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馮鏗的名字，對一般人而言可能比較陌生，這個名字被后人及文學史提到，往往是由“左聯(lián)五烈士”“柔石的愛人”等一些列文化符號所帶出的。用話劇《作家在地獄》來刻畫這樣一位“不太廣為人知”、資料不多的女作家時，無疑是具有難度的。與其他著名作家相比，馮鏗的作品和關于她的研究存在明顯體量上的差距。我想，這大概是編劇選取了獄卒曹漢民的視角來進行敘事的一個重要原因。

話劇的名字應該是取自馮雪峰在五烈士犧牲后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在《文藝新聞》（1931年3月30日第3號）上發(fā)表的《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這部作品截取了馮鏗從入獄到就義的一段經(jīng)歷，某種意義上回避了全方位塑造馮鏗個人史的創(chuàng)作困難，也讓觀眾獲得了觀察“左聯(lián)五烈士”的另一種視角。

“左聯(lián)”的全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于1930年。其成立時的部分名單：魯迅、蔣光慈、錢杏邨、馮雪峰等，都是后來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名字。而五烈士是魯迅身邊的年輕人，懷著對文學的熱愛，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加入“左聯(lián)”，經(jīng)驗和能力還需要鍛煉。然而，這也正是他們最令人扼腕的地方——五位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年輕作家早早地失去了生命。

在這樣的背景下，把焦點集中在五烈士中唯一的女作家時，話劇的主題和風格都是沉重、慘痛和悲憤的。舞臺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半開放式鐵籠中，雖談不上新穎，但巧妙地形成了“看與被看”的關系。在魯迅的小說里，“看與被看”構成了常見的深層人物關系。一方面是麻木地看別人悲慘遭遇的人，另一方面是也被看的麻木的人。話劇中，看的一方是獄卒曹漢民，馮鏗的舉動、思想、經(jīng)歷和結局是通過他的視角來完成的。但他同時也是被看（觀眾）的一方，在鐵籠之外，觀眾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漢民在與馮鏗的接觸中所發(fā)生的變化與選擇：曹漢民是個“糊涂人”，獄卒之于他僅是一份職業(yè)，甚至這個職業(yè)的獲得也帶了幾分不光彩——因為曹的姐姐是熊司令的情婦，才讓學歷不夠的他獲得了這份工作。開始之時，曹漢民還不太能適應監(jiān)獄中“規(guī)矩”“人情”和許多復雜的人際關系，對囚犯也沒有溢出職業(yè)以外的感情，直到馮鏗入獄才使他發(fā)生了一絲松動。促使他發(fā)生變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老鄉(xiāng)以報恩為由，要他對馮鏗予以照顧；另一方面，馮鏗關于墮胎、賣子等題材的小說，使曹漢民不禁聯(lián)系到姐姐可能要面臨的遭遇（事實也確實如曹漢民擔心的那樣發(fā)生了）。由此，從保持獄卒的冷漠到主動搜尋馮鏗的作品、了解馮鏗的過往，他逐漸看到了自己不曾關注過的社會的另一面，對馮鏗產生了同情。

只有真正見識過死亡的恐怖，人才會發(fā)生徹底的震動。倘是一個有良知的人，這可怕的場景一定會觸動他的內心。促使曹漢民真正認識到環(huán)境的荒謬與可怕的，是他得知36名囚犯沒有立即槍決僅僅是因為姐姐的一句話，后來，又因為他給馮鏗提供紙筆的事情東窗事發(fā)，導致另一位“無辜”的女囚犯帶著身孕被熊司令槍殺。至此，監(jiān)獄于他不再是工作的場所，也成為了牢籠，他感到迷茫、痛苦、恐懼。然而，對像他這樣的小人物而言，內心即便再風起云涌，再怎樣動心忍性，現(xiàn)實中，能做的也僅僅是對馮鏗“好一點”。

劇中馮鏗承擔了襯托曹漢民角色的作用，但這并不影響表現(xiàn)她高貴的品格。當曹漢民哀求馮鏗胡亂供出魯迅的地址或寫出認罪書時，她選擇了拒絕，盡管她知道這是自己求生的最后機會，也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什么樣的后果。我們在回溯烈士們就義的現(xiàn)場時，往往因為距離感和歷史感而對這種在場性缺乏深刻的體會。實際上，當人真正面臨生死抉擇時，多少人會選擇茍活？這也是烈士值得人尊敬的地方。

馮鏗死后，曹漢民有一段長達數(shù)分鐘的夸張表演：他將從一開始就布滿舞臺的白紙團成團，塞到幾面鐵籠的鐵絲網(wǎng)孔中，大喊“作家命喪龍華”。我的理解是，這段表演象征他將烈士就義的消息傳到了外界。因為歷史上“左聯(lián)五烈士”之死的報道十分艱難曲折，因為是毫無道義與名目的處決，當局嚴禁媒體報道，相關刊物報道此事，甚至面臨著印刷廠無人敢印的處境。最后，是魯迅先生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國外發(fā)表了其撰文的《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xiàn)狀》才公之于眾。和我一起看劇的友人則提醒我另一層象征意義：在血腥的屠殺場，掛在鐵籠上的白紙就像一個個靈魂，慘白陰森，死去的作家們都是在最好的年紀，他們的人生還像一張白紙，等待著更多的經(jīng)歷去將人生豐富，但就這樣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