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2019年度獲獎名單公布：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英國女作家伯納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同時獲獎。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獲得該獎，也是第四次被提名。此次獲獎的小說是她的新作《證言》（The Testaments），也是其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續(xù)篇。布克獎評委會給予《證言》的評價是：“今天，這部既野蠻又美麗的小說以信念和力量向我們訴說。因為是阿特伍德，所以評選標準定得非常高，但她遠遠超越了標準?！?/p>

《證言》接續(xù)《使女的故事》，講述了不可思議的原教旨主義神權(quán)政體——基列共和國在瓦解過程中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作品觸及女性主義、生態(tài)環(huán)境、人類權(quán)益等問題，再次引起讀者和批評界的極大共鳴。

布克獎獲獎小說——阿特伍德《證言》 資料圖片

幻想還是真實：社會現(xiàn)實與使女故事

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華，求學深造畢業(yè)于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作為一位多產(chǎn)的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她出版的長篇小說、詩集、短篇小說集合計超過50部，并有大量童書、評論和編輯作品。她以高超技巧創(chuàng)作多種類型的文學作品，關(guān)注女性主義、動物權(quán)利、環(huán)境保護和幻想等主題。除了布克獎外，阿特伍德還獲得過數(shù)十個獎項及提名，包括加拿大總督獎（1966，1985）、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說獎（1987）、卡夫卡獎（2017）等，是當代英美文壇最富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使女的故事》在1985年就已出版，成為當代英語文學的經(jīng)典作品。當小說在2017年被改編成電視劇之后，北美又掀起了新一輪討論熱潮。除卻對電視劇的較高評價和飆升的收視率外，在近年美國乃至歐洲等地的許多女性主義街頭運動中，人們還穿戴起劇中使女的紅色長袍和白色軟帽，以整齊而靜默的形象示人。這部作品及其衍生的電視劇顯然已經(jīng)成為一種反抗力量的來源，從而與“Me-too”運動相呼應。評論界普遍認為，這輪《使女的故事》熱潮與近年來美國社會保守勢力的抬頭有密切聯(lián)系。近年來美國活躍的保守派認為，共同養(yǎng)育下一代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家庭是女性注定的歸宿，此外的事業(yè)和經(jīng)濟獨立對女性而言是不必要的。這種觀點與宗教極端主義相結(jié)合，對女性的身體、情感、自由和權(quán)利形成了全方位的壓迫。

有趣的是，雖然由于《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被提名科幻界的最高獎項——雨果獎，并且獲得了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說獎，但她本人并不承認這是一部科幻作品，因為它所寫的是“現(xiàn)實”。這一“現(xiàn)實”在當今的美國社會顯得更為真切：社會多樣性的降低，女性地位的下降，性別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對女性權(quán)利越來越嚴重的侵蝕，使得這部小說在出版30多年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一個社會寓言。不僅小說自身的批判力量使得其成為女性主義運動所借用的武器，作家本人也被奉為女性主義在文學領(lǐng)域的代表人物。

在如此背景之下，《證言》的出版成為文學界和文化界備受關(guān)注的事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甚至在小說正式出版之前，它就已經(jīng)進入了布克獎的長名單。最后的成書回應了《使女的故事》中的一些問題，暗示了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女性主義文本？也許更復雜

《使女的故事》發(fā)生在基列共和國，這個虛構(gòu)的國家位于美國東部，由宗教極端主義者控制。由于環(huán)境惡化，人類生育能力降低，該國實行一夫多妻制，可生育的女性被當作國有資源，成為父權(quán)式家庭中的生育機器——使女。故事的講述者奧芙弗雷德被分配給無子嗣的大主教弗雷德家庭，幫助其生育后代。像所有使女一樣，其名字的意思是“屬于弗雷德的”，她必須放棄個人情感、個人身份、個人財產(chǎn)，甚至個人身體的擁有和維護權(quán)，即便是對身體的保護，比如使用潤膚霜都被禁止，斷胳膊斷腿也不必在乎，因為這些都與生育功能沒有關(guān)系。使女只是行走的子宮，嬰兒的母體，這是她們存在的意義。整個故事是奧芙弗雷德秘密錄制的自述，黑暗的現(xiàn)實和對往事的回憶相交織，令人窒息的氛圍和開放式結(jié)局給讀者留下了許多問題。小說續(xù)篇的出版可以說是許多讀者期待已久的。

《證言》講述的故事發(fā)生在《使女的故事》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逃出基列共和國15年之后。此時，基列共和國的神權(quán)政體仍然掌握著權(quán)力。但有跡象表明，它已經(jīng)開始從內(nèi)部腐爛。不同于《使女的故事》中的單人自述，《證言》由三個女性的敘事組成：《使女的故事》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麗迪亞嬤嬤，在基列共和國長大的女孩艾格尼斯，以及在加拿大長大的女孩黛西。關(guān)鍵時刻，三個完全不同女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有可能產(chǎn)生爆炸性的結(jié)果。

艾格尼斯和黛西其實是奧芙弗雷德的大女兒和小女兒。雖然她們沒有經(jīng)歷過基列共和國之前的正常社會秩序，但卻不約而同地選擇踏上危險的征程，為自己和其他女性爭取自由。更耐人尋味的是麗迪亞嬤嬤的自述：雖然在《使女的故事》中她是一個神權(quán)衛(wèi)道士的形象，但這份自述顯示，在無法逃避的強權(quán)面前，她先是選擇保存自己，成為締造基列共和國畸形女性秩序的主要推手之一，后來則表面合作而暗地里加入反抗組織，秘密幫助其他女性脫離控制。她的初衷并非為女性爭取權(quán)益，而是為自己。但是，毀壞強權(quán)最有力的方式是從內(nèi)部攻擊，經(jīng)過內(nèi)心掙扎的麗迪亞嬤嬤正充當了這樣的角色。自利而利他，精明而剛強，這個復雜的人物展示了《證言》的精華所在。她提醒讀者思考，如果自己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使女的位置上，而是有機會作出一定的選擇，那么自己將會成為怎樣的人？這個問題使得《證言》所達到的思想高度超過其前篇。

人性的光輝：當今時代的價值堅守

阿特伍德本人并不覺得《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純粹的女性主義作品。她曾表示，她想寫的是社會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的受害者除了女性，還有大部分的男性?！蹲C言》也同樣十分相似：雖然兩部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女性的受難與抗爭，尤其是失去最根本身體權(quán)利的使女，但實際上男女兩性都不同程度地過著虛偽荒謬、失卻自我的生活。艾格尼斯和黛西們歷盡艱辛的追求，難道不是在拯救女性的同時，也拯救了深陷反人性旋渦的男性嗎？人類社會的進步總是朝向增益所有人福祉的方向，違背人性的做法不能長久。小說中的社會生活表面上是刻板壓抑的，私底下則是腐化和墮落，讀來令人窒息。那么西方這套社會運行制度究竟何以存在呢？正如奧芙弗雷德所追問的，誰有權(quán)決定別人的身體如何使用？誰有權(quán)決定誰以什么方式生活？誰可以決定怎樣才能得到寬?。繌倪@個角度來說，小說的思考不僅是女性主義的，還觸及了更廣和更深的問題。

在基列共和國開始統(tǒng)治之前，人們還過著正常的生活，奧芙弗雷德是帶著擁有家庭的幸福記憶開始進入這樣一種人生的，這使得使女的命運愈加值得同情和關(guān)注，對解放了的女性的再禁錮也因此愈加令人警醒。阿特伍德的這一設計意義深刻，它提醒讀者：歷史會倒退，而且也許就發(fā)生在身邊，必須警惕。從西方保守主義女性觀的再流行到有些地方死灰復燃的女德班，有現(xiàn)象顯示在世界范圍內(nèi)，女性解放這一廣泛的認同似乎正在經(jīng)歷某些挑戰(zhàn)。而同樣，男性也面臨著為時代倒退所傷害的危險。于是，堅持性別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議題在當今世界必須時時重提。

從這個意義來說，小說在當今西方文化背景下提供了一種斗爭的力量和心靈的療愈。阿特伍德對受到侵害的人們說：對待歷史的倒退，要去爭取才能得到解救。而奧芙弗雷德的后代的抗爭與換得的團聚無疑帶有一種隱喻的意味：人性的光輝終究會戰(zhàn)勝反人性的秩序。

復雜與曖昧的元敘事結(jié)構(gòu)

兩部小說都具有一個帶有元敘事特征的結(jié)尾。《使女的故事》最終的《史料》章節(jié)是2195年“第12屆基列研究專題研討會”中著名教授詹姆斯·達西·皮艾索托的發(fā)言記錄，這位教授聲稱全書前面的章節(jié)是無法確定身份的某位使女秘密留下的自我陳述；而《證言》則附上了2197年舉行的下一屆研討會上同一位教授的發(fā)言，聲稱三份自述同樣是研究基列共和國的重要史料。教授發(fā)言的內(nèi)容說明，基列共和國已經(jīng)成為歷史，這些女性的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這當然令讀者快慰。但是，阿特伍德的這一構(gòu)造并不是簡單地指出一個光明的未來，而是制造了更多的復雜性，這兩處元敘事給小說帶來的更多是疑問和曖昧不清。

譬如，在小說的世界中，這些自述的可靠性如何？奧芙弗雷德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多次提到重述的重建性質(zhì)：自身事后的追憶，甚至事件當時的同步描述，并不能完整捕捉當時的事實和情感，因為口中說出來的事實永遠不可能與真實發(fā)生的事件相同。何況自我陳述，很可能涉及美化和修辭問題。如此說來，麗迪亞嬤嬤、艾格尼斯和黛西的自述甚至更為可疑。所以，即使是真實存在的史料，對事實的還原性又有幾何？

又譬如，如果將這些視為小說世界中“真實發(fā)生”的事件，那么曾經(jīng)存在的人的深入骨髓的痛苦和艱苦的斗爭，化作多年后研討會上的談笑風生，含義何在？阿特伍德表示，《證言》中含有“非常多的希望”，指的是小說中暗示的女性斗爭的勝利。但評論家角谷美智子則認為，這種勝利裝進學者們淺薄而自大的研究框架中，帶有諷刺的色彩，女性們的抗爭并沒有真正勝利。從這個角度說，斗爭仍然任重道遠。無論如何解釋，這層元敘事因素為小說增添了情節(jié)和趣味性，同時使得小說更為復雜，向多種可能的解釋敞開。

阿特伍德創(chuàng)作有多種類型的作品，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妒古墓适隆窢I造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幻想世界，而《證言》則將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充分展開，將性別與權(quán)利問題和更廣泛的社會人性問題聯(lián)系起來，成為具有諸多面向的批判性文本。兩部小說引起的強烈反響說明當代世界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而文學在提出問題和提供方案方面仍然有著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