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江堤 資料圖片

1954年，工人在武漢張公堤上裝卸泥土，加固堤壩。資料圖片

武漢的城市史流淌著水與治水的旋律。在治水、擋水的過程中，城市一步步擴大，也是在與水的交道中，武漢的城市精神逐漸養(yǎng)成了以至柔而至剛的氣質，既可火辣作響，也能溫柔以待；可以瞬間爆發(fā)澎湃，也能經久地堅持與承受。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拐點，都可以看到這座城市性格的鮮明彰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zhàn)中，無數武漢人挺身而出，以實際行動筑牢著阻擊病毒的堤壩。

長堤

大多數城市的崛起都與政治、軍事因素緊密相關，但江漢平原的城市、江湖之濱的城市不一定是這樣。比如，大漢口的崛起。1929年漢口稱“漢口特別市”，這是它第一次有獨立的行政含義，在此之前，漢口只是漢江與長江交匯處的一個碼頭、一片灘涂、一個貿易市場。在地域管轄上，它屬于漢陽。

但一條大堤的修筑，將它從歷史中托起。

正如葉調元在《漢口竹枝詞》中所說“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樓外樓”，漢口的崛起得之于漢江改道。明嘉靖《漢陽府志》卷二《疆域志》對“襄河”的描述說，“離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huán)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后下漢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古道遂淤。今魚利略存，舟楫已不達矣。呼襄河者，水自襄陽來也?！标P于這次漢江改道的準確時間，有幾種說法，不管按哪種說法計算，這次漢江歷史性的改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這也是漢口的城市年齡。

改道之后的漢江從龜山北麓直接匯入長江，從而把漢口與漢陽分開，成為今天所見的漢陽、漢口、武昌兩江三地的地理格局。為阻擋漢口以西、以北的洪水，1635年漢陽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一條5公里的大堤。

1635年，為應對洪承疇等大兵圍剿，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13家72營的首領聚會滎陽，商討迎戰(zhàn)策略。會后，高迎祥、張獻忠率東路軍一直打到安徽鳳陽。然后李自成、張獻忠或向西，或在安徽、河南、湖北一帶打游擊。

袁焻卻決意要在西起硚口、東到堤口修筑一條5公里的大堤，把漢口集市圍起來，以絕水患。今天很難查找到袁焻修筑大堤的細節(jié)，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對修筑大堤這件事，內外憂患的朝廷，既沒有財力支持，也沒有精力操心，而且起義軍頻繁的活動，極有可能讓漢口集市和大堤毀于戰(zhàn)亂。但袁焻把這件事做成了。為了獲取修筑大堤用土，在大堤的外圍挖出了一條壕溝，歷史稱為“玉帶河”。在隨后的歲月里，河上架起了30多座小橋，今天的硚口、保壽橋、廣益橋、六渡橋等都是玉帶河上的橋。

漢水改道之前，漢口并沒有常住居民，在蘆葦和沼澤中出沒的多半是漁民、飛鳥，水澤大地并不適合定居生活。浙江南潯人范鍇（1765年—1844年）在沿四川、湖北到江蘇一線經營鹽業(yè)的30年中，居住武漢多年。根據他的《漢口叢談》記載，漢口這塊荒洲之地直到明天順年間（1457年—1464年）才有人居住。半個多世紀的船來人往，到1525年時，乾隆《漢陽府志》記載，漢口有居民1395戶，一個濱水集市的雛形已經映在漢水和長江邊。

但只是在長堤擋住了襄河故道的水，擋住了后湖、黃孝河的水之后，各地的商品和貨物才都向漢口匯集而來，兩湖轉運到北方的糧食，江淮轉運到川、陜的淮鹽，以及竹、木、油、茶、皮、藥材、棉花等，南來北往、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如此多的人流和貨物，原來的沿河碼頭和沿漢水而建的河街，顯然已經不能滿足貿易需要，于是，碼頭、河街發(fā)展到正街，正街之后又有了內街、夾街、黃陂街，以及與街緊密相連的里巷。

在長堤的托舉下，漢口這個臨江集市終于與佛山、景德鎮(zhèn)、朱仙鎮(zhèn)齊名，并稱四大名鎮(zhèn)。

漢口城

漢口因商貿而興起，但并沒有通常的城市格局，如城墻、護城河、城門等，而且其明末形成的以漢正街為依托，以兩側街巷為支撐的碼頭市場在明清之際反復遭受戰(zhàn)爭重創(chuàng)。但到1796年時，漢口居民已達3萬多戶，人口超過12萬，它又一次崛起。

章學誠在《湖北通志檢存稿》中說，湖北所有鎮(zhèn)市中“其最大者莫如漢鎮(zhèn)”，“上自硚口下自接官廳計一十五里，五方之人雜居，灶突重沓，嘈雜喧呶之聲，夜分未靖”，“蓋十府一州商賈需于外部之物無不取給于漢鎮(zhèn)。而外部所需于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給焉”?？梢姖h口市鎮(zhèn)在長江中游的地位、規(guī)模、作用。

1861年作為通商口岸開埠后，英、俄、徳、法、日等國又在此開辟租界，昔日的內河碼頭一下成為對外貿易的窗口。時代再一次提出了漢口城市格局的問題。1864年，歷史把這一問卷交給了漢陽知府鐘謙鈞。此前，鐘謙鈞以“知府補用”的身份，隨湖廣總督官文收復被太平軍攻占的黃州府縣城，頗得官文欣賞。也因為辦理鹽茶有功，深受湖北巡撫胡林翼喜歡。1862年他終于去掉了“補用”的尾巴，被授漢陽知府。

鑒于太平軍不斷攻打武昌、漢口，也為了抵擋漢口玉帶河外后湖的水患，鐘謙鈞與漢陽縣令孫福海、士紳胡兆春等向官文提議，在長堤外筑城墻，建漢口城?！独m(xù)輯漢陽縣志》等史書記載了漢口城墻的起止點、建筑方式，以及經費預算、經費來源：“上至硚口，下至沙包，長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約十里許，筑堡垣焉。堡基密布木樁，堡垣則全砌紅石，外浚深溝，內培堅土。辟堡門七，曰：玉帶、便民、居仁、由義、大智、循禮、通濟，建炮臺十有五。其費皆商民籌捐，共銀二十余萬兩?！边@個十多里的城墻，大致就是今天中山大道硚口路至一元路一線。漢口城堡的修建將漢口從長堤擴大到玉帶河以外，不僅取代了長堤防洪的功能，而且有人計算，鐘謙鈞的這一舉措將漢口面積擴大了3倍。

鐘謙鈞1869年升任兩廣鹽運使，1874年逝世于岳陽老家。出生在洞庭湖中君山島的鐘謙鈞，因為貧困輟學，沒有走傳統(tǒng)的科舉道路，而是獨自外出闖蕩，據說在船上做會計。岳陽正處于洞庭湖與長江的交匯處，下游不遠就是著名的物質集散地漢口。水運繁華的時代，到船上打工顯然是不錯的選擇。經過多年的打拼，1844年，41歲的鐘謙鈞捐了個“從九品”，分派到湖北試用。等了7年，1851年他被安排到沔陽州任鍋底司巡檢，這是一個由縣令管轄的派出機構，負責市鎮(zhèn)、關隘的社會治安。其實，這個地方應該叫“鍋底灣”，屬于今天的洪湖市老灣回族鄉(xiāng)管轄?！逗楹h志》記載，南宋時，北方難民遷到洪湖開荒屯田，船只都聚集在這個水灣。移民上岸挖灶做飯，離去時只取走鐵鍋，把灶留給后來的移民，鍋底灣的地名由此而來。一個熟悉洞庭湖的湖南人到一江之隔的洪湖任職，無疑有天生的優(yōu)勢，但1852年太平軍從桂林、長沙一路攻下了武昌。在他任職的前后幾年，離沔陽最近的災難除了太平軍帶來的戰(zhàn)亂，還有1849年沔陽大疫，1857年武昌、漢陽蝗災，1860年長江特大水災。

史書沒有記載鐘謙鈞如何面對這些挑戰(zhàn)，只是說在水患頻繁、盜賊出沒的沔陽，他治水安民，呈現(xiàn)出了安瀾、風清、祥和的局面，并在1862年被授漢陽知縣。初到漢陽，恰遇胡林翼與太平軍作戰(zhàn)失利，漢陽到處是難民，鐘謙鈞四處聯(lián)絡慈善機構，帶頭捐出自己的俸資，開設多家粥廠、搭建幾百間茅棚，解決難民的吃、住，救治病人。他還修復毀于戰(zhàn)亂的書院，資助貧困學生；捐資籌款，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修復江堤，幫助災民恢復生產，渡過難關，又倡議修建育嬰堂、敬老院，收養(yǎng)孤寡老人和孩子。

鐘謙鈞離開鍋底灣25年后，辛亥武昌起義的核心人物之一楊時杰在鍋底灣出生，鍋底灣今天的名字“珂里灣”便出自他的手中。楊時杰寫過一首詩《遣興》：“悲心一點苦難拋，日學遒人木鐸搖。欲醒人間名利客，行將騎鶴普天敲?！痹谠娭?，他希望像夏商周時期的“遒人”，搖動木鐸、走遍天下，敲醒昏昏欲睡的名利客。楊時杰的理想并非停留在口頭。1905年楊時杰赴日留學，第二年就由孫中山介紹加入了同盟會，1910年夏天他回到漢口。此時的武漢風起云涌，一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之中?！澳軤帩h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楊時杰以及與他一起集合在武漢的進步青年，無疑都有“漢上為先”的精神。他與共進會會長劉公都主張在湖北起義，但當楊時杰到達武漢時，劉公卻因為肺病回到了襄陽。他只好去找在一家報紙當編輯的同鄉(xiāng)楊玉如，商定在武昌糧道街另設機關，聚集同志，發(fā)展組織，策劃起義。楊玉如后來在《辛亥革命先著記》中回憶，楊時杰認為這幾年在沿海幾省發(fā)動的起義都沒有成功，他主張在武昌起義，湖北人就要在湖北干起來。1911年武昌起義后，楊時杰被推舉為鄂軍都督府內務部部長，在陽夏保衛(wèi)戰(zhàn)中擔任總司令部督戰(zhàn)員?？箲?zhàn)中，楊時杰回到珂里灣，積極聯(lián)絡抗日力量、為促進抗戰(zhàn)勝利多次挺身而出。

據說，楊時杰對“珂里灣”的解釋是，“珂”來自玉珂鳴響，佩玉鏗鏘，有高貴之意；“里”來自“禮”，寄托謙恭禮讓的希望。2018年珂里灣村以其獨特的歷史積淀、傳統(tǒng)建筑、文化遺產被列入第五批中國傳統(tǒng)村落名錄。

張公堤

1905年，楊時杰赴日留學的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漢口城堡之外，主持修筑了一條后湖大堤，武漢人稱之張公堤。這條大堤東起漢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長20多公里?！伴L堤”的修筑成就了漢口市鎮(zhèn)，“漢口城堡”將漢口變成真正的“城”，“后湖大堤”的修筑則成就了漢口的“大”。

有學者研究，從1888年到1908年的20年間，漢口人口增長大約35%，1888年漢口的保甲冊記載漢口有26000多戶，18萬多人，到了1908年則有近5萬戶24萬多人。加上各種往來流動人口和僑民，估計鼎盛時期達到80萬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象1905年的漢口人口密度。

張之洞修筑后湖大堤一方面是因為漢口人滿為患，另一方面是因為每年夏秋汛期，漢口城堡外河汊湖泊一片汪洋，水患嚴重制約了漢口的發(fā)展。張之洞設想，“若筑長堤以御水患，則堤內保全之地，即為商務繁盛之區(qū)。”大堤修成之后，既解除洪澇之憂，擴大的面積也便成了城市。

在修建后湖大堤之前，張之洞在武漢先后創(chuàng)辦了自強學堂等一批學校，開辦了漢陽鐵廠等一批企業(yè)，長達三千里的盧漢鐵路還欠著外債。1899年他主持在武昌城外鲇魚套至金口修筑了50多里的武金堤，同時開工了新河口至青山30多里的武青堤。1905年又組織民工，疏浚沙湖和郭鄭湖，并在南北兩堤上建水閘數座，這一系列工程一直持續(xù)到1906年。

據《湖北通志》的記載，1880年至1896年間，湖北財政每年存留地方者僅110萬兩，而現(xiàn)在漢口的這個大堤又要耗資至少80萬兩，對張之洞和捉襟見肘的湖北財政來說，修筑后湖大堤談何容易，當然，自就任湖廣總督以來，張之洞在武漢實施的一系列新政，哪一件又不是難事。在張之洞弟子的眼中，他要做的事沒有錢也要設法去做，一邊做一邊籌錢，所以往往無時不在籌錢。在后湖大堤修筑的3年中，張之洞用賑糶米捐籌集了30萬兩，而同樣具有開創(chuàng)精神和樂善好施的商人劉歆生認捐了剩下的50萬兩。工程分為十段，每段分頭施工。1906年大堤竣工，從漢口城堡到后湖大堤之間多出了十萬畝土地，有人計算，這一工程把漢口擴大了20倍。今天解放大道與三環(huán)線之間的古田路、水廠、寶豐路、航空路、中山公園、武漢商場、新華路、球場路、西馬路、趙家條、惠濟路、解放公園、黃浦路等漢口城區(qū)，過去都是后湖的水澤之地。

當然，后湖大堤的順利竣工，與德國工程人員的設計不無關系。據學者對“后湖堤工案”的研究，后湖大堤參考了德國公司的設計并吸收了西方的筑堤技術。不管怎么說，張之洞以他特有的方式，以武金堤、武青堤、后湖大堤（張公堤）三條大堤“筑”出了武漢的“大”。

抗洪

在漢水與長江交匯處，也就是袁焻修筑長堤之后的漢正街碼頭，曾經有一個祈求江水平靜、百姓平安的龍王廟。由于特殊的位置，龍王廟也是著名的防汛險段，此處大堤的擋水墻上，刻著三個數字：1954年8月18日，武漢關水位29.73米；1998年8月20日，武漢關水位29.43米；1931年8月19日，武漢關水位28.28米。這三個標志水位的數字在城市的歷史上地位特殊，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一場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1931年的長江大水沒有沖毀后湖大堤，這場圍困武漢兩個月之久的大洪水，先在漢口黃浦路附近潰口，然后從丹水池沖開30米的缺口，洪水從下向上倒灌整個漢口。1954年的長江特大洪水最高水位29.73米，高出地面6米。此刻武漢的堤防，無論是漢陽的攔江堤，還是武昌的武青堤、武泰堤，漢口的張公堤、武漢關堤，都岌岌可危。當時的防汛指揮部總工程師陶述曾后來總結，這些大堤不僅地基情況復雜，大堤自身也并不健康，有的因過去修筑碉堡、坑道而堤身受到了破壞，有的堤下埋有排污水道，有的堤下建有廁所，有的暗藏白蟻、老鼠的洞穴，有的因為草莖、草根腐爛內部有空隙，等等。一旦水位達到27米以上，堤防就會險象不斷。

從1954年8月到10月，30多萬一線抗洪軍民與30多萬后方保障隊伍，在洪水包圍之下持續(xù)奮戰(zhàn)兩個多月，終于保住了大武漢。沒有地方取土，在黃陂一座山成立采土指揮部，專門負責挖土；沒有石頭，在東西湖一座山成立采石隊；四面是水無法通行卡車，就在岱家山至漢口之間架起十多公里的水上浮橋。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在這場抗洪中，共動用土石方355萬立方米，麻袋621萬條，草包304萬個，蘆席83萬張，蘆柴高粱稈900余萬斤……1954年10月3日武漢關水位退至警戒線以下。

在這一年的防汛中，24歲的王占成發(fā)現(xiàn)了一只翻沉的小船，從江水中成功救起7人。王占成的單位，石化公司的一個廠庫就在丹水池，這個地方正是1931年洪水中長江潰口的地方。1998年長江中下游再一次全流域洪水泛濫，第四次洪峰經過武漢時，武漢關水位達到29.39米。在龍王廟堅守了十多天的一群市民，為了互相打氣，立下“誓與大堤共存亡”的誓言，并簽上了16人的名字。這個場景以浮雕的方式記錄在今天龍王廟的墻上。在他們簽下生死牌之前，第三次洪峰經過時，就已經出現(xiàn)了重大險情，并且還是在丹水池。1998年7月31日中午，丹水池江邊原本口杯大小的一個口子迅速撕開，噴出一米多高的水柱。1954年那個救人的王占成來到了現(xiàn)場。68歲的王占成意識到這是潰堤的前兆，必須堵住水下的洞口。他沒有猶豫跳入水中，找到洞口后雙腳卡在洞口，與另外十幾名搶險隊員合作，不斷把沙石、棉絮、毛毯往洞口塞，兩個小時后終于堵住了洞口。

無論是1954年，還是1998年，武漢的大堤都因為人而變得更加可靠。

戰(zhàn)疫

今天武漢市的北三環(huán)線由西向東從舵落口、額頭灣，沿張公堤，經新墩、園博園、常青高架、姑嫂樹互通、金銀潭至三金潭、岱黃公路，它與從舵落口到堤角的張公堤走向基本重疊。過去這條線是漢口的屏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zhàn)中，這條線也是阻擊線。

從北三環(huán)線朱家河向南就是諶家磯，張公堤的終點離這里不遠?？挂咧凶畲蟮姆脚撫t(yī)院——長江新城方艙醫(yī)院距這里一公里。整個方艙醫(yī)院由20個廠房倉庫改造而成，設有3840張床位。建設這個方艙需要先清理轉運倉庫里的材料，然后安裝地板、水電、電信、空調、隔離等設施。本來就道路封閉受阻，又遇雨雪降溫，一個城市還到處都缺物資。承擔此項工程的中鐵十一局2月14日開工，只用4天就交付使用。

在施工現(xiàn)場負責的是1985年出生的李永剛。2月3日晚武漢市決定開建多個方艙醫(yī)院，2月4日他就到了搶建武漢客廳方艙醫(yī)院的工地，從這天起，他就沒再回家。11日他在搶建塔子湖方艙醫(yī)院，三天三夜通宵作業(yè)之后，他接到了建設長江新城方艙醫(yī)院的通知。2月25日他又出現(xiàn)在改造武漢優(yōu)撫醫(yī)院的現(xiàn)場。作為現(xiàn)場負責人，李永剛需要不斷在各個環(huán)節(jié)之間走動，不斷喊話。最多的一天，他走了將近5萬步，他說出來的聲音是嘶啞的，但就如他的名字，每一個指令都有硬度。

從諶家磯向西，過三金潭立交，就是塔子湖體育中心，它離張公堤不到2000米。塔子湖體育中心方艙醫(yī)院有1000個床位，2月12日開始接收病人。從這里向北，穿過三環(huán)線就是金銀潭醫(yī)院。非典過后，武漢市為加強公共衛(wèi)生體系，投資5億元在張公堤北面修建了這所醫(yī)院，將原處于江漢北路的武漢市傳染病醫(yī)院遷到這里，2016年改名金銀潭醫(yī)院。在張公堤的修筑中，金潭、銀潭就是著名的險段，2020年的疫情中，這個地方同樣險要。很多人已經熟悉了這所醫(yī)院的院長張定宇，他2017年被診斷為漸凍癥，但一直在一線工作。2019年12月27日他已經知道其他醫(yī)院有病人感染冠狀病毒，但30日在對轉診過來的病人做檢測時，結果卻都是陰性。張定宇當即要求做肺泡灌洗后再檢測，結果發(fā)現(xiàn)兩例陽性。元旦后他安排緊急改造ICU病房，采購呼吸機、監(jiān)護儀、輸液泵、心肺復蘇機等設備。當時他還擔心買這么多設備萬一用不了怎么辦，沒想到春節(jié)后收治的病人一下達到了800多人，所有的設備都派上了用場。在過去幾十個日日夜夜中，他做過不少決策，提出肺泡灌洗是他認為最正確的，因為守住了關口。

與金銀潭醫(yī)院隔一條馬路就是卓爾集團的標志性物業(yè)——武漢客廳。“只要城市需要，我們義不容辭?！币咔榘l(fā)生后，卓爾集團創(chuàng)始人閻志第一時間捐款1000萬元并組織從國外采購回4000萬元的醫(yī)療物質。2月3日晚武漢市啟動方艙醫(yī)院建設，卓爾集團員工連夜開始行動，將武漢客廳改造成2000張床位的方艙醫(yī)院。2月4日，卓爾集團捐建的江漢方艙醫(yī)院投入使用，可提供1000張床位。2月21日，在武漢客廳東北方向，卓爾集團搭建了可提供2000張床位的漢口北方艙醫(yī)院。卓爾集團還先后聯(lián)合武漢市第八醫(yī)院成立了卓爾長江應急醫(yī)院，與漢陽醫(yī)院聯(lián)合成立了卓爾漢江應急醫(yī)院，與黃陂區(qū)人民醫(yī)院成立了卓爾盤龍城應急醫(yī)院，這些應急醫(yī)院的醫(yī)療物質都由卓爾集團保障供應。有媒體統(tǒng)計，此次抗疫中，卓爾集團捐贈了十家醫(yī)院上億元物資。

袁焻修堤保護漢正街集市時，不會想到300多年后這個集市要整體搬遷到漢口北，卓爾集團的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正是它的承接地。一百多年前，后湖大堤修建時，張之洞眼前的堤外全是湖澤，他不會想到，堤外的金銀潭會有武漢客廳、金銀潭醫(yī)院，也不會想到堤內會有塔子湖體育中心，大堤的終點諶家磯會有一個工業(yè)園，更不會想到這些都成了2020年阻擊疫情的屏障。而李永剛、閻志、張定宇等，都跟歷史上的袁焻、鐘謙鈞、楊時杰、張之洞等先賢一樣，在一座城市面臨重大危機時，敢于作為，舉起了自己的肩膀。

（作者：李魯平，系湖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武漢市作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