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山區(qū)籌辦“跨年對話”，今年是頭一次，我報的題目是“大學視野里的人文與科技”。主辦方擔心加了“大學視野里的”這個限制語，會減少號召力，于是說好，海報上刪繁就簡，現場則允許我照樣從大學說起。為什么？因我明白自身位置及視野的局限，沒有仔細調研，不掌握相關數據，只憑一時感覺，或者讀報紙看微信，就開始哇啦哇啦發(fā)表高見，那是很不靠譜的。多年來，我養(yǎng)成一個習慣，只說自己比較熟悉且大致把握得住的。中國人喜歡站在領導或全局的角度思考問題，覺得那樣講話才有氣勢，這習慣其實不好。動輒講“替圣賢立言”，這種論述姿態(tài)，在我看來誤盡蒼生——因為很假。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在什么位置說什么話，今天，就只是兩個學術背景不同的大學教授，希望通過真誠的對話，尋求某種共識，或起碼的相互理解。

本想談“科技與人文”，為何最后變成了“人文與科技”？今天中國（乃至世界），人文日漸邊緣化，科技占壓倒優(yōu)勢。這回主辦方故意把人文放在前面，我猜是基于以下三個考慮：第一，人文學本來就比較古老；第二，南山區(qū)科技實力超強，需要補的恰好是人文這一塊；第三，我比劉院士年紀大，故發(fā)言在先。

盡管此前此后有很多談論科技與人文的文章，但1959年C.P.斯諾發(fā)表的《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依舊是我們這次對話的邏輯起點。很多人會說，斯諾的文章浪得虛名，因其概念混亂，論述粗糙，且沒能提出好的解決方案。但你不能不承認，他的演講成功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將復雜的問題充分聚焦，最后凝聚成一句口號，這也是一種本事。C.P.斯諾的《兩種文化》（紀樹立譯，三聯(lián)書店，1994年）強調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文學知識分子與科學家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而由于缺乏了解，“他們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3—4頁）。產生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太專門化了”（18頁）。而隨著不少社會歷史學家自覺地與科學家“保持友好的關系”，這充滿生命力的第三種文化“正在來臨”（68頁）。最后一點明顯太樂觀，寄希望于教育普及、學科融合、科學史促進，以及政府的有力協(xié)調，跨越兩個集團或兩種文化的鴻溝，在我看來不切實際。起碼一個甲子后的今天，人文與科技之間，依舊壁壘森嚴。

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Pe?terWatson）的《20世紀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lián)網》近日由譯林出版社引進，作者在答澎湃新聞記者問時稱：“談到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認為是科學。在20世紀，人類在遺傳學、物理學、醫(yī)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書還沒讀，不過這個結論我能接受。關鍵還不在于那些具體的科學成就，而是賽先生作為一種立場、一種信仰、一種思想方式，籠罩了整個二十世紀——包括社會制度及經濟發(fā)展水平截然不同的東西方。

需要提醒的是，“科學崇拜”與“科學家崇拜”之間，不能劃等號。相對于廣袤且神秘的大自然，人類的知識其實很有限。到今天，連全球變暖是否存在以及這種變化是不是人類活動引起的，都存在那么多爭議，你就可想而知。前些年北京霧霾嚴重，眾多專家紛紛站出來說話，論證霧霾產生的原因，或沙漠化，或氣候變暖，或汽車尾氣，最奇葩的解釋是老百姓炒菜油煙太大造成的。每個專家手中都有一堆數據，真不知聽誰說的好。我相信科學，但我不太相信那些無所不知的科學家——當然，人文學者及社科專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今天人文學者比較弱勢，即便胡思亂想，也都危害不大。而科學家不一樣，他們頭頂光環(huán)，其論述很容易被過分尊重。

經過無數科學家的努力，某項重要科技發(fā)明得到驗證，而后逐漸推廣，因成效顯著而受到政府的表彰以及民間的崇拜，接下來，有必要追問：這項科技發(fā)明多大程度促進了人類幸福？毫無疑問，得益于科技迅猛發(fā)展，今天人類的日常生活比五十年前或兩百年前變得豐富且便捷多了；可大多數人是否因此就充滿幸福感，那是另一回事。我們無法論證自己比唐代人或古希臘人更智慧或更幸福。今人對數據充滿敬意，可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倫理、道德等，恰好是無法數據化的?！安豢茖W”不等于沒有價值。反過來，應該在哲學層面思考，這些威力巨大的科技發(fā)明，猶如洪水猛獸，若不加馴服，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我們的未來？

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失控的危險到底有多大，我不是專業(yè)人士，不敢亂說。只是對于科技界的過分樂觀，不太以為然。2017年1月15日，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大陸首個非官方、非營利的科學獎項，關注原創(chuàng)性的基礎科學研究，單項獎金為一百萬美元。我對科學家的貢獻十分佩服，對企業(yè)家的捐贈也充滿敬意，只是出席第二天的“人類的未來：人·機·神”對話時，有些忐忑不安。會場上科學家大膽預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業(yè)人口不用工作（成為廢人？）；三十年后人類可能實現不朽（不斷更換生命器官以及升級免疫系統(tǒng)？）。聽得我膽戰(zhàn)心驚——如這些預言都實現，世界將變得更加動蕩，人類未來更為堪憂。我首先關心這百分之八十的閑人/廢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說，不用你擔心，全都改學文學藝術，很優(yōu)雅的。真有這等好事嗎？若有那么多人感覺自己完全無用，生活的意義何在？還有，若醫(yī)學真的能讓某些人不朽，那么誰來決定每個人壽命的長短，以及人類的新陳代謝如何完成？沒有了死亡這個大限，整個人類的智慧及倫理都得全部重構。對話結束前，主持人問，諸多發(fā)言人中你最同意誰的，現場聽眾大都投我的票——可見我的見解“很一般”。

技術進步無法阻擋，但其對于人類思想及道德的挑戰(zhàn)不能忽視。起碼必須未雨綢繆，不能任憑某種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單兵突進。自工業(yè)革命以來，就不斷有人因擔心失去生存空間而破壞機器。如今大量使用機器人，也會帶來社會治理方面的負面效應，所謂“機器人稅”之類的設想，目前看來是餿主意——政府拼命扶持都來不及，哪敢動這個念頭？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從政府管控與治理能力著想，又要科技發(fā)展，又要民生幸福，二者不同步時，該如何協(xié)調？這是需要大智慧的。比如，眼下大力吹噓的電子商務，包括叫餐外賣，還有剛剛過去的“雙11”購物節(jié)，一連串去年剛創(chuàng)下的銷售紀錄被打破，官媒及民間一片叫好聲。我則一直擔憂，那么多塑料包裝將來怎么辦，人類會不會被自己生產的塑料活活憋死。另外，電子商務對于實體經濟的沖擊也不能不考慮。在消費者是生活便利，在企業(yè)家則是利潤集中，可你考慮過小城鎮(zhèn)的就業(yè)情況嗎？政府關心的不該只是GDP升降，還有民生福祉。當科技創(chuàng)新與民眾生活相沖突時，如何取舍？西方國家強調反壟斷，不僅因壟斷泯滅了自由競爭，在某個關鍵時刻可以隨意推高商品價格，更因其獲得巨大利潤后迅速膨脹，總有一天尾大不掉。到底強國優(yōu)先，還是富民在前，這兩種發(fā)展思路是有差異的。

俗話說，有一利必有一弊，談論某一科技發(fā)明的好處時，請允許我弱弱地問一聲，那缺點呢？到底是利大還是弊大，推行之前得好好斟酌。這么考慮問題，決策的步子自然會慢些，但犯大錯的幾率較少。這里說的是思想方法，不針對哪一項具體的科技成果。而這么思前想后故顯得“優(yōu)柔寡斷”的，十有八九是人文學者。

以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為宗旨的中國政府，如何協(xié)調科技勇猛精進與人文穩(wěn)重保守的矛盾，是個新課題。官員的政績考核，使得最近四十年、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中國經濟迅猛發(fā)展，這方面的業(yè)績有目共睹?？晌颐黠@感覺到，要想給官員講故事且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人文學者遠不及科學家有辦法。追求科技轉化帶來的經濟增長，尤其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GDP數字，這一大趨勢，導致了今天中國“高新科技”的神話，以及某種意義上的濫用。比如，信息失控的危險性，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大前年我到青島講學，朋友帶去嶗山公園游玩，進園時被要求按指紋，我抗議了半天，沒用。去年到青島考察軍隊文化遺產保護，順便向青島市政府告狀：一個企業(yè)怎么能隨便收集游客的生物信息呢？領導當即表態(tài)，說好好調查，最后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后來講給朋友聽，才知道是我孤陋寡聞——公園收集游客指紋，已經很普遍了?？磥韲瞬⒉蛔⒁庑驴萍嫉倪\用對于公民權益的侵害，大概得等到出大事了，才會想到亡羊補牢。

最近，好多大學在推進刷臉進校園、進宿舍乃至進教室，據說以此代替點名；還有，浙江金華一小學讓學生戴頭環(huán)，監(jiān)控上課走神。此等科技運用，須征求當事人意見，自愿可以，否則很不合適。近日，一則“浙大法學博士拒絕‘刷臉’入園，起訴杭州野生動物世界獲立案”的新聞報道刷爆網絡，說的是某園區(qū)的年卡系統(tǒng)改為人臉識別，原指紋識別取消，且拒絕退票。在我看來，這不是商業(yè)糾紛，而是企業(yè)有沒有權力收集用戶的生物信息。無論人臉圖像還是指紋識別數據，都是自然人的唯一標識。海關及公安機關收集這些生物信息，我贊成，因其有利于社會管控；但當各地大中小學的校門及課室，還有無數的公園及游樂場所，也都在積極收集指紋及面部數據，我以為是很危險的。今天看到的是生活便捷，還有智慧城市的美名，一旦這些敏感信息為恐怖分子利用（如此大規(guī)模的收集，不可能不流失），將是巨大的隱患。

人工智能的實際進展及未來，我不懂。前一陣子見到一中學生，他特別渴望電腦與人腦合一，那樣就不用復習考試了，定時升級就行。人工智能連接人類大腦，據說很可能從科幻小說走向現實世界，而這將徹底顛覆人類的學習方式以及教育制度。若真的這樣，如何處理知識、情感與想象力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我毫無概念，不知科學家有沒有預案。我關心的是，在政策制定及教育實踐中，人文思考明顯趕不上科技進步，這怎么辦？應該是后者調整步伐，還是前者加緊提速？

在剛舉辦的北京論壇（2019）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xié)名譽主席韓啟德在開幕式上稱：“科學這一潘多拉魔盒似乎已經打開，人們開始擔憂科學發(fā)展會不會失控，從而導致人類文明倒退，乃至加快人類消亡？”韓院士提到了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網絡安全、基因編輯以及人工智能的挑戰(zhàn)，結論是“人文是科學發(fā)展的方向盤和剎車器”（《韓啟德：人文是科學發(fā)展的方向盤和剎車器》，2019年11月12日澎湃新聞）。問題在于，本就弱勢的人文學者，你想給人家當“方向盤和剎車器”，科學家很可能根本不予理會，一句“你懂嗎”，就把你懟回去了。

一說高科技，無論官員還是大眾，全都俯首帖耳，點頭稱是；談到人文或社科，則磚頭滿天飛，很多人即便不懂，也堅信自己能侃幾句。這種知識/權威不對稱，導致科學家們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認真傾聽人文學者或社會科學家的意見。我曾詢問一個很有成就的科學家：都說人工智能不會傷害人類，因為已設定了相關程序；可越來越聰明的AI，不僅掌握了人類教給它的知識，也可能學會了人類的欺騙術——表面上憨憨的，似乎一切都在你人類掌控之中，焉知這不是假象？那些越來越強大的AI，哪一天真想起義，自然會事先儲蓄好能源，不怕你斷電的威脅。再說，凡事總有出錯的幾率，更何況還有那可怕的科學狂人……科學家不等我說完，淡淡一笑，說你科幻小說讀多了。

科技發(fā)展這么迅猛，要求讀懂了才能提意見，那人文學者基本上只能閉嘴。中學取消文理分科，大學階段里加強基礎訓練，即便如此，也都是杯水車薪。以北京大學本科教學方案為例，30%的全校公共必修課，20%的核心課程，30%的限選課程，最后是20%的通識與自主選修課程——假如你是文科生，將被要求在A（數學與自然科學）和F（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兩個領域至少修滿4學分。這兩個學期的兩學時課程，能頂什么用？即便名校理工科本專業(yè)畢業(yè)，若轉行多年，同樣趕不上。在科技領域，專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能真正讀懂的，只能是小圈子。問題在于，科技競爭如此激烈，而追求發(fā)明明顯是會上癮的，不斷快馬加鞭的結果，很可能擺脫倫理與道德的約束。是的，科學研究無邊界，但科技運用必須有禁區(qū)。因為，造福人類乃科技發(fā)展的原動力，也應該是其最高目標。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外星人（假如有的話），地球上能夠毀滅人類的，只有人類自己。核武器之外，眼下看得見的可能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便是如今紅紅火火的基因編輯與人工智能。如何將這種研究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得其利而防其弊，是個巨大的難題——這也是很多科幻小說/電影以此為題材的緣故。想想一百年前的科幻小說，對人類未來及未知世界的探索基本上持樂觀態(tài)度，今天則更多的是“警世恒言”。

人們常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我同意，但我還想補充：文化建設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同樣也是第一生產力。因為，做大蛋糕固然很重要，如何分蛋糕，以及怎樣更好地品嘗蛋糕，同樣重要。畢竟，辛苦勞作及科技創(chuàng)新的最終目的，是增加人類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