華譯村上春樹腔11 ，偶爾于字里行間辨識出的鄉(xiāng)音，倒會讓 人詭異地想起那位在東北學習漢語的日籍乒乓球運動員福原愛。而即便在那些有 意操作語言的小說里，雙雪濤使用方言的方式似乎也與班宇、鄭執(zhí)有所不同。班 宇的語言與全國人民已經非常熟悉的東北方言最為接近，他甚至樂于在小說里直 接引用趙本山的小品臺詞12 ，盡管那在有些論者看來，很可能是一種未必真實的 景觀語言13 ;而雙雪濤并不大規(guī)模地使用方言詞匯和語法，他更致力于將方言的 內在韻味融匯到普通話中，從而消除不同方言區(qū)讀者的閱讀障礙;至于鄭執(zhí)，他 的小說里盡管也有東北口音，但是對方言的使用恐怕還談不上自覺。這或許意 味著，僅就文學層面，將三人并置在一起缺乏足夠的合法性。這種并置很可能是一種有意建構的想象。而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所指涉的區(qū)域還在不斷擴大?！度嗣袢請蟆纺瞧獔蟮辣M管在標題中還是以“鐵西三劍客”來指稱雙雪濤、班宇與鄭執(zhí)，但文末所 提及的公共文化服務已至少涵蓋了整個沈陽;而當文章將他們三人放置在蕭紅、 蕭軍以降的文學史脈絡中加以討論時，其實已經是在努力將其與更為廣闊的地理 范疇相聯結。事實上類似的聯結存在于大量相關報道與論文當中。李雪早在2016 年對雙雪濤加以評論時，即以“城市的鄉(xiāng)愁”討論雙雪濤小說的價值，這里所說 的“城市”乃是指沈陽;但在文章中，李雪還提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地理圈層結 構:“東北—沈陽—鐵西區(qū)—艷粉街。”14 雙雪濤以及后來的班宇和鄭執(zhí)，其意 義因之從一條街膨脹到三省四盟。不過真正在學理層面將這三位作家與東北廣闊 大地聯結在一起，恐怕還有待于黃平的論證。

在2019年底與張定浩的那次對談中，黃平已經使用了“新東北作家群”的 說法，而從他加之于這一概念之前的“所謂”一詞判斷，至少在私下里該稱號應 該已被頻繁使用。15 此時黃平應該已經完成了《“新東北作家群”論綱》，這 篇宏論的確堪稱綱領性的文件?；蛟S是考慮到以區(qū)區(qū)三人代表面積超過140萬平 方公里、人口過億的東北，多少有些不合比例，在論文開始黃平特意提到了趙松 的《撫順故事集》和賈行家的“他們”系列;但文章主要討論的對象，仍是雙雪 濤、班宇和鄭執(zhí)。其實將趙松和賈行家納入論述之中，或許有畫蛇添足之嫌，盡 管他們也出身東北、書寫東北，但細究其題材選擇與書寫方式，與雙雪濤等人卻 大異其趣。如此一來，則有可能模糊“新東北作家群”這一概念的學理邊界。事 實上，如果不考慮所指的具體內涵，僅僅作為能指的“新東北作家群”并不是新 鮮的概念。從2011年開始，《渤海大學學報》即提出“新東北作家群”的說法， 并設置相關欄目加以研究;2015年，該刊主編林喦已經發(fā)表文章對相關研究進 行階段性總結。但是被納入“新東北作家群”的作家有數十人之多，其操持的 文體、寫作的面向都大相徑庭，只能說他們之間存在著同鄉(xiāng)之誼，卻很難在文 學層面找到相互間的關聯。16 與前述《人民日報》報道的內在目標類似，這一 系列研究更多表現出的是區(qū)域內文學從業(yè)者力圖形成規(guī)模，共同推進地方文 化建設的強烈訴求，這一訴求甚至可以放置在1990年代以來各地“文化搭臺、 經濟唱戲”的潮流中加以考量。17 2017年遼寧作家團訪問吉林，舉辦跨省座談 會，也借用了“新東北作家群”這一名頭。座談的具體內容未見記錄，但從參會作家名單來看，恐怕同樣難以從中找到可供形成概念的共性。18 2019年李帥 提出“當代東北作家群”的概念，其實與“新東北作家群”大同小異。借由李 帥的總結，我們得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各地建構區(qū)域性文學共同體的巨大熱情和 持久努力，據他稱:“(國內學術界)對小群體如遼寧兒童文學‘小虎隊’、 大連海蠣子組合、鐵嶺女詩人群體等作家群體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笨上У?是，這些豐富的研究中提出的作家群體概念，似乎都未能產生特別廣泛的影響， 其原因或許正如李帥指出的:一個作家群體概念要想真正凝聚成形，不能僅僅突 出“地域作家群體集束性出場或‘亮相’”，而必須“以文化生態(tài)學視域中的 ‘群落’相似性、文化地理學視域中的地緣相似性和社會心理學視域中的心理趨 同性”聯結起來。簡言之，類似“新東北作家群”或“當代東北作家群”概念的 提出，僅僅因為被收納在概念之下的諸多作家出身同一地域是不夠的，還必須找 到他們在審美、文化等多個層面的共通之處。歷史上以蕭紅、蕭軍為代表的“東 北作家群”之所以成立，也不僅僅因為他們都生在東北，還因為他們都具有—— 或被論述為具有相近的文學質地和精神追求。19 因此黃平也唯有以雙雪濤、班 宇、鄭執(zhí)三人為核心，提煉和強調他們的共同點，才真能完成想象的建構和概念 的提出。但與此相應，這樣做也必然面臨三重遮蔽的風險:一方面，雙雪濤等三 人不合乎這一概念內涵的創(chuàng)作，難免會遭到一定程度的壓抑;另一方面，被林喦 和李帥論及的數十位東北作家乃至于更多的作家，都將被排斥在關注范圍之外; 而更為重要的是，僅僅是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有關東北的書寫，而且僅僅是他們 書寫中被“新東北作家群”這一概念所選擇過的那些，會被視為合理的“東北故 事”，而除此之外有關東北的一切，都將在這一論述范式中化為烏有。

那么黃平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三人為核心，提煉出來以供確定“新東北 作家群”這一概念邊界的共性，到底是什么呢?李帥曾經展望“當代東北作家 群”研究的意義，認為“從實踐價值上說，當代東北作家群與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振 興息息相關，既能產生經濟價值，又能產生社會效益”20 。黃平同樣將“新東 北作家群”與東北老工業(yè)基地聯系在一起，但是卻反其意而用之。黃平表示: “‘新東北作家群’所體現的東北文藝不是地方文藝，而是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 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鄉(xiāng)愁。這也合乎邏輯地解釋了這一次‘新東北作家群’的主體 是遼寧作家群，或者進一步說是沈陽作家群。如果沒有東北老工業(yè)基地90年代的‘下崗’，就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群’。”21 事實上早在2017年黃平莊嚴 宣告《平原上的摩西》標志著“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時，就已經相當自覺地指 出“作為歷史事件的‘下崗’”對于這篇小說極為重要，那意味著某種“共同體 的破碎”，并決定了小說的敘事形態(tài)。繼而，黃平談到“平原”，將之視作小說 為破碎的共同體提供的粘合劑:“‘平原’在初始的瞬間銘刻了作為生命本質的 愛與美，在歷史時間中銘刻了對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共同體的體認?！被氐诫p 雪濤和黃平都著意強調的1995年，我們當然很容易理解那破碎的共同體指涉著什 么:莊德增和李守廉都曾是國有企業(yè)的工人，從這一年開始才分道揚鑣。正如與 張定浩對談時黃平明確表示的:“我不認為‘東北’是一個純粹的地域范疇，我 更愿意將其理解為被地域所遮蔽的‘階級’范疇?！?2 通過這樣的轉喻，黃平將 “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鐵西區(qū)—沈陽—東北”的鏈條進一步延伸，接上了“階 級”，并由此可以指向更為宏大的命題。劉巖就曾經論證，“只有轉義為一種超 越其地方性的歷史，‘這個工業(yè)城市’作為‘懸案’的意味才得以充分顯現，沈 陽就是社會主義普遍歷史的寓言”23 ——經過諸多論者尤其是黃平的論述，生于 沈陽的劉巖所習慣聚焦的這座城市，其實已經可以與東北及東北任何一座工業(yè)城 市進行語意置換，所以那句話的意思等于是:“東北就是社會主義普遍歷史的寓 言?！薄皷|北”二字因此得以面向不可窮盡的空間與時間范疇展開其意義，以至 于我們不得不在它后面加上省略號作為后綴。

黃平認為“階級”的范疇被地域遮蔽了，但是如前所述，當他為“新東北作 家群”確立了學理邊界之后，“東北”的所指在不斷延伸的同時也必然遭到“階 級”的遮蔽——東北這塊土地連同它的所有歷史都僅僅被凝聚為一個創(chuàng)傷性體驗 的時刻。然而即便只討論那一時刻，就真的只有“創(chuàng)傷”這一種理解角度嗎?黃平沒有解釋《無賴》當中的老馬算不算工人階級，他的“創(chuàng)傷”只與外在的、不 可抗拒的歷史變遷有關嗎?——對于歷史上關于那一創(chuàng)傷時刻的主流解釋(或者 “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想象”?24 )具體該予以怎樣的回應呢?關于遮蔽的一個更 為復雜而有趣的案例是劉巖的相關研究。從2018年對《平原上的摩西》的研究， 到2019年對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的綜論，劉巖都對命名與言說當中的遮蔽保持了 足夠警惕。在他看來，僅僅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創(chuàng)傷時刻其 實是將小說與《鐵西區(qū)》等影片等量齊觀，恰恰窄化了雙雪濤的意義，因為經過闡釋話語的運作與現實社會的變遷，《鐵西區(qū)》所展示的老工業(yè)區(qū)及工人階級面 貌，已然被消費社會景觀化，“被挪用和收編為意識形態(tài)再生產的材料”。如果 說趙本山的鄉(xiāng)土喜劇讓全國觀眾誤將東北人認作“都市外鄉(xiāng)人”，而忘記了即便 在世紀之交，東北仍是全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qū);那么《鐵西區(qū)》等影片同樣 “以孤立封閉的工業(yè)生產及其簡單再生產的空間”塑造了“東北=老工業(yè)區(qū)”的 認知謬誤。而“‘老工業(yè)區(qū)’由此與‘都市外鄉(xiāng)人’悖謬性地彼此意指，自動遮 蔽了社會主義歷史中形成的工人階級的有機城市”。而在劉巖看來，雙雪濤等三 位作家的價值，并不在于簡單地抒發(fā)特定階級的歷史鄉(xiāng)愁，而在于復原了那座有 機城市，重新使工人階級成為城市中活躍而生動的元素，從而打破了“區(qū)域景觀 化的歷史再現邏輯”。劉巖的洞見的確打開了更為開闊的論域，令考察雙雪濤、 班宇和鄭執(zhí)的學術視野在時間上追溯至計劃經濟時代東北最美好的歷史時期，同 時在空間上下沉到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空間，并試圖在新一代作家的精神內面尋 求能夠超越歷史而前行的力量。但是他的論述仍舊無法脫出“東北—階級”的闡 釋框架，而其邏輯起點仍在那個共同體破碎的創(chuàng)傷時刻:“20世紀90年代到21世 紀初的歷史創(chuàng)傷是老工業(yè)區(qū)懸疑敘事的緣起。”25 當他循此闡釋框架，將《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蔣不凡視作“城市治安維護者”，并進而指認為“主流的城市 敘述者”時，盡管極為漂亮地論述了工人階級如何從城市的主人淪落為危險的他 者，卻取消了理解蔣不凡這個人物的其他一切可能:他還是一個大齡未婚的單身 男子、同事的好兄長、盡職盡責卻丟了佩槍的公安干警，后來還成為長久依靠年 邁父母照料的植物人。而在劉巖力圖顛倒以“都市外鄉(xiāng)人”面目呈現的東北人形 象時，是否意識到的確需要追問在東北那些工業(yè)城市之外，農民應該如何生活， 而他們又是否同樣有著不可讓渡的尊嚴?

為什么明知必定造成遮蔽，仍要提出概念并嚴格確定其邊界?黃平給出了自 己的理由，卻令人頗感意外地采取了現身說法的感性方式:“不管是雙雪濤還是 班宇，他們小說里都寫了一個情節(jié)就是9000元的學費，我們都知道上世紀90年代 9000元學費意味著什么。這個事情在東北是真實的，我也交過類似的學費，壓力 也非常大。對于他們的小說，我這個讀者的感受是真實的?！?6 “筆者不愿強化 共同體經驗來論證自己的看法，但不得不說‘平原’對于出生在‘東北平原’上 的我們，不是一個晦澀的象征。這里的‘東北’不僅僅是地理空間，更是以地理空間轉喻被粉碎的共同體?！?7 這是一個學者少有而可貴的動情時刻，或者說， 堅定的立場和共同體意識。在具體的對話與辯論中，情感和立場是不容置疑和拒 絕論證的，但不得不追問，是否情感動機足以構成論者持類似闡釋框架的唯一理 由?像黃平一樣成長于東北的論者具備這樣的情感動機或可理解，但仍有不少與 東北無關也不應對那一創(chuàng)傷時刻保有記憶的批評家和媒體人，也于無意識間將 “東北—階級”作為闡釋雙雪濤等人作品的預設。尤其難以解釋的是王德威，盡 管就祖籍而言他也可以算作東北人，但是卻長于中國臺灣而工作在美國，他并未 分享那種創(chuàng)傷記憶，卻同樣以國有企業(yè)改制和工人階級下崗為討論的切入點，盡管對創(chuàng)傷時刻何以發(fā)生的理解與黃平、劉巖或有不同，但王德威對于小說中人物 的遭際似乎也并不缺乏理解之同情。28 這至少提醒我們，“新東北作家群”這一 概念的特殊指向，除了情感動機之外，一定肇因于其他可供分享、傳遞和學習的因素。

事實上關于黃平所說的那個共同體破碎的時刻，知識界早有討論，并形成 頗為可觀的理論資源。1999年，在與佩里·安德森對談的時候，汪暉追溯了1990 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尤其是“新左派”(盡管汪暉更愿意稱之為 “批判知識分子”)的產生。汪暉認為，其產生的背景一方面是1992年之后“日 常生活和文化的所有結構和內容都被‘南巡’喚起的商業(yè)化大潮席卷而去”，因 而使部分知識分子感到幻滅;而另一方面，則正是市場擴張的重要內容表現為 “非國有化”。這里所說的非國有化或私有化，指的正是國有企業(yè)改制。汪暉認 為這一過程造成了當代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因此有必要對“自發(fā)私有化”或 “新自由主義”予以批判，而是否“將私有化或‘國企分家’設定為不能質疑的 目的”，也成為“左翼知識群體與‘新自由主義’及其妥協形式的真正區(qū)別之所 在”。在汪暉的追溯中我們依稀可以辨認出熟悉的話語和邏輯，當黃平動情地表 述自己的共同體認同時，當劉巖迫切地召喚對工人階級有機城市的公正記憶時， 不正和汪暉的訴求不謀而合嗎:“我們必須要回頭審視中國社會自從1949年以來 的歷史和變化，這段歷史的豐富性并不能簡單歸納為階級斗爭或計劃經濟的失 敗，它同時也包含了許多其他內容——很多人們仍然珍視的東西?！?9 或許只有 以1990年代以來大陸知識界的立場分化為背景，才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黃平、劉 巖等人賦予“新東北作家群”的特殊內涵，也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從李陀到王德威，不同美學立場的批評大家都著文肯定這一批作家的文學探索”30 。基于此，“新東北作家群”大概可以算新世紀之初的“底層敘事”之后， 又一個被深深打上“新左派”思想烙印的文學事件——這或許提醒我們在對 “新東北作家群”保持持續(xù)關注時，可時時以“底層敘事”的經驗教訓為參 照。“底層敘事”的發(fā)軔之作和最重要代表《那兒》(曹征路)，同樣圍繞 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展開敘述，一時之間引發(fā)諸多討論，甚至久不關注文學 現場的學者亦為之振奮鼓呼，由此引發(fā)了書寫底層與苦難的熱潮。但隨著討 論深入，論者卻圍繞知識分子是否有資格為底層代言而展開激烈爭論31 ;以此 為背景，黃平關于個人經驗的動情表述，以及黃平在內的多名論者對雙雪濤 等人工人階級子弟身份的強調32 ，或許并非無的放矢——成功地解決了小說家 和批評家為工人階級代言的合法性問題。但“新東北作家群”畢竟不是“底層 敘事”，前者身處更加復雜的社會現場和文化生態(tài)，因而呈現出更為曖昧的面 貌。這種曖昧復雜的一個直接表現就是，“不同美學立場的批評大家”都能在 雙雪濤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找到自己欣賞的審美趣味:李陀認為“新世紀里成長、成熟 起來的一代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追求或者傾向于現實主義寫作”33 ，并將班 宇作為例證;而王德威則從雙雪濤的寫作中發(fā)現“他明顯受到現代主義風格的影 響”34 。另一個更為耐人尋味的表現是:在討論雙雪濤的時候，黃平不能不提及 王小波。雙雪濤自稱是“王小波的擁躉”35 ，而黃平本人也從不掩飾對王小波的 喜愛36 ——事實上，出生于1980年代的文學從業(yè)者，未曾被王小波深刻影響過的 恐怕為數不多，1997年王小波逝世之后的“王小波熱”幾乎席卷了整個閱讀界。如黃平所說，那同樣是一種深刻的情感記憶。然而吊詭之處在于，無論黃平如何 努力將“純文學”的王小波與“王小波熱”及其背后“歷史的密謀”剝離開來， 仍難以否認:之所以彼時剛剛浮出水面的自由主義會選擇王小波來加以“塑造與 生產”，實因其種種敘述與言說中，的確流露出濃郁的自由主義氣息——他跟 “新左派”的差異一定比“自由主義”大得多，對于他生前已經開始的國企改制與工人下崗，他未置一詞。37這樣的復雜曖昧甚至吊詭，同樣可以在汪暉的追溯中找到解釋:“我也不贊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二元對立描述當代中國的知識狀況，因 為被歸納在‘新左派’之中的一些知識分子理論上也汲取了大量的自由主義的因素，而被歸納在‘自由主義’范疇內的知識分子也包含了偏左和偏右的差異。”38 時至今日，無論“左”還是“右”，在其來源、構成與訴求上，或許 都遠比汪暉20余年前所講述的更為復雜。對于年輕一輩知識分子而言，恐怕沒有人能夠簡單以“左”或“右”的立場、陣營來表達自己的良知與真誠。更常 見的是，他們在生活趣味、文學審美和公共事務等方面，可能表現出完全不 同的立場;甚至在同一事件推進的不同時刻，立場也不盡相同。在此意義上， 他們深刻理解和精熟掌握了左翼經典理論的精髓:世界是復雜辯證而變動不居 的，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

而這也再一次提醒我們，即便在“東北—階級”的闡釋框架之下，也可以包 含廣泛而復雜的課題:黃平和劉巖的立論就不盡相同。而隨著事件推進，共享同 種思想資源的論者也難免發(fā)生進一步分化。這讓“東北”這一概念不僅朝向未知 的空間和時間指涉無限敞開，而且還將在意義賦值的層面越走越遠。

2 “文藝”

既然前文中指出，王小波之所以會被自由主義選擇，乃是因其本身包含了自 由主義元素;則或許在此必須回答，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被置于“東北—階級” 的闡釋框架下討論，是否他們的寫作中也的確存在著與這一框架相合之處?答案 當然是肯定的。雙雪濤就曾明確表示，自己寫作的出發(fā)點是:“東北人下崗時， 東北三省幾百萬人下崗，而且都是青壯勞力，是很可怕的。那時搶五塊錢就把人 弄死了，這些人找不到地方掙錢，出了很大問題，但這段歷史被遮蔽掉了，很多 人不寫?！?9 班宇在談到自己的小說為什么總是聚焦工廠工人時，也表示那是 因為“我對工人這一群體非常熟悉，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輩，或者他們的朋友。他們的部分青春與改革開放進程關系密切，所以其命運或許可以成為時代的一種 注腳”40 。而鄭執(zhí)在“一席”演講時，也詳細講述了“窮鬼樂園”的那些窮鬼 們，把對父親個人的悼懷上升為對整個“東北”的悲憫。41 三位作者的確都寫了 不少衰敗的老工業(yè)區(qū)和過得不順心的下崗工人，不過在談及自己小說的題材時， 他們其實很少像上文引述的那樣明確表達立場態(tài)度，而基本止于承認自己對那些 人、那些事、那一區(qū)域和那一時刻比較熟悉。而當相關討論一再地圍繞著東北、 階級與創(chuàng)傷時刻展開，他們便明顯表現出想要逃離這些標簽的沖動。這種逃離甚至直接表現在創(chuàng)作層面:雙雪濤最新的小說集《獵人》幾乎是在有意地抹去筆下 的東北色彩，讓黃平多少有些不以為然。42 劉巖或許認為，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 對于工人階級有機城市的書寫乃是其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價值，并將不斷召喚后來的書 寫者，而一旦如雙雪濤《武術家》那樣的文本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則有可能造成 “前景的不確定性”——但是很顯然，作家們未必這么想。43 其實這無可厚非: 優(yōu)秀的批評家和學者致力于闡釋提煉，而有出息的作家總是想要突圍出去，這是 相當正常而健康的文學生態(tài);唯有在這樣的互動中，作家和批評家才能構成一種 良性關系，持續(xù)不斷地為彼此提供創(chuàng)新動力。至于逃跑得漂亮不漂亮，《武術家》這樣的作品寫得好不好，尤其是，逃跑之后的前景如何，過早定論難免顯得 武斷，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見仁見智的莫衷一是。更加值得探討的，或許是他們 采取了怎樣的逃跑路線，以及何以作這樣的選擇。

在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舉辦的一次活動中，魯太光、雙雪濤與劉巖的 對談就極為有趣，頗耐分析。44 除主持人魯太光的開場白之外，雙雪濤是第一 個發(fā)言者，看似應該起到破題的作用，卻不得不面對已經預設的活動主題:“文 學中的東北。”對此雙雪濤輕描淡寫地表示，之所以寫的東西多與東北相關，不 過因為生于斯長于斯，“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命運”;他強調對于東北的認識不應 該是固定不變的，而“對于一位作家而言，他寫作的材料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 的是他看待材料的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法”。由此，雙雪濤硬生生地將話題轉到 小說技術的層面，轉到納博科夫。但是之后發(fā)言的是學者劉巖，他再一次把話題 拉回了東北，不無揶揄地指出:此前雙雪濤分明表示過“想反映一點東北人的思 想、特有的行為習慣，尤其是幾個大工廠”，但是“當今天越來越多的批評家和 媒體以‘東北’這樣一個標識來塑造你作為小說家的形象時，你似乎要從這種定 型化的塑造中掙脫出來，強調自己不是在記錄、反映真實的東北。這就形成了一 種悖論”。面對這個尖銳的問題，雙雪濤承認寫作時難免要調動自己熟悉的歷 史，但是當媒體和專家朋友們對此過分關注時，作為作家他就難免有所警惕。他 再一次努力把話題從小說的材料轉向小說的技術，并強調自己“在寫作里面得到 的最大的愉悅可能還是虛構的愉悅，一些精神的樂趣”。而后，他特別提醒讀 者，“從小說里認識真正的客觀世界是比較困難的，在小說里更重要的是認識到 精神世界”。作為主持人的魯太光在此時起到了重要的調和作用，他說自己的確在《天吾手記》里讀到了“不屈不撓的故事、精神”，進而指出雙雪濤的小說有 兩個面向，其一是“世界瓦解、粉碎的過程”，其二是“很強的救贖意味”，此 外魯太光也特別指出雙雪濤對藝術性的重視?！澜绲耐呓夥鬯椤⒕駥用娴?救贖和小說藝術性，魯太光的發(fā)言幾乎涵蓋了之前劉巖和雙雪濤涉及的所有方 面。在這樣的緩沖之后，雙雪濤談起文學對于自己的意義，他提到了經典作家的 名字，提到了自己的閱讀，也提到了此前的工作，但是卻偏偏并未涉及媒體和批 評家們關心的那個“東北”。他特別說到，對于自己的小說，魯太光、劉巖乃至 于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讀，他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而在他看來，寫 作處理的是“人和意義的關系”。在這組關系里，當然有“鐵肩擔道義”的責 任，但是“道義很重要，妙手也很重要”，至少就他個人而言，最難的是要“對 自己寫的這點字負責任”。接下來雙雪濤主要談的是自己對文稿近乎強迫癥的一 再修改，則基本可以確定這里他所說的“負責任”大概僅就“這點字”本身，即 文學內部。接下來發(fā)言的劉巖表示要“接著說一點自己的閱讀感受”，但實際上 卻并沒有“接著”雙雪濤的話講，而是重振旗鼓，又一次頑強地回到了沈陽，回 到了艷粉街。劉巖談到《平原上的摩西》中對艷粉街地理位置的有意錯置，談到作為警察的蔣不凡喪失了正確理解下崗工人李守廉的能力，談到在小說的諸多敘 事聲音中唯獨缺少了案件當事人李守廉的經驗表述，也談到《北方化為烏有》的 元小說寫法，然后他對雙雪濤提出了問題:“無法直接呈現的父親的聲音和消失 的北方、消失的社群的關系，在你的小說創(chuàng)作里，是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連接?” 劉巖所談到的幾個問題，在他的那篇研究雙雪濤的論文里皆有涉及，這篇文章在 座談當時應該已在編發(fā)過程中，并將于次月正式刊出。在文章中他以強勁的理論 武器和綿密的學術修辭將他對雙雪濤發(fā)問時提到的那些零散元件，組裝成精致的 話語裝置:在他看來，小說中艷粉街位置的有意錯置乃是雙雪濤將沈陽從消費社 會的意識形態(tài)化想象中“脫嵌”而出的努力，其目的是嘗試復原那個工人階級的 有機城市;蔣不凡對李守廉的誤判，印證了下崗工人已經成為自己城市的他者; 但未能發(fā)言的李守廉，盡管只能在警察、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敘述中以他者身份 出現，喪失了發(fā)聲的機會，卻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的經驗和思想傳遞給了女兒李 斐，從而構成對話的可能。45 劉巖的繁復論證是否當真合乎雙雪濤的創(chuàng)作意圖姑 且不論，至少我很懷疑，在缺乏以上討論前提的座談現場，雙雪濤真的能夠理解劉巖問題所涉及的全部內涵嗎?他們兩人的話語結構與思維方式顯然大相徑庭。因而意料之中，雙雪濤的答復非但不合乎劉巖在論文中設立的框架，甚至有些答 非所問:他簡單地在一般意義上談了兩句父親形象與父子關系，便表達了悔于少 作的意思:“說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為烏有》，我覺得這兩部小說寫 得有點問題，這兩部小說寫得有點機巧，尤其是《北方化為烏有》。這個題目雖 然比較容易被人記住，但我稍微有點武斷。”這與其說是在反省過去的自己，不 如說是在反對批評家們對他的指認。在此之后的兩輪對話基本都圍繞著雙雪濤的 寫作和發(fā)表展開，直到魯太光突然提到雙雪濤小說中的紅旗廣場和廣場上的毛主 席像。這一次，其實能夠明顯看出雙雪濤對劉巖的解讀是認同的，但或許仍是因 為學者與作家發(fā)言方式的差異，二者的意思依舊存在著微妙區(qū)別。劉巖操持精巧 的理論話語，雄辯地闡釋出雙雪濤小說對某種蘊含復雜歷史經驗之底層情感結構 的揭示，其視野朝向整個共和國歷史;而雙雪濤則以一種典型的小說家敘述語 調，從自己與父母的經驗談起，兜兜轉轉，還是將書寫廣場與雕像的理由歸因為 自己對特定環(huán)境和特定環(huán)境中人的熟悉。

發(fā)生在北京大學的這整場座談就像闡釋者與作者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逃游 戲:劉巖努力把雙雪濤講進一個“東北—階級”的宏大歷史敘事里;而雙雪濤則扭 頭向兩個方向逃跑，一個方向是某種純粹的“文學性”，另一個方向是個人的精神 世界。其實不僅僅是雙雪濤向這兩個方向逃跑，班宇和鄭執(zhí)也有過類似的表述46 ， 不少論者也的確是沿著這兩個方向展開對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三人的研究。事實 上，像劉巖這樣幾乎完全聚焦在理論命題與現實關懷的研究者少之又少，絕大部分 論者盡管以“東北—階級”為闡釋框架，卻往往只是以此為論述的起點或背景，最 終仍要落實在文學層面討論三位作者的價值:要么從“文學性”角度探討雙雪濤等 人在小說技術方面的成就與貢獻，要么褒揚他們在作品中賦予小說人物的尊嚴和精 神力量，要么則兼而有之。47 就此而言，座談中那場追逃游戲就不僅僅是發(fā)生在 闡釋者與作者之間，還發(fā)生在一種話語與另外一種話語之間。在雙雪濤等人的自述 與研究者的闡釋中浮現出來的兩個逃跑方向，或許也指向左翼話語之外，造成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這一文學事件的其他思想資源?？紤]到三位作家對于前一種話語避 之唯恐不及，卻并未拒絕后一種話語的指認，則顯然至少對于寫作者而言，后者更 具有吸引力，因而也更有可能造成內在的盲視。

雙雪濤等人及其大量研究者們熱情奔向的兩個方向，構成他們于無意識間 認定為“文學”之物的基本輪廓，那完全可以在賀桂梅所說的“純文學”意識 形態(tài)中找到其淵源48 ，并在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更迭與反復中找到具體 線索。如果依賀桂梅所說，文學/政治的二元結構乃是“純文學”首要的認知框 架，那么先鋒文學是一個標志性的節(jié)點。在此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無論是書寫 一種政治，還是另一種政治，抑或是以文化替代政治作為文學的填充物，都不如 先鋒文學來得徹底。它根本不再考慮在內容層面“寫什么”，而轉向關注“怎么 寫”，并由此在對以政治為核心的他者之排斥中塑造出某種純粹的“文學”概 念。以此為參照或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雙雪濤等人那么不愿意認同自己作品的 價值在于書寫了東北和工人階級，而一再表示自己對“怎么寫”更為關心。他們 幾乎每個人都曾經談及先鋒作家如余華對他們的深刻影響49 ，而雙雪濤和黃平共 同熱愛的王小波，盡管因遲到太久而未被歸入先鋒作家的行列，卻至少在小說形 式上與先鋒作家們有著同樣對復雜的追求。

但是如賀桂梅所說，先鋒文學始終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完成一 種語言秩序的革命時，并沒有更多地關注與當代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關聯”50 。以 所謂的世界文學傳統為話語背景的單純形式實驗，因為無法對現實問題予以有效 回應，而難以符合長久以來已然形成的中國讀者閱讀期待，顯然不足以支撐文學 的持續(xù)發(fā)展。因此即便是先鋒文學最熱情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面對人物和 故事，‘先鋒派’注重形式的敘事方式并沒有釋放出充足的藝術能量”，于是不 得不“在90年代完成了故事和人物的復歸”。51 僅僅在形式層面運行的先鋒文學 實際上終結了，或者如有些學者理解的那樣:轉型了，幻化為其他形態(tài)。52 但無 論如何，先鋒文學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都不得不以先鋒文學為前提。徐則臣就曾 經明確表示，“所有好小說都需要一種先鋒精神”53 ，21世紀“中國可能出現的 好小說應該是:在形式上回歸古典，在意蘊上趨于現代”54 。就此而言，先鋒文 學的偃旗息鼓并不僅僅是因為內部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更因為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無論是終結了還是轉型了，先鋒文學都絕沒有失敗，而是被講述成某種常識，從 而構成新的意識形態(tài)。

而隨著1990年代文學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繁榮，人文精神大 討論又不無吊詭意味地為這一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新的他者，將與商業(yè)有關的文化生產也明確地驅逐出這意識形態(tài)之外，從而大致完成了對所謂“純文學”的定義?！凹兾膶W”的概念邊界看起來是涇渭判然的，通常來說那包含著對以下等級差序 的認同:刻意為配合政治而寫的文學當然是淺薄庸俗的;與商業(yè)資本關系密切的 影視文學、通俗文學同樣也不入流;對于外在世界的關注與思考或許應該算作文 學的一部分，但是卻必須以所謂的藝術性為前提，如果二者不能得兼，則“文勝 于質”總好過“質勝于文”。因此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不僅對“東北—階級”的 標簽頗感不適，也總是委婉而堅決地撇清自己和影視工業(yè)之間的關系:盡管承認 “電影不是文學的敵人”，雙雪濤仍然強調二者是兩碼事，而自己對于電影只是 外行和觀眾55 ;班宇也表示自己“寫小說的初衷，幾乎沒有考慮過影視化......影 像是在創(chuàng)立或復制語言，小說卻可以抵達語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處”56 ;至于鄭 執(zhí)，在“一席”演講介紹自己“缺錢的時候就會寫劇本”時，更是分明透露出一 種不得已而身在曹營的委屈與不甘。57 這倒并不是說這三位作者深深服膺于“純 文學”的自我想象，從而拉斯蒂涅般的非要擠進那個所謂的“文化精英”階層， 畢竟雙雪濤就曾經頗為不屑地表示過，很多“自稱是純文學”的作品，“其實是 很乏味的東西”58 。但是當他憑借著后來被視為類型文學或青春小說的《翅鬼》 贏得臺灣的文學獎金，開始盤算自己的未來文學之路時，想的恰恰是“我又不是 寫網絡文學的，我得給文學期刊投稿”59 ——那分明證實了“純文學”的意識形 態(tài)已經牢固地內化在他的認知結構當中。

雙雪濤心理活動中的“文學期刊”，是“純文學”得以持續(xù)存在并發(fā)揮作 用的重要載體。它們都是官方主辦的刊物，但是在1980年代特殊的歷史訴求下， 實際上是體制內的文學期刊與一批青年作者們，以“文學現代化”為旗號共同完 成了“純文學”的革命。因此自那以后，盡管在局部仍會存在政治與文學的張力 關系，但是文學期刊的編輯們大致都已經接受了1980年代文學變法的成果。60 更何況到了1990年代，市場經濟與大眾文化才是“純文學”更加危險的敵人。于是 文學期刊代表“純文學”，與商業(yè)氣息濃重的其他文學形態(tài)針鋒相對，便成為大 部分寫作者理所當然的認識。但是體制內刊物畢竟要求對中國現實有所反映，而 且1984年《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頒布之后，市場化趨勢 下的文學期刊也不能不考慮普通讀者的文學趣味和需求。因此“純文學”從高度 精英化的形式實驗向書寫現實撤退，既是賀桂梅所指出的文學內部規(guī)律使然，也與文學期刊所承受的外部壓力不無關系。1990年代以來新寫實主義、新歷史小 說、底層敘事和非虛構的潮流，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視為這內外因共同推動的產 物。但是身處體制之內又要兼顧閱讀市場慣性的文學期刊難免求穩(wěn)多于求變， 從而使其所愿意容納的“純文學”很容易呈現出一種同質化的疲怠狀態(tài):具有 事件意義的作品一旦出現，大量平庸的跟風之作便蜂擁而至，《那兒》之后 哀鴻遍野的“偽底層”苦難書寫61 ，至今都還不絕如縷。疲怠的“純文學”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于是必定又有關于創(chuàng)新的呼喊，可是像1980年代那樣的風云 變幻未免過于刺激，因此最好的創(chuàng)新不過是題材上無傷大雅的微調:看慣了鄉(xiāng) 土風情，繁華都市便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讀多了小鎮(zhèn)青年，可以把筆尖輕輕一 抬，挪到縣城。在此邏輯之下，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受到“純文學”的歡迎簡 直順理成章: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書寫也可以被納入“底層敘事”這個已被認可 的穩(wěn)妥的小傳統當中，但是他們還提供了新的空間場景，他們還真誠熱忱，他們還有講述故事的合法性，他們還在藝術上頗有追求。同樣在此邏輯之下，雙 雪濤在最新小說集《獵人》中“去東北化”的努力其實值得肯定，盡管力求創(chuàng) 新未必一定得離開“東北”，但有創(chuàng)新的野心總比甘于自我重復要好。

不過“純文學”的疲怠狀態(tài)還不僅僅來自創(chuàng)新的惰性，更根本的原因或 許是王德威所說的:對于“神性”的思考在當代中國文學里已成為“久違了 的題材”62 。中國當代文學長久在一種對歷史總體性的篤信中展開，這讓它 從一開始就獲得了某種宏大而剛健的力量。但是當“純文學”從政治的緊縛 中松綁，也就必然同時從歷史總體性中跌落，自此之后，再難找到一個足夠 達成共識的信念來填充精神空白。足夠達成共識的信念好還是不好?一定要 在某種總體性下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嗎?這些問題當然都可以長久探討，而且恐怕 難有定論，但是王德威所謂“神性”的缺位似乎的確容易使文學陷入一種瑣 碎、綿軟、猶疑、頹廢的氣質——新寫實主義中的現實只能一地雞毛，新歷史主義讓時間迷失了方向，底層敘事里的《國際歌》也只剩下兩個虛弱的字 節(jié)。63 其實無須比較這樣的氣質與宏大剛健孰優(yōu)孰劣，任何一種氣質獨占文 學版圖過久都難免遭人厭膩。因此近年來失敗青年書寫中一敗涂地的頹喪， 令論者再次迫不及待地呼喚某種超越性的精神力量:金理期待鄭小驢《可悲的第一人稱》中那個小婁，能夠通過勞動完成“主體修養(yǎng)的內在建設”，尋找到人類真正聯合的可能64 ;而李雪則為蔡東筆下的人物憑借自我反省而完 成主體重建深感欣慰，哪怕那看上去很像是對現實的逃避。65 雙雪濤、班宇 和鄭執(zhí)的小說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對于歷史事件與場景的虛構、對于邊緣 人群的關切，使他們當然可以被放置在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底層敘事—失 敗青年書寫的脈絡中加以理解，但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們極為自覺地也極有 華彩地寫出了那些小人物的尊嚴。論者往往喜歡將這種尊嚴歸之于階級，或者歸 之于宗教，但其實也可以如雙雪濤所說，那就是一個寫作者對個人精神世界的重 視。無論如何，它滿足了“純文學”長久以來的期待。

但是僅僅在一般所謂的“純文學”概念中，能夠完滿地理解雙雪濤、班 宇和鄭執(zhí)嗎?雙雪濤對“純文學”的表態(tài)早已證明，盡管無法外在于“純文 學”的意識形態(tài)去理解文學場域的構成，但對這一意識形態(tài)作家并非沒有反 省。論者早已指出，和以往青年作家相比，雙雪濤等人的出場“更多地受到市 場化媒體的支持”66 ，這種出場方式其實通向三十年來文學史發(fā)展的一條隱在 的線索。1990年代以來涌現的類型小說、網絡文學、青春寫作等潮流，由于與 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和新興媒體聯系緊密，并獲得了商業(yè)成功，因而長久以來 隱隱遭到“純文學”的排斥，被目為低人一等的“亞文學”。但雙雪濤等人對 待它們的態(tài)度顯然與“純文學”有所不同。班宇和鄭執(zhí)都曾參與由《中華文學選刊》組織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在回答“科幻、奇幻、推理等類型 文學，非虛構寫作以及互聯網時代種種新的寫作實踐，是否正移動著文學的邊 界”這一問題時，兩人的回答驚人相似，都認為文學不應該存在邊界67 ;雙雪 濤也早就表示過，不應將小說分為純文學和類型文學。68 盡管早已改旗易幟，但類型小說、網絡文學和青春寫作的影子，始終浮現在他們的文字之中。論者并 非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有趣的是經過闡釋卻會發(fā)現，那些“亞文學”的元素總 是可以被納入“純文學”的認知當中:張元珂將雙雪濤的校園題材小說視為一種 “反類型的青春寫作”69 ;在劉巖看來雙雪濤之所以采取懸疑敘事來結構小說， 正和他的寫作對象和寫作目的吻合70 ;而徐勇指出雙雪濤的成長小說指向的并 非個體而是社會現實的思考，也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劉巖、黃平對雙雪濤等人 工人階級子弟身份的強調在為他們提供了底層代言合法性的同時，也順便抹除了 他們青春寫作的色彩。71 這提醒我們，“純文學”的概念邊界很可能只有在下意識表明立場的時候是涇渭判然的，細究起來卻曖昧模糊，并且處在不斷變動當 中:近年來科幻小說不是已經為純文學作家們提供了新的實驗場地?而在麥家、 須一瓜、弋舟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早已能夠讀出懸疑推理小說的潛在影響。所謂“亞 文學”未嘗不可以對“純文學”產生建設性作用，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的寫作再 次證明了這一點。這使得由他們三人構成的這一事件所涉及的層面，必須從知識 界、文學界延伸至大眾文化領域，而我們也因此格外需要將“文藝”一詞置于雙 引號中。

3 復興?

引入大眾文化的視域，我們會發(fā)現，本文討論的文學事件實際上可以視為 一個更大事件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全部浮出地表為人所知 的2018年底，網絡上有一個說法開始流行，叫作“東北文藝復興”。網友們評 出了“東北文藝復興三杰”:唱歌的寶石Gem(本名董寶石，網友們更喜歡稱 呼他之前的藝名“老舅”)、抖音上拍短視頻的老四，還有寫小說的班宇。這 個陣容里居然沒有為視頻主播留一個座席多少讓人感到詫異，畢竟“重工業(yè)燒 烤，輕工業(yè)直播(或喊麥)”已經成為東北人盡皆知的俗語，甚至不止一次出現在論文當中72 ?！皬团d”必然指向一個曾經的輝煌時刻，但是找來找去似乎 只能追溯到趙本山的鄉(xiāng)土喜劇，然而正如有人已經指出的:如果提到趙本山， 那么從一年一度的春晚小品到連綿不絕的《鄉(xiāng)村愛情》，幾十年來東北文藝何 曾衰落過?與工業(yè)東北的衰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眾文化領域的東北始終如 火如荼。將作家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或許會讓“純文學”的擁躉頗感不適，但 事實上雙雪濤和班宇在寫小說之前已經寫過多年影評和樂評，而鄭執(zhí)的本職工 作也應該算是編劇，因此很難說他們是從文學界“出圈”，還是“跨界”來寫 作。并且這種復雜的身份恐怕還將繼續(xù)下去:雙雪濤來到北京之后，“最常聚 的都是電影人”，小說的電影版權也險些被打包收購73 ，這也很可能是班宇和 鄭執(zhí)可預期的未來。

重要的并不是這三位作者應該屬于文學界還是娛樂圈，而是他們讓我們更 加清醒地認識到:時至今日，所謂“純文學”的邊界不但一直面向大眾文化和 娛樂市場敞開著，而且日益遭受沖擊。一個極富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是易烊千璽對班宇小說集《冬泳》的推薦。2019年2月21日，在移動社交軟件instagram上沉 默了兩月半之久的頂級流量偶像易烊千璽(ins號為:_444x_)突然發(fā)圖曬出班 宇的小說集《冬泳》。盡管該軟件在國內無法直接訪問，但相關截圖還是迅速 流傳開來，當天上午9點22分班宇即在自己的新浪微博對易烊千璽表示感謝， 并“祝大家早日擁有今冬最后一款時尚單品”。無論這是否可能是經紀公司或 出版商有策劃的行動，客觀上的確令《冬泳》立刻引起廣泛關注。班宇“到長 沙、南京的書店做活動，不少易烊千璽的粉絲過來參加”，網上購物平臺也紛 紛在《冬泳》的商品頁面注明“易烊千璽推薦”，據“TFBOYS易烊千璽”搜 狐號稱:“網絡上甚至有人調侃:‘易烊千璽是文學的大救星，拯救了嚴肅文 學!’”74 而班宇的圖書銷量能夠遠超被批評家關注多年的雙雪濤，易烊千璽 的推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75 事實上這并非易烊千璽第一次推薦文學書籍，余華的《活著》能夠在2018年登上虛構類暢銷書冠軍，就被認為與當年世界讀書 日易烊千璽的力推有關，易烊千璽是否拯救了嚴肅文學雖難定論，但至少大概 率左右了部分粉絲的閱讀趣味。76

另一個影響范圍略小但更加耐人尋味的事件是第二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 引發(fā)的爭議?！皩氱昀硐雵膶W獎”由在國內知識界小有名氣的民營出版品牌 “理想國”和瑞士高級制表品牌“寶珀Blancpain”攜手創(chuàng)辦，旨在發(fā)掘和鼓勵優(yōu) 秀并具潛力的青年華語作家。其對參評作品的要求中明確表示，無論“純文學” 還是“跨類型的犯罪、推理、科幻等均可參加”?；蛟S正因為此，每屆評委盡 管人數不多，構成卻相對多元:2018年首屆評委團中既有作家金宇澄、唐諾、閻 連科，也有因參與鳳凰衛(wèi)視“鏘鏘三人行”節(jié)目而廣為人知的學者許子東，以 及音樂制作人、主持人高曉松;而2019年評委除學者黃子平、戴錦華和作家張大 春、路內以外，還有知名電影導演賈樟柯。2019年10月25日，該獎第二屆在北京 揭曉，作家、編輯、翻譯家黃昱寧憑借小說集《八部半》獲得首獎，頒獎詞中透 露出的仍舊是濃郁的“純文學”趣味，強調“文學修養(yǎng)”“短篇小說的形式”和 “西方現代小說傳統”。77 然而大概就在頒獎禮剛剛結束的當天下午17時22分， 賈樟柯在微博貼出班宇《冬泳》的封面圖，并附文字:“今年讀過的最好的小 說?！碑斖?2時18分，賈樟柯微博轉發(fā)關于頒獎禮的官方報道，配發(fā)文字:“我 的票是投給《冬泳》的?！卑嘤钣谕?9時04分回復并轉發(fā)賈樟柯第一條微博表示 感謝(“感謝賈導，我提一杯，心思全懂，都在酒里?！?;深夜23時49分回復并轉發(fā)賈樟柯第二條微博，言辭間似已暗有所指(“望周知。我對自己與朋友 們的未來只有一個期許，如賈導一般，永不油膩?！?;翌日凌晨0時10分在賈 樟柯第二條微博下回復浙江文藝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曹元勇并轉發(fā)(曹元勇: “無論投給誰，都是投給寶珀的?！卑嘤?“作為資深出版人與獲獎作品的出版 方，曹老師這話啥邏輯，具體講講。別無論了，咱論一論?！?;而后在一小時 內連發(fā)三條微博宣示戰(zhàn)斗姿態(tài)(“獎當然不是非我不可，從未這樣想過。各部作 品都優(yōu)秀。但有人愿意為我站出頭，我也不能縮起來當王八?；径Y儀，還請諒 解?！?，并為夸獎自己“爺們兒”的粉絲點贊;最終，在回復“寫下去，這最 重要”的建議時，班宇明確指出:“這不涉及任何寫作問題。所以不必在日后的 作品上見，就只在今天的微博上干?！?8 如果允許仍以我的個人趣味來說，《八部半》和《冬泳》其實都是難得的佳作;獎只有一個，最終結果就難免具有偶然 性。班宇顯然也深知這一點，因此強調“各部作品都優(yōu)秀”，但他仍然如此憤懣 不平，不能不讓圍觀者懷疑其中必有蹊蹺。在媒體追問下，同為評委的路內不得 不在微信朋友圈發(fā)言澄清，表示“就我的觀察，本屆終評時沒有內定”，進而指 出偶然性之所以能夠存在，恰恰是因為沒有內定，并拉來上屆“寶珀理想國文 學獎”作為例證——2018年該獎得主王占黑同樣是憑借第一部作品集折桂的黑 馬，進入決選名單的還有成名已久的作家阿乙、張悅然，以及雙雪濤。79 內情 究竟如何無從查證，不過經此一役，“寶珀理想國文學獎”、兩屆獲獎作家和 獲獎作品，以及由“理想國”出版的《冬泳》，都更加為人所知。在這劍拔弩 張而撲朔迷離的事件中唯一可以追問的或許是:何以在圍觀者看來，評委中特 意設置的非“純文學”代言人賈樟柯對文學的判定會比黃子平、戴錦華、張大春 和路內更值得信賴?難道賈樟柯的朋友韓寒不是早就提醒過大家，“民間高手” 不大可能與“專業(yè)人員”抗衡嗎? 80

——似乎很容易印證我們此前的論斷:“純文學”正日益遭受大眾文化(或 許還包括其背后資本運作)的侵入，第二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頒獎詞不過 是“純文學”的一次勉力阻擊。但是事情或許并沒有那么簡單。即以易烊千璽為 例，即便“熱愛文學”只是經紀公司出于營銷考慮而建構的“人設”，不也意味 著“純文學”仍然擁有不可小覷的象征資本?而賈樟柯的情況就更加復雜。在 “純文學”與大眾文化的二元對立結構中，賈樟柯很可能被視為大眾文化甚至其 背后資本的代言人——賈樟柯的電影如今早已獲得資方認可，而截至2020年3月18日，由他擁有疑似實際控制權的企業(yè)有9家。81 但是迄今為止，賈樟柯始終被看 作是一位文藝片導演，他也從未否認自己對“純文學”的熱愛。82 文學與電影畢 竟是不同的藝術門類，“先鋒文學”式的形式實驗很難直接為電影借鑒，因此賈 樟柯“文藝片導演”的固化形象主要是因為他在早期作品《小武》《站臺》《任逍遙》中，極富風格地表現了那些底層社會的邊緣人物。在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 那里，關于“寫什么”的強調被認為多多少少損害了其“純文學”性，而在賈樟 柯這里卻讓他顯得“文藝”，這看上去有些矛盾。但我們早已論證，并不存在一 個“純文學”的本質，而必須結構化地理解這一概念。在電影工業(yè)內部存在著另 外的二元對立:賈樟柯所關注的題材，以及由此而發(fā)展出的紀錄片般粗糲的電影 語言，使之與當時已經占據主流的“第五代”導演那種色彩飽滿的宏大敘事格格 不入;而其在執(zhí)導之初所能掌握的公共資源極為匱乏，使得早期幾部電影的拍攝 與傳播都處在非法狀態(tài)，更增添了其“地下”和“小眾”的色彩。因此，與主旋 律電影相比，賈樟柯顯得更具知識分子立場;而與商業(yè)電影相比，他則更富精英 文化的趣味。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賈樟柯與“純文學”站在了一起。

這或許也可以用來解釋“東北文藝復興”。董寶石與班宇在GQ Talk對談時反 復回憶的那個游蕩在錄像廳、游戲廳和迪廳的少年身影，不正是另一座城市另一 個時代的小武?而“GQ報道”微信公眾號發(fā)布對談記錄時為董寶石配發(fā)的那些與 計劃經濟時代遺留建筑的合影，似乎有意營造出一個巨大世界對倔強個體的壓抑 感，像極了賈樟柯電影畫面的風格——只是像素高了很多。而“東北文藝復興” 不約而同對小人物的關注，以及有意無意表露出的“草根”姿態(tài)與藝術風格，同 樣與創(chuàng)作者的社會處境有關:董寶石就坦言自己之所以創(chuàng)造出“老舅”的人設， 緣于沒能參加成第一季《中國有嘻哈》而產生的挫敗感83 ;而亦有論者指出，構 成“東北文藝復興”重要基礎的網絡直播從業(yè)者之所以數量如此龐大，乃是因為 如今東北地區(qū)就業(yè)機會稀少，而這些年輕人又缺乏過硬的人脈關系。84 以此言 之，“東北文藝復興”很可能與趙本山毫無關系，也無意回應東北歷史上任何一 個文藝繁榮的時刻，而只是用“文藝復興”的方式和口號反諷地表達了對“經濟 振興”的強烈渴望和巨大焦慮。這樣內在于現實背景、創(chuàng)作過程與文本形態(tài)之中 的二元對立結構，一定也會讓受眾在接受“東北文藝復興”時多少感到某種挑釁 主流的隱秘快感;正如世紀之交的大學校園里，那些賈樟柯早期作品的觀眾們在從互聯網上下載資源或以學術名義內部觀影時，會因為正在觸碰未被獲準公開放 映的禁忌，而產生一種浪漫的自我想象。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這種浪漫的自我想 象，讓賈樟柯完成了最初的象征資本積累。

但是近20年過去，當年小眾的地下導演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傳奇;“東北文 藝復興”掀起了席卷互聯網的全民狂歡;而那些因《小武》而淚流滿面的清癯大 學生們應該已經長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如今他們怎么也找不到那些經常變更 網址的免費電影資源，如果要看電影，他們寧可多花點錢走進大學時代還未充 分發(fā)展起來的商業(yè)影院，不過更多時候他們可能會選擇癱在沙發(fā)上刷抖音短視 頻。——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什么被悄然改變了?或許可以從那首讓董寶石一 夜成名的《野狼Disco》里找到答案。《野狼Disco》當然也應該被視為“東北文 藝復興”的代表作，某音樂APP里關于它最熱門的一條評論是:“東北現實文 學，工人階級rapper，勞動人民藝術家?！薄瓷先ミ@完全可以被“東北—階 級”持論者拿去作為對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的評價。然而吊詭的是，至少從歌 詞來看，既找不到“勞動人民”，也找不到“工人階級”，甚至如果拋去方言 的因素，“東北”的痕跡都微乎其微。按道理講，《野狼Disco》講述的時代的 確應該與雙雪濤等人小說里的時代高度重合，但是在這個尷尬的迪廳搭訕故事 里，令黃平念念不忘的共同體破碎時刻的痛感被擋在了喧囂的音樂和曖昧的燈 光之外，所有抒情都由BP機、大哥大和港臺娛樂構成的記憶碎片來拼成。大眾 文化的邏輯絲毫不理會左翼話語的關切，批評家們思考“東北”時呈現出來的 歷史意識、理論深度與道德良知，被大眾文化輕易地抹除了，代之以主要由自嘲 和懷舊構成的情感撫慰。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賈樟柯這里:隨著那個時代日漸遠 去，越來越少的觀眾會去追問為什么電影里的縣城那么破敗，而那些年輕人又幾 乎全都無所事事，更多大概只是在那些卑微的愛情故事里輕輕撫摸自己的青春傷 痕。因此將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的寫作命名為某種“鄉(xiāng)愁”其實有其危險，在脫 離了具體論述語境之后，這樣的命名會讓他們被同樣的情感結構復制與改寫。不 過沒關系——他們大概根本就很難逃脫這一命運。

或許有必要重新提及張定浩與黃平的那次對話，對話的緣起也與第二屆“寶 珀理想國文學獎”引發(fā)的爭議有關。張定浩對所謂“新東北作家群”的不同意 見，正是因該事件才有感而發(fā);黃平的看法與他又略有不同，于是就產生了對話 的必要?！斎?，他們的討論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卻也因此讓我們看到所謂“純文學”內部的探討如何與大眾文化現場交疊在一起。在對話接近結束的時 候，兩人似乎在對某種“中產階級美學”的否定上達成共識，但共識很快就出現 了縫隙:張定浩認為反“中產階級美學”不一定要“反智”，不一定要有意塑造 “屌絲形象”去貶損“善與美”，那其實是靠著塑造特定的形象或表達特定的立 場來討好讀者，“只不過是用一種虛偽替代另一種虛偽”;黃平則指出問題在于 中產階級寫作壟斷了對善與美的詮釋，這種詮釋傲慢地斷定寫工人共同體就不會 是好的文學。張定浩與黃平在此問題上的共識與分歧來自他們對“中產階級美 學”這一概念認識的差異:他們都同意這是一種虛偽的美學，是有意討好的美 學;但是在張定浩看來這種不真誠是能力問題，是作者在藝術上不夠下功夫;黃 平則認為這所謂的“藝術”本身就包含了一個共同體對另一個共同體的視而不 見。85 而既然兩人不盡相同的指責都可以在“中產階級美學”這同一個概念下展 開，是否也意味著，其實廣義而言，兩人所持有的觀念都是“中產階級美學”的 一部分?

事實上，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對“中產階級美學”的警惕由來已久，可以 一直上溯到現代文學時期。而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從世紀之交重新開啟的持續(xù) 討論，1990年代以來另一個被壓抑的“亞文學”傳統“小資寫作”便與此有關?！爸挟a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經常被混為一談，在社會學意義上，它們的確難 分彼此。南帆曾經對這一問題予以考證辨析，指出:“盡管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 級的社會學涵義時常重疊，但是，二個術語聚焦的層面并不一致。中產階級意味 的是穩(wěn)定、可靠、拘謹、克制的安全生活......(中產階級)身上平庸中等的美學 趣味顯然是他們古板生活方式的寫照。相對地說，小資產階級的稱謂背后更多地 暴露出激進的文化成分。......總而言之，‘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同一 批人分裂出來的兩個形象。當人們用‘小資產階級’這個術語代替‘中產階級’ 來談論同一個群體的時候，他們身上種種‘超越’社會地位的文化表演得到了更 多的考慮。通常的情況下，中產階級保守、刻板、循規(guī)蹈矩;小資產階級浪漫、 狂熱、波西米亞?！?6 但是，如果“歷史告別了大規(guī)模階級對壘的顛簸期”， 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日益繁榮的中國，南帆所作出的區(qū)分就與其說是 指同一批人中兩種不同文化表現的群體，不如說是這一批人同時具備的兩面性。因此在一般的討論中，“中產階級美學”與“小資審美”往往還是被混同使用， 圍繞著它們的言說聚訟紛紜，卻大致都認可以下幾點:其一，“中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在當下并非階級身份而是文化身份，某種意義上，正是對“中產 階級美學”或“小資審美”的認同使一個人成為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其二， “中產階級美學”或“小資審美”已然或即將掌控文化領導權，構成當前中國社 會的主流審美趣味。其三，與南帆以區(qū)分的方式所描述的這一人群的復雜性有著 密切關系: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極其渴望并善于將異質性的審美趣味(既包括 高于他們的文化，也包括邊緣小眾尚不合法的文化)吸納為自己的審美趣味，并 使之合法化——與此同時，也庸俗化。87 依照這一認識，則無論是“純文學” 的審美趣味，還是“新左派”的理論資源，都可以被“中產階級美學”不可饜足 的胃口消化，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否則我們便很難理解，雙雪濤所熱愛的 余華、王小波與村上春樹，是怎么成為小資閱讀的熱門——難道他們不是“純 文學”作家嗎?第二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那洋溢著“純文學”氣息的頒獎詞 套用在他們身上毫無違和，只是當村上春樹使用的時候，需要把“中文寫作”改 成“日文寫作”。而李云雷則指出:“在當今這個時代，在小資文化中占據主流 的是‘自由主義’及其價值理念，但并非從來如此?！痹?012年寫成的這篇文章 中，李云雷熱切地期待著，“當小資逐漸底層化的時候，他們會對自己的現實處 境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他們也會將這一認識帶入到他們對當代文化的理解之 中，在與底層的接觸中形成新的小資文化，而這樣的文化必定會為當代文化帶來 新的氣象”88 。如今八年過去了，包括雙雪濤、班宇和鄭執(zhí)在內的“東北文藝復 興”應該可以讓李云雷稍感欣慰。

借用“中產階級美學”或“小資審美”來整合與闡釋聚集在雙雪濤、班宇和 鄭執(zhí)身上的種種言說及背后復雜的脈絡，或許會令人感到不快，但其實這并非悲 觀的結論。如李云雷所說，加諸這兩個概念之上的偏見或許應予清除:“在社會 價值觀處于混亂狀態(tài)的今天，小資或許會通過自己的文化選擇為我們這個社會提 供一帖粘合劑，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讓我們這個社會形成一 種新的核心價值觀?！?某種意義而言，“中產階級美學”或“小資審美”的確就 是當前主流文化的重要生產者，它們呈現出也持續(xù)制造著審美趣味的復雜構成。承認這一點，便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不僅僅是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也不僅僅 是本文所涉及或未來得及涉及的任何一方事件參與者，而且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 身處“中產階級美學”或“小資審美”的內部;相應地，每一個人也都應對當前 的審美趣味負有責任——盡管本文也同意張定浩所說，總有一些人一些力量，比那些匿名的“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發(fā)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所以，到底 主流文化與審美趣味將會變成怎樣的面目?最終東北文藝又將以何種形態(tài)復興? 這樣的問題目前不會有答案，卻呼喚著每一個人更加自覺的責任擔當和更加謙虛 理性的審美實踐。

注釋：

1 在“一席”演講時，鄭執(zhí)不無幽默也不無感慨地說:“一席邀請我來的那個時間點， 剛好是我在去年12月份的一個文章賽事上拿到首獎的第二天，所以不得不讓我認為， 社會有的時候稍微勢利眼一點也沒什么不好。”參見鄭執(zhí)《面與樂園》，“一席”微 信公眾號2019年1月19日。

2 王宏圖:《2019年文壇掠影:柳暗花明又一村》，《文匯報》2019年12月30日。

3 [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邱培明、陳圣生等譯，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頁。

4 10 雙雪濤、走走:《“寫小說的人，不能放過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 2015年第3期。

5 在北京大學與魯太光、劉巖對談時，雙雪濤就對評論界贊聲一片的《平原上的摩西》 表示了反省，盡管那可能是有意為之。參見魯太光、雙雪濤、劉巖《紀實與虛構:文 學中的“東北”》，《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2期。

6 15 22 24 26 85 張定浩、黃平:《“向內”的寫作與“向外”的寫作》，《文藝報》2019年12 月18日。

7 “開卷”顯示，截至2020年2月，雙雪濤銷量最好的作品《平原上的摩西》數據為 20227，班宇《冬泳》為80265，鄭執(zhí)《從此學會隱藏悲傷》為17083。但是“開卷”的 數據只涵蓋新華書店和部分網店，因此并不代表全部銷量，大致應在此數據基礎上乘 以系數3，或可接近真實數字，但即便如此，除《冬泳》外，三人作品銷量都未突破10 萬冊。數據來源:openbook開卷，http://www.openbook.com.cn。

8 辛陽、胡婧怡:《曾經的東北作家群，如今的“鐵西三劍客”——他們，在同一文學 時空相逢》，《人民日報》2019年10月24日。

9 劉巖:《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 宇、鄭執(zhí)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

11 在《天吾手記》的后記中，雙雪濤自己也謙虛地承認:“當時迷戀村上春樹，追求趣 味，有時過頭，有點輕浮?！迸c走走的訪談中，雙雪濤也坦然表示:“《融城記》和 《刺殺小說家》，都是村上春樹的產物。”“融城記”即《天吾手記》原題。參見雙 雪濤《天吾手記》，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頁;雙雪濤、走走:《“寫小說的 人，不能放過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

12 班宇:《冬泳》，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8頁。

13 李雪:《城市的鄉(xiāng)愁——談雙雪濤的沈陽故事兼及一種城市文學》，《當代作家評 論》2016年第6期。

14 參見劉巖《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 宇、鄭執(zhí)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關于班宇小說里有意使用的 東北方言，或者說“口語”，張定浩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有所批評，可參見張定浩、黃 平《“向內”的寫作與“向外”的寫作》，《文藝報》2019年12月18日。

16 林喦:《“新東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東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種》 2015年第23期。

17 在談及當代東北作家群研究的實踐價值時，李帥指出:當代東北作家群乃是“東北經濟政 治振興的隱形文化資本，而文化資本的富足和象征資本的突出，必然轉化為社會資本與經 濟資本”。這一多少有些想當然的推論，顯然淵源有自。參見李帥《當代東北作家群的研 究向度與價值》，《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8 王禹琪:《遼寧省作家協會來吉交流》，《吉林年鑒》，2017年。雷宇:《舉辦“東 北地域文化與新東北作家群”座談會》，《中國共產黨遼寧執(zhí)政實錄》，2017年。

19 20 李帥:《當代東北作家群的研究向度與價值》，《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9年第1期。

21 30 66 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23 45 70 劉巖:《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yè)區(qū)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 為中心》，《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25 參見劉巖《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yè)區(qū)的嫌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 中心》，《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劉巖《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 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 11期。

27 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 評論》2017年第3期。

28 62 參見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年 第7期。

29 38 汪暉:《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12、16， 12頁。

31 參見南帆等《底層經驗的文學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學》2005年第11期;吳亮 《底層手稿》，《上海文學》2006年第1期。32 參見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劉巖 《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 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李雪《城市的鄉(xiāng)愁——談雙雪濤的沈 陽故事兼及一種城市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等等。

33 李陀:《沉重的逍遙游——細讀〈逍遙游〉中的“窮二代”形象并及復興現實主義》，“保馬”微信公眾號，2019年5月10日。

34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年第7期。

35 雙雪濤:《我的師承》，《文藝爭鳴》2015年第8期。

36 “克制對王小波作品的喜愛，對筆者而言過于艱難”，參見黃平《十年:作為“神 話”的王小波》，《中國社會導刊》2007年第8期。

37 黃平:《十年:作為“神話”的王小波》，《中國社會導刊》2007年第8期。

39 44 魯太光、雙雪濤、劉巖:《紀實與虛構:文學中的“東北”》，《文藝理論與批 評》2019年第2期。

40 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對小說本質進行一些探尋》，《南方都市報》2019年5月26日。

41 57 鄭執(zhí):《面與樂園》，“一席”微信公眾號，2019年1月19日。

42 參見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43 參見劉巖《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 宇、鄭執(zhí)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

46 參見曾璇《班宇:小說要勇于嘗試 抵達語言和事物的最深處》，《羊城晚報》2019年4月15 日;《鄭執(zhí)是誰?》，騰訊網，https://new.qq.com/omn/20190321/20190321A0LW5J.html?Pc。

47 譬如王德威和黃平的相關論文，就非常典型。參見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 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3期;王德威 《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年第7期。再如 木葉對雙雪濤小說語言成就的肯定，并指出其小說中有某種“內在的光源”;李德南 認為“雙雪濤既發(fā)揮了小說介入現實的功能，又意識到他是在寫小說，并沒有完全忘 卻藝術的自律”;田耳同為小說家，更是主要從寫作技藝的層面討論雙雪濤的小說。參見木葉《我們總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讀雙雪濤》，《上海文化》2016年第11 期;李德南《最初的愛情 最后的儀式——讀雙雪濤的〈安娜〉》，《創(chuàng)作與評論》 2014年9月號(上半月刊);田耳《瞬間成型的小說工藝——雙雪濤的小說》，《上海 文化》2015年第7期。

48 可參看賀桂梅在《“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六章中的相關討論。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9 參見雙雪濤《我的師承》，《文藝爭鳴》2015年第8期;孫磊《班宇〈越過冬天的小 說〉》，金羊網·金羊文化，http://culture.ycwb.com/2019-04/15/content_30239646. htm。

50 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版，第163頁。

51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2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頁。

52 參見謝有順《歷史時代的終結:回到當代——論先鋒小說的轉型》，《當代作家評 論》1994年第2期;張清華《先鋒的終結與幻化——關于近三十年文學演變的一個視 角》，《文藝研究》2016年第4期。

53 徐則臣、馬季:《徐則臣: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大家》2008年第4期。

54 徐則臣:《小說的可能性》，《文學港》2005年第2期。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 時，雙雪濤表達了和徐則臣完全相同的看法，而在提問時，《北京青年報》直接將 雙雪濤指認為“先鋒文學寫作者”。參見唐山《雙雪濤:從不想最終會下一個什么 蛋》，《北京青年報》2019年9月20日。

55《電影不是文學的敵人》，“單讀”微信公眾號，2018年1月10日。

56 曾璇:《班宇:小說要勇于嘗試抵達語言和事物的最深處》，《羊城晚報》2019年4月 15日。

58 68 雙雪濤、三色堇:《寫小說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報》2016年9月22日。

59 淡豹:《養(yǎng)成作家》，《界面新聞·正午》2017年1月5日，https://www.jiemian.com/ article/1053713.html?_t=t。

60 參見葉祝弟《純文學刊物的式微與先鋒派小說的終結》，《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5年第9期。

61 可參看丁智才《當前文學底層書寫的誤區(qū)芻議》，《當代文壇》2005年第1期。

63 此指曹征路故意取《國際歌》中“英特納雄耐爾”末尾兩字的諧音，作為《那兒》的 標題。

64 金理:《失敗青年故事的限制與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稱〉為例》，《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5期。

65 李雪:《大城小事·浮城舊夢——蔡東小說閱讀札記》，《小說評論》2019年第6期。67 《當代青年作家問卷:班宇×大頭馬×董夏青青×鄭執(zhí)》，“中華文學選刊雜志”微 信公眾號，2019年5月9日。

69 張元珂:《反類型的青春寫作——雙雪濤中短篇小說論》，《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4年9月 號(上半月刊)。

71 徐勇:《成長寫作與“小說家”的誕生——雙雪濤〈聾啞時代〉閱讀札記》，《鴨綠 江》(上半月版)2015年第5期。

72 如謝雯:《歷史社會學視角下的東北工業(yè)單位制社會的變遷》，《開放時代》2019年 第6期;張丹:《困頓之城的文學想象——談雙雪濤的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特色和經驗》， 《芒種》2018年第12期;趙藝:《“80后”文學的變局——雙雪濤小說論》，華東師 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73 吳呈杰:《雙雪濤:像小說家一樣存在》，《人物》2017年第12期。

74 可參見instagram上“_444x_”與新浪微博“坦克手貝吉塔”(即班宇)于2019年2月 21日發(fā)布的信息。并參見李穎迪《班宇:易烊千璽喜歡看我的書，這小孩挺好，我挺 高興》，《智族GQ》2019年9月刊;《有人說易烊千璽拯救了嚴肅文學?!粉絲:買 的書確實比以前多了很多》，“TFBOYS易烊千璽”搜狐號，https://www.sohu.com/ a/301190478_157121。

75 至少從“開卷”提供的數據看，《冬泳》的月銷量在2019年2月出現了跨越式提升， 從1月的1685冊增長到5940冊，且直到2019年2月也未低于4000冊。或許同樣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11月該書銷量迎來峰值，暴增到11530冊。而就在前月6日，以《野狼 Disco》火遍網絡的董寶石與班宇在GQ Talk對談，12日，董寶石在微博透露正和老四一 起拍《野狼Disco》MV，“東北文藝復興三杰”的說法也許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不脛而 走。數據來源:openbook開卷，http://www.openbook.com.cn。參見“寶石Gem”(即董 寶石)新浪微博，2019年10月8日，2019年10月12日。

76 《有人說易烊千璽拯救了嚴肅文學?!粉絲:買的書確實比以前多了很多》， “TFBOYS易烊千璽”搜狐號，https://www.sohu.com/a/301190478_157121。

77 頒獎詞為:“黃昱寧展現了很豐富的文學修養(yǎng)，以洞徹的世情與人情觀察使短篇小說 的形式深度生動展現。不同類型作品于焉也示范了作者打通西方現代小說傳統與中文 寫作的卓越能力?！眳⒁姟?019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揭曉》，“理想國imaginist”微 信公眾號，2019年10月25日。

78 參見“賈樟柯”新浪微博，2019年10月25日;“坦克手貝吉塔”新浪微博，2019年10 月25日—26日。

79 聶麗平:《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揭曉后，班宇發(fā)微博質疑引發(fā)爭議》，新京報網·文化，2109年10月28日，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10/28/642629.html。

80 參見韓寒《我也曾對這種力量一無所知》，“韓寒”微博，2018年1月12日。

81 數據來源:天眼查，https://www.tianyancha.com。另可參見聶偉《一個概念的熵變:“第六代”電影的生成、轉型與耗散》，《文藝研究》2012年第2期。

82 這位語文教師之子“從小體現出文學天賦，中學時已經在《山西文學》發(fā)表小說，高 中時創(chuàng)辦詩社。即便沒考上大學，山西作協也愿意吸納他為成員”?？歼M北京電影學 院，他讀的也是文學系，多年之后仍對入學初謝飛老師“一定要學好文學”的告誡記 憶深刻。參見《賈樟柯:你變了!賈科長，你又變了!》，騰訊網·騰訊娛樂·封 面人物第123期，https://ent.qq.com/original/bigstar/f123.html;陳波整理《尋找電影之美——賈樟柯十年電影之路》，《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83 《GQ Talk|董寶石對話班宇:野狼Disco不是終點，我要用老舅構建東北神奇宇宙》，“GQ報道”微信公眾號，2019年10月9日。

84 謝雯:《歷史社會學視角下的東北工業(yè)單位制社會的變遷》，《開放時代》2019年第6期。86 南帆:《小資產階級:壓抑、膨脹和分裂》，《文藝理論研究》2006年第5期。

87 關于這三點共識，除了這里提到的南帆和李云雷的文章，亦可參見何平、張光芒、汪 政、何言宏《當下文學中的“小資情調”和“中產階級趣味”》，《文藝評論》2005 年第6期;朱國華《中國人也在詩意地棲居嗎?——略論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語境條 件》，《文藝爭鳴》2003年第6期;等等。

88 李云雷:《新小資的“底層化”與文化領導權問題》，《南方文壇》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