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一種很特別的現(xiàn)象：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詩經》，但幾乎大部分人都不是很確切地知道《詩經》到底在講什么，這是一部什么樣的詩集？漢唐人不會有這樣的困惑。宋代以后，困惑再也沒有消歇?？赡軟]有朱熹，《詩經》作為儒家經典，根本不會造成這樣的隔膜?？墒?，朱熹和他《詩集傳》的出現(xiàn)，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站在“詩經學”研究的“轉折點”上

朱熹就站在“詩經學”研究的那個轉折點上，他的樣子突兀又無奈。作為理學家，他是后世那一場“存天理滅人欲”災難的始作俑者，毀譽參半；對于《詩經》來說，他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坐標，依舊毀譽參半。他把《詩經》“腰斬”了！在他之前，《詩經》是朝廷的廟堂之音，在他之后，《詩經》應該還是朝廷的廟堂之音。但是最有藝術成就的“風詩”，被他改為“淫詩”了，也就是今天說的“民間歌謠”?！对娊洝返男再|瞬間“急轉彎”，從廟堂禮樂經典變成了一部“民間愛情詩”。

這種判斷對后世影響深遠。直到今天，大多數(shù)人心目里的《詩經》，也是一部看不大懂的、似是非是、模糊的“愛情詩集”。

有時候，我們不能把一個重大事件的最后結果，全部歸咎于一個過于單薄的個人。整個社會的文化思潮和發(fā)展趨勢，必然會推動一個結果。在整個宋朝，正在廣泛興起一種“質疑”的思潮。不甘于落在唐人巔峰之下的宋儒們，有志于在學問上面再創(chuàng)一座高峰，他們對《四書》《五經》等“漢學”都開始進行廣泛的“質疑”，挑戰(zhàn)漢家“恪守門戶”的傳統(tǒng)。歐陽修、蘇轍都開始“另辟蹊徑”，拋棄或者貶斥最正統(tǒng)的《毛詩序》，表現(xiàn)一下文藝開放與創(chuàng)造時代的大胸懷、大視野。朱熹最有“理性”精神，他推翻《毛詩序》，提出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也是順應潮流的表現(xiàn)。

朱熹拋棄“毛詩序”，開創(chuàng)的研討方法很簡單，“只從詩經文本入手，探求詩篇本意”。拋棄那些“名門學派”的獨家闡釋，只看文本表現(xiàn)了什么，這種學術態(tài)度其實也沒錯。問題是：《詩經》是產生于遠古時代的一部經典。它本身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后世的漢樂府、唐詩之類并不相同?！对娊洝穭?chuàng)作的特點是缺少敘事、只留下抒情部分的詩篇。作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上”的全民性經典，在周代，詩歌描述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不需要敘事，只有“抒情的吟唱”。隔了兩千多年，這些“事件”早已埋沒不聞，禮法風俗也“情隨事遷”，只從“文本入手”，已經探求不出“詩篇本意”。所以朱熹的主張，實際上變成了“望文生義”。只依據“文本”拋棄時代背景解讀的結果，就是讓《詩經》失去解讀的唯一性，變成“模糊不清”、隨意解讀的“千人千面”局面。解讀《詩經》真正科學的方法，應該是時代背景和風俗精神。這是《詩經》的土壤，只從文本下手，不同的時代看出不同的“文本”，怎么得出正確的結論？

朱熹的那“一寸”遲疑

紛紛紜紜的迷霧籠罩下，我們不得不重回一千年前，看看“始作俑者”朱熹的心態(tài)。在仔細閱讀《詩集傳》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朱熹在拋棄《毛詩序》的時候，竟然有了“一寸”的遲疑。

他為什么“遲疑不決”？

朱熹的確很“矛盾”。在《詩經》的“二南”里，他看到的不是“民間”，而是明確無誤的“廟堂”。鐘鼓鏗鏘之音，樽爵祭祀之禮，實在沒有辦法將這些屬于“黃鐘大呂”的東西，歸向所謂的“里巷歌謠”。朱熹還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對“明主圣王”的推崇也深入骨髓，貫徹著“圣人之旨”的“二南”，讓他敬畏而不敢擅自“文本”論之。列在《詩經》第一篇，占據重要地位的《關雎》詩，朱熹更加為難?！榜厚皇缗?，鐘鼓樂之”的廟堂之音，讓他沒有辦法確定為“民間里巷歌謠”。

朱熹最終妥協(xié)了?！拔┲苣?、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fā)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倍鴮τ谘彭?，《詩集傳》說：“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故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p>

朱熹的“腰斬”《詩經》，避 開了“二南”和“雅頌”。他對《周南》《召南》的教化作用給予肯定，對《詩經》的經學意義，作了繼承和發(fā)展。對《關雎》詩，朱熹認為是“王者之風”，歌頌文王和太姒的婚姻。對于漢代匡衡所說“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的評價，朱熹認為“可謂善說詩矣”。他對《毛詩序》的態(tài)度，還是有所保留的，他并不是完全拋棄了漢儒的觀點。所以方玉潤說他：“然則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圍也。”

今天的我們，為什么要回到一千年前的朱熹那里，仔細觀看他那“一寸”遲疑？是因為朱熹之后，“說詩”的門戶紛然爭起，“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則詩旨因之愈亂”。我們要撥開這個迷局，不得不回到朱熹那里去看他這“一寸”遲疑。問題在于：如果“關雎詩”是“綱紀之首，王教之端”，那其他國邦的“風詩”，為什么不是“綱紀之尾，王教之末”，因循相續(xù)？而意外變成了民間男女表達愛情的“里巷歌謠”？

圣人之意還是民間愛情？

今天對于《詩經》解讀的態(tài)度，還不如清代更客觀。清代還有“宗朱”與“背朱”的爭議，今天干脆全部“宗朱”，而且“宗”得更徹底，連朱熹不肯否定的“二南”和雅詩一并變成“民間愛情”詩。既然是“民間愛情詩”，那就完全不需要考慮周代的倫理綱常，不需要考慮周代的禮儀觀念，根據想象自由解讀。于是，《詩經》中涌現(xiàn)出“大量”自由、熾烈、大膽、狂野、帶著原始野性的“愛情詩”，甚至“氏族社會群婚遺俗”、“搶婚”風俗等嚴重違背周代文明禮俗的內容也頻頻出現(xiàn)。閱讀《詩經》的人，都以為周代是一個充滿著愛情自由的原始、浪漫社會。這并不是事實。

周代是等級分明的禮法社會，“男女有別”?！抖Y記·內則》有：“男女不相授器”、“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痹诨橐錾?，《禮記·曲禮》規(guī)定：“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詩經·齊風·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那些自由、大膽、狂野的“愛情”，在禮法分明的周代社會根本不可能存在。

反過來，《詩經》里面的“圣人之意”，卻被歷代封建王朝的“帝王”奉為圭臬。第一個否定《詩經》的是秦始皇，在熊熊火焰里，他親手拋出的第一部書就是《詩經》。“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強秦不到二十年土崩瓦解；漢高祖不喜歡讀書，聽到陸賈闡述《詩經》“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的時候，“莫不稱善”……漢代“未央宮”，唐代“大明宮”“麟趾殿”，宋代“文德殿”、明清兩代的“關雎宮”“麟趾宮”“朝陽殿”“武功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朝鮮歷史上最宏大的宮殿“景福宮”，這些宮殿名字全部出自《詩經》。

一部民間男女的愛情詩，能夠做歷代帝王家的課本，試問帝王缺少的是治國之道，還是男女愛情？

時代對民族基因文化的呼喚

可能朱熹自己也無法明白：一位學者關于經典的解讀，一旦和政治相裹挾，會產生什么樣的強大力量。

朱熹的學說，在宋朝末年的南方產生了很大影響。13世紀元兵下江漢，俘虜了江漢名儒趙復，使之教授北方學子。趙復正是朱熹學說的繼承者，將朱子的“詩經學”帶到北方。元仁宗開科取士的時候，朱子《詩集傳》成為法定教本，走上“獨尊”的地位，明代承繼之。明朝初年，饒州儒士朱季友上書朱棣駁斥程朱之說，被杖責打個半死。加上當時可怕的文字獄，以后再也沒有人敢說朱熹學說的不是。明武宗正德三年的狀元呂柟，被認為是“中國第一等人才”，聲望極高，他寫《毛詩序說》，只敢說“漢學”是怎么說的，卻不敢言 “朱序之非”，委曲回避。呂柟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說。

朱熹沒有這樣的力量，不準他人反駁自己的學說。但是被推上“獨尊”地位的《詩集傳》卻有這樣強大的、無與倫比的威力。在一百多年間，萬人“噤聲”，沒人敢說個“不”字。明代學者楊慎描述明初這種現(xiàn)象：“今世學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是之；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秉S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說：“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p>

但是，《詩經》是“經學意義”，還是“文學意義”，其實沒有必要去嚴格厘分。它的初始意義毫無異議是“經學”，“載道之學”。而那個時候，“文學”還沒有“自我覺醒”。但《詩經》的文學價值卻是無與倫比的。它在溫情脈脈的禮儀文化中，將“王者之道”的“圣人之旨”，“文質彬彬”的美學追求，深入貫徹到《詩經》當中，用原始又“直覺”的“感知”去反映“理性”，描繪“理性”。《詩經》的文學價值，正是周代“禮樂治國”理想的感性顯現(xiàn)。

既然是“王道”，是“綱紀”，是“理想”，就不可能是民間的男女歌詠，“各言其情”。在走過了一段“誤區(qū)”之后的今天，破除王道“迂腐”已經不再是首要任務，為文化尋根、在傳統(tǒng)里尋找民族精神的力量成為時代的任務。因為這樣任務的召喚，想要回到一千年前?；氐揭磺昵?，朱熹在對《詩經》進行“腰斬”的那一刻。

看看手握彤管的朱熹，看看他“定性”那一刻的遲疑?；蛟S這“一寸”的遲疑，值得我們冷靜下來，對整個《詩經》的研究史開展一次追根溯源，全面去看待《詩經》學家對“圣人之旨”的態(tài)度，重新審視《詩經》的經學意義和文學意義；或許這“一寸”的遲疑，能夠讓我們也產生“一寸”遲疑，對待朱熹的“腰斬”行為，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待？全盤接受還是有所保留？也或許這“一寸”遲疑，讓我們能夠在理解朱熹的前提下，至少不會把“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這樣的詩句，當成“民間愛情詩”，而將一部先民政治倫理教化的典籍，當成一部自由、開放、狂野的愛情詩集。

《詩經》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对娊洝返难芯亢徒庾x，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的研究，對于一個民族文化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建設文化強國、樹立文化自信的當代，更應該對民族文化的源頭基因進行“溯源”，回到原始，回到當初，看看圣賢明主在推行“禮儀教化”的治國倫理文明時，賦予《詩經》什么樣的神圣使命？看看《詩經》里包含的“家國一體化倫理”體系，能夠給今天的治國理政和社會道德體系建設，注入什么樣的思想營養(yǎng)和精神支撐？看看《詩經》在強力打造“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漢文化血脈時，怎樣形成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這是一個時代對于民族基因文化的呼喚，是一個民族在遇到精神文化困境的時候，對于神圣母體的回歸和汲取。

所以，回歸本原，尋找原始，在《詩經》里把握中國人的精神方式，是我們對待《詩經》的科學態(tài)度。在這之前，我們首先要回到一千年前，看看朱熹那“一寸”遲疑。那是一個分界線，一個轉折點，也是《詩經》研究的一個驛站。站在那里，眺望前后，才能有一個理性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