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九七”香港回歸，和“九九”澳門回歸，這是二十世紀落幕前兩件最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你在主編《香港文學史》前后，又主編了《澳門文學概觀》，這是事先就規(guī)劃好的嗎？

劉登翰：沒有這樣的規(guī)劃。主編《澳門文學概觀》是一個偶然，也是一種緣份。其實，《澳門文學概觀》的啟動還在《香港文學史》之前。1995年我在香港嶺南學院客座，澳門基金會的吳志良先生通過鄭煒明先生邀請我到澳門見面。重新辦理手續(xù)后，9月中，明煒兄陪我到澳門。吳志良先生提及，澳門近年約有10萬福建新移民，已占澳門總?cè)丝诘慕宸种?，是澳門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澳門基金會和北京、廣東一些學術(shù)機構(gòu)己有相關(guān)研究的合作協(xié)議，也希望我能從中牽線搭橋，促成與福建開展相關(guān)問題的合作研究。這是好事，回香港后，我即向福建社科院報告，并獲得贊同。我結(jié)束香港客座研究后，11月，由福建社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帶隊，一行7人應澳門基金會邀請前往訪問。此行與澳門基金會簽定了5個項目的研究協(xié)議，還拜會了在澳門的福建鄉(xiāng)親和社團。“澳門文學：歷史和現(xiàn)狀研究”是這5個合作項目之一（后來交付岀版時，因鷺江出版社之前出版了《臺灣文學概觀》《香港文學概觀》，為求得統(tǒng)一，便改名《澳門文學概觀》）。所以《澳門文學概觀》的啟動，從1995年的歲末開始，當時《香港文學史》還沒有啟動。

曹惠民：我注意到你主編《臺灣文學史》和《香港文學史》時，寫作團隊都是內(nèi)地學者，這次主編《澳門文學概觀》有所不同，合作者都是澳門當?shù)氐淖骷液蛯W者，這樣的變化是出于什么考慮？不同地域背景的作者合作在寫作上是否各有利弊？

劉登翰：澳門地方不大。上世紀80年代末我第一次訪問澳門時，留下一個深刻印象：澳門有三個“5”，5平方公里土地（不含離島凼仔和路環(huán)），50萬人口，5萬輛私家車。當然后來由于填海造地等原因，陸地面積擴大，連同逐漸開發(fā)的離島，己達32平方公里；但人口增加有限，至今也才60余萬。澳門文化圈子也不大，其中除了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外，還有來自內(nèi)地、香港和東南亞的新移民。我想，《澳門文學概觀》既為合作研究項目，可以采取一種真正合作的方式，邀請澳門的作家和學者參與撰寫，這樣亦可彌?當時內(nèi)地學者對澳門文學尚少研究的不足。經(jīng)多次協(xié)商和本人同意，在邀請的合作者中，有我北大中文系的校友，有從閩西北移居香港的文學博士，更多的是在澳門認識的新朋友。他們已定居澳門多年，大多都在文教部門有一份本職工作，同時還兼有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和評論家的身份，是澳門文壇活躍的骨干。我相信他們在澳門以外的人生經(jīng)歷和澳門新定居者的身份，對《澳門文學概觀》的撰寫會有所幫助。這樣的合作本身就是一道多彩的文學風景，頭尾三年時有間斷的共同探討，讓我們一起經(jīng)歷了一段美妙的澳門文學之旅。

曹惠民：你在主編《臺灣文學史》時，十分重視閩臺文化的大背景對于臺灣文學發(fā)展的影響，延續(xù)至今的由文化進入文學的研究角度和風氣，和你的力倡有關(guān)；主編《香港文學史》雖也提到嶺南文化，但力度似乎稍弱；在撰寫《澳門文學概觀》時，你怎樣處理文學和文化的關(guān)系？

劉登翰：澳門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早在澳門開埠之前，于13世紀南宋末年，澳門就出現(xiàn)了定居村落；之后，澳門做為閩粵商漁往來的寄泊之地，對中華文化有深遠的傳承。例證之一是澳門香火鼎盛的媽閣廟其半山的弘仁殿，建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由此推論，媽閣廟的建設當在此之前，已有500余年甚至更長的歷史。明未清初，一批前明遺老，義不仕清，會聚澳門，著述吟詠，開了澳門文氣之先，較之香港文學的發(fā)生，要早一二百年。而與此同時，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當時的海上帝國葡萄牙船隊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從娘媽角登陸，開始對澳門長達四百多年的殖民占據(jù)。葡萄牙殖民者帶來的不僅是以葡萄牙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還有他們妻子、管家、仆人帶來的印度、日本等東南亞諸國以及華裔族群的語言、宗教、習俗、飲食、服飾等多元文化，還孕育了一個以葡萄牙血統(tǒng)為底本、融入東方不同族裔基因的“澳門土生”族群。然而澳門土生族群僅占澳門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而華裔人口卻占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代表西方做為文化主導的葡國文化，和代表東方做為文化主體的中華文化，其擁有人口實在不相對稱。它導致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中葡兩種文化在澳門的存在狀態(tài)，不是互相壓迫和取代，而是彼此共存的“比鄰”而居，兼容而不相融，并立而不對立。究其原因，為牟取厚利和向東方傳播基督精神的葡萄牙殖民者，雖然在澳門進行直接貿(mào)易，也在澳門建立了耶穌會在遠東的第一個教區(qū)，但它的最終目標卻不在澳門本地，而希望以澳門作為跳板，進入中國內(nèi)地。因此，東西方文化雖在澳門相遇，其碰撞和交融卻主要越過澳門，發(fā)生在內(nèi)地。澳門著名的文化學者潘日明神父曾經(jīng)說過，如果從澳門半島中部到東南部古城劃一道線，一邊是洋人區(qū)，一邊是華人區(qū)。兩種語言、兩種宗教、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建筑風格、兩種生活方式?jīng)芪挤置?。因此他說：“葡萄牙和中國兩個社會隔墻相望，和睦相處?！蔽以鴮⑦@種文化生態(tài)比喻為“雞尾酒現(xiàn)象”。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如雞尾酒般五彩斑斕，但深入觀察，不同文化的相對區(qū)隔，亦如雞尾酒一樣層次分明，并不互相混和或化合；雖然在其交界處，難免有所錯雜和交融，但并不防礙各個色塊之間，各占一定的空間和形成各自的群落。

曹惠民：澳門自16世紀以來形成的這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十分值得重視?；蛟S因為近代以來，澳門搏彩業(yè)的發(fā)展留給人們深刻印象，仿佛澳門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這是一種偏見，也反映出對澳門歷史的無知。你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劉登翰：澳門有過一段被載入世界歷史的記錄。16世紀，當時的海上帝國葡萄牙船隊東來澳門，以水浸貨物，借地晾曬為借口，實現(xiàn)長期占據(jù)，使澳門較之臺灣、香港更早淪入西方的殖民占領(lǐng)之中。從此時開始，澳門成為16、17世紀東西方貿(mào)易的中心，交通的中心，文化交匯的中心?！睹魇贰沸稳莓敃r的澳門：“商棟飛甍，比鄰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多。”至萬歷間，“廣通貿(mào)易，至萬余人”。葡國商人利用對澳門的占據(jù)，北上日本，東向菲律賓前往拉丁美洲，南下東南亞，經(jīng)馬六甲和印度果阿通往歐洲，進行轉(zhuǎn)口貿(mào)易，“每一舶至，常持萬金”。據(jù)澳門史研究者有關(guān)報告統(tǒng)計，僅明末由拉丁美洲經(jīng)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約1400萬兩，相當于從永樂元年（1403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30年間中國官銀產(chǎn)量的2.1倍。其時澳門的繁榮可見一斑。雖然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不在澳門直接進行，但大量負有文化傳播使命的西方傳教士，如利瑪竇（意）、金尼閣（法）、湯若望（德）、徐日升（葡）、南懷仁（比）等，都是經(jīng)過澳門圣保祿教堂（俗稱大三巴，1563年始建）設置的圣保祿學院多年修習，才進入內(nèi)地的。而西方傳教士大量將中國儒家經(jīng)典翻譯至歐洲，其中部分就在澳門進行，它客觀上也使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鎮(zhèn)。澳門的衰弱在18世紀以后，后起的西班牙、荷蘭、英國，逐漸取代了葡萄牙的海上霸主地位。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貿(mào)易和文化中心逐漸轉(zhuǎn)向香港，澳門便逐漸由“東方梵蒂岡”，變成以搏彩業(yè)為主的“東方蒙地卡羅”，成為香港所謂的“澳門街”了。

曹惠民：澳門這段東西方文化相遇的歷史，在文學上有沒有留下一些作品？

劉登翰：澳門畢竟只是一個小小的邊境漁村，葡萄牙占據(jù)后，重在貿(mào)易和傳教士培訓，并不關(guān)心當?shù)氐奈慕探ㄔO，澳門本地很長時間尚無文學可言。但葡人帶來西方的異國風情，從16世紀開始，就吸引了不少內(nèi)地文人的注意和前往游歷，也因此留下不少文學作品，最早可上溯到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萬歷十九年（1591年），湯顯祖被貶為廣東徐聞典吏，曾經(jīng)取道香山到澳門作短暫游歷，寫下了《香澳逢賈胡》等五首古詩，后來在《牡丹亭還魂記》的第六出《帳眺》和第二十一出《謁遇》中，也曾多次提及澳門。而恰巧的是，葡萄牙偉大詩人賈梅士，此時也正在澳門亞婆井附近的白鴿巢山洞中，寫作奠定他在葡萄牙文學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史詩《葡國魂》（又名《盧濟塔尼亞之歌》）。16世紀中葡兩位偉大文學家在同一時段前后到達澳門，相隔30余年錯身而過，雖未曾見面，也留下一段佳話。從16世紀未到20世紀初，300多年間，是澳門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這里所說的“澳門文學”，主要是指“描寫澳門的文學”和“澳門作家的文學”兩部分。前者主要是內(nèi)地宦游澳門的文人，在澳門為官、設帳或游歷時，留下的大量采風、述懷之作；另有在朝代更迭之際，例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一批懷有異見的文人以氣節(jié)自居、不士新朝，避居澳門，在這里留下的詩文。他們或就此定居澳門，或繼續(xù)游走于澳門與內(nèi)地之間，因此獲得了（或部分地獲得了）“澳門作家”的身份。包括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張穆、釋跡刪、釋大汕、釋光鷲等，清末民初的汪兆鏞、汪兆銓、崔師貫、釋暢瀾等，不下一二百人。上述作家或許只能算是半個“澳門作家”，真正從澳門本土成長起來的作家，大概要等到20世紀20年代以后，以馮秋雪、馮印雪為首成立澳門第一個以創(chuàng)作古典詩詞為主的文學社團雪社為標志，但此時已是中國新文學磅薄騰躍的時代了。

曹惠民：這些作品以前甚少引起人們注意。它不僅記錄了西方文化東入澳門帶來的異域風情，也保存了朝代更迭中一部分避世文人的特殊心態(tài)。這些作品無論在心志情懷的抒發(fā)上，還是在異國風物的描繪上，都是我們在其他作品中難以看到的，應當引起重視。

劉登翰：這是澳門文學的古代部分，被中國古典文學忽略，卻又是澳門文學獨特而出彩的最初時期，應該令人刮目相看。其歷時三百余年，作品數(shù)量龐大，有歷史記事，有文人寄懷，有邊海風情，有異邦方物；所吟所詠，多涉澳門的域外風情，異邦方物等，迥異于中原。駐錫普濟禪寺的釋跡刪曾感慨當時西教在澳門的興盛，有詩云：“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里人”；屈大均描繪當年澳門貿(mào)易的繁榮：“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西洋建筑、異邦方物大量進入澳門，嘉慶舉人蔡顯宗和著有《海國圖志》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都寫有《聽夷女操洋琴》的長篇歌行。見多識廣的魏源已有“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云月耳”的胸懷。域外風物的引入，多無漢名，于是興起音譯之風，無論人名地名物名，都從番語音譯簡化入詩。如鐘啟韶的“待醒蘆卑酒，巴菰卷葉煙”、梁喬漢的“飲饌較多番萊品，唐人爭說芥喱雞”等等，開了外來語音譯的先風。這是對中國語言的一種豐富，是澳門文學對中華文化的一份貢獻，對此應有專門的整理和研究。如果說當年我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尚未能夠充分認識到它的價值，那么今天是時候把它提到日程上了。

曹惠民：有這樣的文學積累，澳門新文學的發(fā)展應該有深厚的基礎(chǔ)才是。但是為什么澳門的新文學發(fā)展相對遲緩，在整個現(xiàn)代文學階段，看不到澳門文學有些微表現(xiàn)？

劉登翰：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五四新文學運動在臺灣、在香港都很快激起反響，唯獨在澳門，直到上世紀30年代，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才有從日本歸來的陳少陵開設第一家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隨著“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來澳門宣傳抗戰(zhàn)，才有了救亡團體領(lǐng)導下的“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等群眾文藝社團，新文藝的風氣才在澳門有所表現(xiàn)，但此時澳門的新文學作品尚不多見?？箲?zhàn)爆發(fā)后，澳門是“非戰(zhàn)區(qū)”，少數(shù)香港、內(nèi)地文化人轉(zhuǎn)移澳門，參與報紙編輯，才使副刊活躍起來。當時副刊沒有稿費，也很難從讀者中組稿，都靠編者自己化名包辦，寫雜文、寫小品、寫武俠或偵探的連載小說等各種報刊文體。較著名的如先后加入《大眾報》的廣州報人陳霞子、香港報人何文法、小說家余寄萍等；還有輾轉(zhuǎn)路過澳門或短暫停留的內(nèi)地作家有茅盾、夏衍、張?zhí)煲?、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風、華嘉、于逢等，但他們似乎并沒有留下作品就匆匆離去，一閃而過的文學光芒瞬間又暗淡下來。文學上的沉寂，直到上世紀50年代開始有澳門本土作者在愛國民主人士組織的新民主協(xié)會旗下的《新園地》發(fā)表作品，才始有打破。到了上世紀60年代，澳門出現(xiàn)第一本由本土文學青年創(chuàng)辦的油印文學刊物《紅豆》，從1963年5月到1964年7月，共出了14期。所以曾經(jīng)參與創(chuàng)辦《紅豆》、后任《澳門日報》總編輯的李鵬翥十分感慨：從1950年到1985年，“36年來澳門沒有出版過一本公開售賣發(fā)行的文學雜志。”究其原因，可從兩方面分析。首先，澳門自16世紀以來文學的繁榮，主要是內(nèi)地文人羈旅澳門的創(chuàng)作，包括避居而來的前朝名士，即使部分后來長居澳門，也免不了一種“客居”心態(tài)。這是一種“移入”的文學，而不是從澳門本土“生長”的文學?！耙迫搿钡奈膶W是沒有根的，或者根系很淺；不同于“生長”的文學，有強大的生命內(nèi)驅(qū)力，會植根社會土壤中發(fā)育、成長，到20世紀中期，當舊文學的影響力漸漸淡去時，澳門缺乏的正是這股鼎新革故的文學內(nèi)驅(qū)力。其次，當香港崛起，澳門曾經(jīng)的世界貿(mào)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等都被香港所取代。澳門過度膨脹的搏彩經(jīng)濟的單一性和對香港的依賴性，導致澳門社會的畸形發(fā)展和文教不興。這一切都不利于澳門文學的正常生長，導致澳門新文學發(fā)展的嚴重滯后。但上世紀50年代以后，澳門文學出現(xiàn)一種“寄養(yǎng)”現(xiàn)象。因為澳門缺乏可供發(fā)表的文學園地，不甘寂寞的年輕作者便轉(zhuǎn)向香港投稿。尤其如魯茂和稍后的周桐，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有多部長篇小說在香港報紙連載。上世紀90年代，留學美國歸來的凌鈍利用在港任教的機會，搜集從50年代到80年代發(fā)表在香港報刊的澳門作家作品，編成《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收40位澳門作者的詩、散文、小說和評論，洋洋灑灑兩大卷，說明此時澳門文壇雖然寂寞，但并非空白。

曹惠民：什么時候，澳門文學才有了真正的發(fā)展，迎來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春天？

劉登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內(nèi)地的改革開放給僅一“關(guān)”之隔的澳門也帶來一片春光。盡管此時距澳門回歸還有20年時間，但政局的變化，給始終心向祖國的澳門社會帶來希望。一方面是中資的進入，推動了澳門除搏彩業(yè)之外的多元經(jīng)濟發(fā)展；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開放，大批內(nèi)地和香港移民進入澳門，連同來自東南亞乃至歐美的移民，改變了澳門的人口結(jié)構(gòu)和職業(yè)結(jié)構(gòu)，同時也使來自內(nèi)地、香港和海外的新移民作家，改變了澳門的文壇構(gòu)成，為澳門文壇平添一股活躍的新生力量；再一方面是面臨“回家”的澳葡當局，開始關(guān)注澳門的城市建設和文教建設。繼1981年私立東亞大學在澳門創(chuàng)辦，1988年為澳門基金會收購易名為政府支持的澳門大學，不僅吸引了內(nèi)地、香港和海外的一批高級人才任教，還為澳門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本地的青年，他們成為澳門未來社會的精英和骨干。這一切都為澳門社會的城市化建設和現(xiàn)代化發(fā)展奠立了良好的基礎(chǔ)。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澳門文學的發(fā)展成為可能。這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奇跡，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我主編《澳門文學概觀》的1995年，僅只十余年時間，在這只有五六十萬人口的小城，文學社團如雨后春筍一樣蓬勃涌現(xiàn)，詩、散文、小說、戲劇、電影、評論，幾乎所有文學門類，樣樣不缺，特別是傳統(tǒng)詩詞更是普及，在澳門各個職業(yè)中，無論八十老翁，還是中小學生，都有能詩、善詩者。澳門這樣一座小城的文學人口比例，可能超出內(nèi)地的許多文化大省。

曹惠民：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客居香港的澳門詩人韓牧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出一句意味深長的口號：重新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給澳門文化界帶來很大震撼。

劉登翰：是的，那是1984年3月在《澳門日報》主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的發(fā)言。這一廣泛獲得澳門文化人認同的口號的提出，意味著澳門作家文學自覺的覺醒。此時澳門東亞大學（即今經(jīng)澳門政府收購的澳門大學）剛剛成立澳門第一個文學社團“中文學會”，在《澳門日報》的推動下，開始活躍起來。“重新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呼吁成為所有澳門文化人和文學家的心聲。短短幾年間，澳門涌現(xiàn)了許多文學社團，如“澳門筆會”、“五月詩社”、“澳門寫作學會”、“澳門中華詩詞學會”等，創(chuàng)辦了澳門第一個報紙文學副刊《鏡?！贰吨袊Z文學刊》《澳門筆匯》《澳門現(xiàn)代詩刊》《鏡海詩詞》等，出版了“澳門文學叢書”，還在香港的《詩》雙月刊、《亞洲華文作家》，深圳的《特區(qū)文學》，廣州的《作品》，北京的《詩刊》《四?！返瓤锷显O專輯介紹澳門文學。上世紀80年代不僅是澳門文學的起步之時，也是澳門文學的豐收之日。詩歌曾經(jīng)是澳門文學收獲最大、最早與世界華文文學接軌的一種文體；但稍后，特別是澳門回歸以后，小說迎頭趕上，成為人們對澳門文學刮目相看的形象代表。

曹惠民：澳門回歸以后，文化活動十分活躍，文學創(chuàng)作也日趨繁榮。你認為回歸以后的澳門文壇，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劉登翰：自改革開放、特別澳門回歸以來，大量的內(nèi)地和海外移民定居澳門，澳門作家構(gòu)成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新移民、特別是出生于澳門的移民后裔作家的成長，逐漸成為澳門文壇的中堅，他們以“澳門人”身份自居的澳門意識和文學自覺，增強了澳門文學的本土性和“草根性”。這一由作家構(gòu)成開始的蛻變，具有深刻意義，它使澳門文學獲得了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

曹惠民：在澳門日趨繁榮的文學發(fā)展中，有一個很特殊的部分：土生文學，引起許多研究者的興趣，也存有一些疑問。什么是土生？什么是土生文學？它與澳門文學存在怎樣的關(guān)系？

劉登翰：澳門是個多元文化共存和交匯的地方，雖然地方很小，但據(jù)學者考據(jù)，曾聚集了三十多個不同民族。所謂“土生”，也稱“土生葡人”，指的是在澳門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中大部分是自16世紀葡萄牙入踞澳門以來，與東方族裔（主要是華人，也有一些印度人、馬來人、日本人等）結(jié)合的混血后代，也包括少量數(shù)代生活在澳門的純葡萄牙人，和少量與葡人關(guān)系密切（主要擔任葡人管家或高級仆役）、能講葡語、認同葡國文化、融入澳門葡人社會的華人，都被稱為“土生”。他們接受葡文教育，但也能講粵語，接受某些中華文化和習俗。這是葡萄牙入踞澳門以來產(chǎn)生的一個歐洲葡萄牙人和東方人種混血的特殊族群。他們雖然認同葡萄牙祖國，但實際上已經(jīng)回不了葡萄牙了。因此他們自稱“澳門之子”或“大地之子”。他們在葡萄牙管治的澳門社會，享有僅次歐洲葡人的某些些特權(quán)，成為溝通葡人和華人的一道橋梁。從16、17世紀以來，就出現(xiàn)了用夾雜著少許粵語的土生葡語創(chuàng)作的歌謠。19世紀后期，有土生作家將捜集的一批“土生歌謠”發(fā)表在葡萄牙《大西洋國》雜志上，連同早期土生葡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 引起西方社會的注意?？上б驗閿?shù)量不多，未能做為一個獨立的對象展開研究。

曹惠民：這些偶見的“土生歌謠”，其文化意義可能遠在其文學價值之上。它是存在于民間的一份文化交匯的記憶，也是不同血統(tǒng)和文化基因融合的一個見證。

劉登翰：土生文學較多地出現(xiàn)在上世紀40年代以后，此時澳門的新文學幾乎還是一片空白。澳門的一些葡文報刊，如《澳門消息》《南灣》《澳門》等開始發(fā)表土生作家的文學作品，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成高潮，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有堪稱經(jīng)典的作家作品出現(xiàn)。比如律師出身的飛歷奇的兩部長篇《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還有第三部長篇《南灣》據(jù)說也己完成），都先后在葡萄牙和澳門被拍成電影； 愛蒂斯? 喬治? 瑪爾丁妮的長篇散文《廢墟中的風一一回憶澳門童年》，通過童年的憶述，描繪了土生族群的家庭歷史和漂泊世界的人生命運，被視為是表現(xiàn)土生文化的經(jīng)典之作；馬若龍 、李安樂等的詩歌被廣泛譯成中文傳播；而以土生葡語創(chuàng)作的戲劇和業(yè)余話劇社，如《西洋怪地方》《阿婆要慶?！返?，還應葡萄牙方言戲劇節(jié)和旅居美國、巴西的土生葡人邀請，前往演出。這一切都說明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魅力，此外它突出地表現(xiàn)了土生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對中華文化的親和性。如李安樂在詩中所說的：“心是中國心，魂是葡國魂”，“我繼承了些許賈梅士的優(yōu)秀/以及一個葡國人的瑕疵/但在某些場合/卻又滿腦子的儒家孔子”。

曹惠民：《澳門基本法》規(guī)定，澳門土生葡人是澳門的永久性居民，他們的權(quán)益、習俗和文化傳統(tǒng)應當受到尊重與保護。毫無疑問，土生文學是澳門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一個凝聚著澳門歷史記憶的具有特色的部分。葡萄牙占據(jù)澳門歷史的終結(jié)，不能不使土生族群面臨命運的轉(zhuǎn)折，當然也會給土生文學帶來新的選擇和變化。

劉登翰：土生族群和土生文學都是澳門歷史的產(chǎn)物，植根于歷史土壤之中的東西是不會輕易脫根而去的。回歸后的澳門，既然保留了土生族群在澳門的永久居住權(quán)，也就保存了他們在澳門生存和發(fā)展的權(quán)利和多種可能。未來的土生文學將會怎樣發(fā)展，雖然今天尚無可預料，但發(fā)展是一定的。我們對土生族群和土生文學的明天，充滿了祝福！

    （劉登翰為福建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曹惠民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