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松花江畔一個小鎮(zhèn)的貧民家庭。貧困，卻樂觀向上。少年不知愁滋味，我沒有一絲憂愁，讓我憂愁的是似有一面高墻，張望外面世界的目光被擋得嚴嚴實實。從小學讀到初中畢業(yè)，我分不清大學里什么是文科，什么是理工科，不知道何謂院系。直到1960年代，我到一個縣城里讀高中，常常去縣圖書館和新華書店讀報看書，始知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

1970年代，我有幸邁進北大的校門。在楊柳依依的未名湖畔，當我第一次見到中文系王力教授的那一瞬間，居然激動得流淚了，湖畔高聳的博雅塔被淚水模糊成一團云霧。翌年秋天，我再次見到王先生，是在學校西門附近的稻田地里。那日，文學專業(yè)的馬振方老師領著同學們在稻田地里拔草。我有關節(jié)炎不能下水，所以分配我和幾個女同學在路邊把雜草堆放在一起，然后用三輪車運走。馬老師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幽默風趣，稱我們不能下水田拔草的為海上陸戰(zhàn)隊。這時，只見馬老師快步從地里走出來，和迎面走來的一個人很客氣地打招呼。我抬頭仔細一看，此人竟是王力先生。近距離細細端詳，老先生不像南方人，倒像地道的東北大漢，身材高大魁梧，完全謝了頂，紅光滿面，臉上沒有一絲皺紋。他向馬老師微微笑了笑，兩人說了一會兒話，便分手道別。馬老師告訴我，這是咱們系的老師王力先生，你看他一臉嚴肅，其實平易近人，對學生也很隨和，從來不發(fā)脾氣。馬老師開玩笑道，一個人的學問，謝頂程度和胡須長短大概是衡量的標準，頭發(fā)越少，或胡子越長，就越有學問，中文系的王力先生和哲學系的馮友蘭先生可為例證。大家聽了這番話，都會心地笑了。

王力先生的著作我看得不多，但他熱心培育學生、愛護學生的事我早有耳聞。上個世紀60年代，蘇聯曾翻譯出版王力先生的《漢語語法綱要》，先生和三個青年助教一起，共同翻譯蘇聯漢學家寫的占全書一半的長篇序言。先生懂法文亦懂俄文，他多次改動，最后統稿交付出版社出版，將所得翻譯稿費讓三個助教平分。我入校之時，這位中外聞名的教授，還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但那炯炯的目光，依然透出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凜然正氣。后來我們認識了，我同他雖是師生關系，但見面了也不過相互點一點頭。在校期間，我曾參加《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一本厚厚的大樣，每天從早翻到晚，看得昏頭漲腦。在修訂過程中，我摘錄幾處自以為不妥的條目注釋，想找個機會，避開一些人的耳目去請教王先生。

那是一個冬日的下午，在32樓學生宿舍門口，傳達室的電話鈴聲響了，看傳達室的川島先生接起了電話。川島本名章廷謙，著名教授，魯迅先生的忘年交。我讀過川島先生的《和魯迅在一起的日子》，對這位老前輩肅然起敬。先生接電話后，準備上樓去喊一個同學聽電話，我正好碰上胖胖的他吃力地爬樓梯，便請他回傳達室，我替他去叫人。當我走到四樓樓梯的拐角處，居然迎面碰上了圍著厚厚圍巾的王力先生，我趕忙從衣兜里掏出一張卡片，一邊請教問題，一邊警惕地環(huán)顧四周，生怕被人看見打小報告。王力先生聽得十分認真，逐一做了解答，我道了一聲“謝謝”，一向神情嚴峻的老先生，嘴角微微露出了一絲笑容。因為提問題而耽誤了叫人，我向川島先生和那位同學道了歉。

王力先生是“文革”前的一級教授、學部委員、語言文字大師，但從未因我提出的問題幼稚而不屑解答。1986年先生辭世，得知這個消息，我的心情頗為沉重，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北大和先生相處的往事，想起有一些字、詞、成語、語法等未來得及向先生請教。北大，永遠的北大，哪怕在夢中，師長王力先生的音容依舊是那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