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當代文學歷史化”是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這種“歷史化” 追求一種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希望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分析作家作品的“審美”“藝術”“文學性”問題，把握其文學史意義。其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關鍵在于當代文學研究學科性、時間性、當代性的爭議。在研究過程中，這些問題都可以予以解決。在“歷史化”的具體推進上，可以先從基礎性的史料入手，整理編纂作家作品集、史料性叢書，繼續(xù)開展當代文學制度研究。

關鍵詞：歷史化 學科性 時間性 當代性 史料文獻

一

近些年來，“當代文學歷史化”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這一點從當代文學著名學者關注的重心和一些學術會議的主題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洪子誠、程光煒、吳秀明、吳俊等近年來發(fā)表出版了一系列有關“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論文、著作或者史料叢書，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洪子誠的《當代文學的概念》《問題與方法》《材料與注釋》《我的閱讀史》，程光煒及其弟子的“重返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學史料文獻搜集整理”，吳秀明闡述“當代文學歷史化”學術方法的系列文章及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吳俊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等。從2007 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歷史觀念與方法”“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研討會”開始，以“當代文學歷史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一直十分熱門，尤其是近兩年來，很多與當代文學有關的學術會議都與“歷史化”或“史料建設” 有關，如2016 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學術研討會”、2017 年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與文學史研究’ 學術研討會”“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高峰論壇”、2018 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建設與研究’學術研討會”、2019 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問題’學術研討會”等。對于這樣一個已經(jīng)興起十年有余但是至今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日益蓬勃的學術思潮，進行一個簡單的學術梳理還是十分必要的。

雖然“當代文學歷史化”的學術倡議已有10年之久，也有那么多的學者都積極地參與其中，但是，對于“歷史化”的具體內(nèi)涵，學者們似乎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根據(jù)羅長青、吳旭的研究，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歷史化”的具體所指大概包括四個方面：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研究、文學史編纂和學科教育。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歷史化”指的是作家對歷史題材的征用和新歷史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借鑒；就文學研究而言，“歷史化”指的是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史學化”2趨勢；在文學史編纂方面，它意味著當代文學史的“重寫”與“重返”；而在學科教育中， “歷史化”則主張當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穩(wěn)定性與學術性。3其實，概括起來，大概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學創(chuàng)作，我們暫且不論。另一個就是學術研究，無論是當代文學史的編纂還是學科建設，都必須以當代文學研究為基礎，而這種以文學史編纂和學科建設為旨歸的當代文學研究，必須擺脫單純以文學批評為中心的研究趨向，這大概才是“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意義指向所在。

程光煒是倡導“當代文學歷史化”最主要的學者之一，在最初的幾年里，他曾多次對“歷史化”的概念進行闡釋。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兩次。在《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一文中，他認為“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指的是經(jīng)過文學評論、選本和課堂‘篩選’過的作家作品，是一些‘過去’了的文學事實，這樣的工作，無疑產(chǎn)生了歷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說，在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過程中，‘創(chuàng)作’和‘評論’已經(jīng)不再代表當代文學的主體性，它們與雜志、事件、論爭、生產(chǎn)方式和文學制度等因素處在同一位置，已經(jīng)沉淀為當代文學史的若干個‘部分’，是平行但有關系的諸多組件之一”4。后來，他在與學生楊慶祥的一次對話中再次提到了“歷史化”。他指出，“我理解的‘歷史化’，不是指那種能對所有文學現(xiàn)象都有效處理的宏觀性的工作，而是一種強調(diào)以研究者個體歷史經(jīng)驗、文化記憶和創(chuàng)傷性經(jīng)歷為立足點，再加進‘個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歷史狀態(tài)的一種非常具體化的工作”5。最近幾年，程光煒的主要工作是“1980 年代文學史料文獻搜集整理”，沒有再專門對這一概念進行闡釋與修訂，但是， 從他的工作中我們能夠看出，他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這個比較學理化而又自覺意識到其理論局限的學術概念中，我們覺得有兩個方面值得思考。其一，對作家作品的地位似乎定位不高。在第一個概念里面，他認為“創(chuàng)作” 與“評論”不再是當代文學的主體，而只是“諸多組件之一”。這種研究思路有可能重新陷入人們對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批評之中?！霸凇吨袊敶膶W史》中，我們既看不到經(jīng)典作家，也看不到經(jīng)典作品，甚至連‘精品’都蹤影難尋?！?所以到了后來， 他作了必要的修正，即“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歷史狀態(tài)”。其二，“研究者個體歷史經(jīng)驗”的提法，大概是在強調(diào)理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這種個人歷史經(jīng)驗的加入會不會影響到“歷史化”目標的實現(xiàn)？畢竟，“‘歷史化’還不僅僅意味著將對象‘歷史化’， 更重要的還應當將自我‘歷史化’”7。所謂“自我歷史化”，是將自己對歷史的闡釋也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考察自己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中為什么會產(chǎn)生那樣的觀點。研究者個體經(jīng)驗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們應該時刻警惕個人經(jīng)驗的本質化。

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所謂“當代文學歷史化”，大概可以理解為，將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運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搜集整理相關的史料、史實，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建構當代文學生產(chǎn)發(fā)展的歷史場域，并在此場域中評價衡量具體作家作品的歷史價值。它不僅關注具體作品的“審美”“藝術”“文學性”分析， 更希望將這種分析放置到當代歷史的語境中去，以把握其在一定歷史時段中的文學史意義。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歷史化既是一種學術追求，也是一種學術理想，帶有理想化色彩。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雖然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盡力保持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但無可否認的是，我們對歷史的任何一次重寫都是“當下”與“歷史”的一次對話， 完全拒絕“當下”對“歷史化”工作的參與從根本上來講不僅無法實現(xiàn)，而且也不應該， “當代性”不僅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寶貴品質，而且也應該是一切人文學科學術研究所應堅持的立場。我們所說的“歷史化”更多的是指，在意識的層面上，盡力在當代文學的歷史語境中考察我們的研究對象。

二

“當代文學歷史化”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爭議的焦點主要有三個：學科的合法性、時間性和“當代性”。為什么一些學者要花費那么大的精力致力于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代文學學科的身份在不少學者那里是值得懷疑的。且不說唐弢的著名論斷“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多年以后，謝冕還提出“現(xiàn)在我主張取消當代文學的說法”8?！爱敶膶W至今仍‘妾身未明’，身份十分可疑。毋容置疑， 當代文學是一個處于‘未完成’狀態(tài)的年輕學科，也是一個共識最少、爭議最多、滿意度最低的學科?！?當代文學學科的這種狀態(tài)讓很多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感到不安。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提出“當代文學歷史化”，本身就帶有對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訴求。他們認為，“一個學科發(fā)展到一定時候，大凡都會提出‘歷史化’的問題”10?！爱敶膶W史寫作的‘歷史化’傾向，有利于學科的穩(wěn)定性和確定性，也可以使當代文學史更貼近歷史真實和更具學術深度?！?1

所謂時間性問題，一方面是指當代文學的存續(xù)時間，另一方面還是指它的截止時間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歷史距離感”。“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提倡者與支持者多次提出當代文學的存在時間問題，“當代文學已有60年的歷史，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文學存在時間的兩倍。它是否‘永遠’停留在‘批評’狀態(tài)，而沒有自己的‘歷史化’的任務？”12“當代人寫史的問題，從上世紀1980 年代初到現(xiàn)在總是在說。奇怪的是，沒有人指責朱自清、周作人在新文學誕生只有十多年的時候就寫類似新文學史的論著不應該，可是，在當代文學已經(jīng)過了1930、1940、1960 年的時候，還說距離太近， 還說不能寫史。多少年才‘不近’??？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缺陷自然存在，問題多多，但當代人的講述，也有隔代、隔隔代人講述不能代替的方面存在?！?3從這樣一種意義上來談論“當代文學歷史化”，恐怕很難有人提出什么反對的意見。但時間性難題的關鍵可能還不在這里，而在于“‘當代文學’尚無清晰的時間下限，研究者身在其中，缺乏客觀冷靜的學術研究和評判所必需的歷史距離感”14。在這里，郜元寶大概像很多對“當代文學歷史化”表示異議的學者一樣，把“當代文學”與“當下的文學”畫等號了。而實際上，“當下的文學”屬于“當代文學”， 但是“當代文學”并不就等于“當下的文學”。如果說“當下的文學”與研究者之間因為缺乏“必需的歷史感”而不能歷史化，那么， 距離我們已經(jīng)30 年、40 年、50 年的“1980 年代文學”“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呢？ 當年唐弢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也主要是因為他把“當代文學”理解為“當下的文學”了?！拔覀兊漠敶膶W從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網(wǎng)羅了三十幾年的歷史。難道說， 30 年前的文學還是當前的文學，1950 年代文學到了1980 年代還是眼前正在進行的文學嗎？把這些歸入到現(xiàn)代文學的范圍，倒是比較合適的。換一句話說，它們已經(jīng)不是當前的文學，它們可以算作歷史資料，擇要載入史冊了?！?5從唐弢的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 在當時，他就不反對將“1950 年代文學”“載入史冊”，何況時間又過去了30 多年呢？ 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像洪子誠的“十七年文學”研究、程光煒的“1980 年代文學”研究那樣，選取一定的歷史時間段把它們“固定下來”，進行歷史化的工作，完全是可能的。

在解決了時間性的問題之后，“當代性” 的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一些學者之所以對“當代文學歷史化”表示異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對當代文學的“當代性”十分珍視，認為“當代性是考察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所必須堅持的，是‘當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批評’的根本屬性所在”16。當代文學研究“要一直保持在當下的視野里，只有在和當下的聯(lián)系中，它們才能成為當代文學史的內(nèi)容”17。對“當下性” 的這種珍視，體現(xiàn)了學者們對當代文學研究社會功能的維護。他們所擔心的大概是“當代文學歷史化”有可能將當代文學研究進一步引向學院化和書齋化，進而弱化當代文學研究的社會功能。這是人文學者的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擔當。但是，從學術研究上講， 如果我們承認“當代文學”不僅包括“當下的文學”而且包括距離我們已經(jīng)30 年以上的文學，那么，對這部分文學進行歷史化研究大概不會損害到“當代性”的可貴品質了吧？雖然我們也認同“1980 年代沒有過去， 它還是我們直接的當下”18這種歷史判斷，但是如果由此反對“1980 年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我們覺得就有些過于執(zhí)念了。如果這樣的話，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化工作又該如何評判呢？“五四”過去了嗎？其實，“當代文學歷史化”并不必然導致“當代性”的弱化。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個優(yōu)秀的學者， 即便是研究古代文學，也必然會帶有當下的歷史關切。更何況，當代文學研究的主體依然是文學批評。

由此我們認為，當代文學應該歷史化， 也可以歷史化，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歷史化。

三

那么，具體來講，這種歷史化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呢？

基礎性的工作當然是史料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皼]有文獻學為基礎的新時期文學40 年研究，可能一直都會停留在‘提問題’的階段，而無法把我們想到的諸多問題變成具體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19新時期文學如此，當代文學更是如此。目前已經(jīng)整理出來的文獻主要有，1980 年代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孔范今、雷達、吳義勤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程光煒主編的《新時期文學史料文獻叢書》《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吳俊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丁帆、王彬彬、王堯、朱曉進領銜加盟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程光煒、吳圣剛、沈文慧主編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等。這些史料文獻，主要關乎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文體文類、文學期刊等。它們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支撐作用。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程光煒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和吳俊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它們一個是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一次目錄學整理，一個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基礎性史料。這兩項工作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中尚屬首次。

由此我們也可以想到，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工作中，不能總是圍繞著幾個作家、幾個思潮來回做一些重復性工作。其實， 即便是史料性的工作也還有很多空間有待拓展。首先是《中國當代文學詞典》的編纂。與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相關的詞典已經(jīng)誕生， 而且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比如譚正璧編纂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錢仲聯(lián)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大辭典》，賈植芳等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詞典》。中國當代文學方面的詞典雖有潘旭瀾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但是它出版于1993年，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20多年， 對它的修訂或者重新編纂應該引起重視。其次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目錄提要性著作的編纂。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不少影響很大的目錄學著作，如賈植芳、俞元桂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總書目》，唐沅等人編纂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董健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戲劇總目提要》，郭啟宗等主編的《中國小說提要（現(xiàn)代部分）》等。在當代文學中也已經(jīng)有了一些這樣的著作，如董健、陸煒編的《中國當代戲劇總目提要》、程光煒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但是其他門類的類似著作則尚未出現(xiàn)。與現(xiàn)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時間跨度更長，作家作品更多，而且一直處于發(fā)展變化之中，這種大型工具書的整理撰寫更加困難，這也是事實。但是困難也并非無法解決。如果整個當代文學我們做起來有困難，是不是可以先做某一個時間段的？比如《“十七年”文學總書目》《“文革”文學總書目》《八十年代文學總書目》等。再次是當代文學“公案”的史料搜集與整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公案”，如“十七年”時期的一系列文學批判，1980 年代關于各種文學思潮的論爭，甚至1990 年代初期圍繞《廢都》發(fā)生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講，一部當代文學論爭史就是一部當代文學發(fā)展史。如果我們能夠把每次論爭背后的各種檔案史料充分挖掘整理出來，這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樣的工作已經(jīng)有人在做， 如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編輯出版的“歷史檔案書系”，程光煒主編的《新時期文學史料文獻叢書》等，涉及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等重要文學思潮，但是與“公案”的史料搜集思路似乎還有些距離，更多時候他們是把這些現(xiàn)象作為思潮來對待的，搜集的史料也更多的是關于它們的研究論文。如果將其作為“公案”，恐怕還要搜集更多與之有關的能夠呈現(xiàn)其來龍去脈的歷史資料。當然，這項工作做起來有很多困難，包括檔案的涉密問題和作家的人事糾葛。最后是作家回憶錄，包括口述史。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作家回憶錄的價值還沒有被充分地認識到。我們現(xiàn)在主要是把它們作為真實性尚待考證的佐證材料。而實際上，在作家年譜的修訂、傳記的書寫方面，它們的作用十分重要。就是從一段文學史的研究與重寫而言， 這些文獻的價值也不容低估。例如，在1980 年代，“作家回憶錄的寫作是許多老作家20回歸文壇的一種重要方式，也理應成為1980 年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一頁。這些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被以往的研究工作嚴重忽略掉了的‘另一半’1980 年代文學的面貌：一個不一樣的1980 年代文學格局、文學思潮、文學生態(tài)和作家的精神人格。它們不僅在1980 年代的非虛構寫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地位，而且也為我們從整體上勾勒這些作家在人生暮年的精神狀態(tài)提供了可能。在日益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的當下，對1980 年代作家的回憶錄進行史料整理、文獻考辨、綜合研究，不僅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重返1980 年代’的新視角，而且可以為以后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提供史料支撐”21。如果一些作家因為各種原因不能撰寫回憶錄，我們應該考慮是否可以與他們一起做相關的口述史。這對當代文學研究來說，既是便利條件， 也是目前一件十分緊要的工作。

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與編纂。對于一個作家的經(jīng)典化、一段文學時期的歷史化而言，一個基礎性的工作就是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與出版。在古代文學中，我們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等歷朝歷代作品集以及《李太白全集》等作家文集；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我們有《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分時期的作品集整理，有《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沈從文全集》等著名作家的文集。在這種前提下，中國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化工作才得以持續(xù)穩(wěn)步地推進。與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相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對作家文集的重視程度似乎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就目前來看，對“十七年”文學影響較大的作家，其文集大體上已經(jīng)整理出版了，比如《周揚文集》《胡風全集》《丁玲全集》《馮雪峰全集》《夏衍全集》《趙樹理全集》《賀敬之文集》《孫犁全集》《柳青文集》《楊沫文集》等。新時期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相對比較復雜。在一些作家去世以后，經(jīng)過多方努力，他們的文集逐漸得到出版，如《曾卓文集》《綠原文集》《牛漢詩文集》《戴厚英文集》《高曉聲文集》《海子詩全集》《顧城詩全集》《姚雪垠文集》《徐遲文集》《路遙全集》《林斤瀾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這些文集的出版對于這些作家的經(jīng)典化，對1980 年代文學的歷史化都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須看到，還有不少已經(jīng)去世的重要作家，其文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 如茹志鵑、張一弓、周克芹、張賢亮、王潤滋、史鐵生、王小波等。作品的分散不全， 對于作家的整體研究，對于一段文學史的整體推進都將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與已經(jīng)去世的作家相比，在世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可能更為麻煩。一個是很多作家仍然在不停地創(chuàng)作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整理出版他們的文集， 其權威性可能就會受到質疑。比如2012 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作家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幾乎同時推出了20 卷本《莫言文集》。這種行為與其說是一種學術總結， 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商業(yè)運營。1998 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過18 卷本《賈平凹文集》之后，2013 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20 卷本《賈平凹文集》。不是說一家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文集以后其他出版社就不能再出， 而是說，如果一個作家尚處于旺盛的文學創(chuàng)作期，這種文集的出版很可能會造成一種學術資源的浪費。相比之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2019 年版《汪曾祺全集》就有價值得多。雖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在汪曾祺剛剛去世一年之后（1998 年）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但是20 年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顯然做得更為扎實、更為全面，對于汪曾祺研究工作的推進它也將提供更為權威的史料基礎。在世作家文集出版困難的另一個原因大概與作家本人有關。因為不少作家依然處于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他們可能并不太愿意在此過程中推出自己的文集。這一點需要作家和學者達成共識?？傮w而言，在當代文學歷史化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充分重視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與出版。難能可貴的是，在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新文學大系》一直在整理出版。這一工作必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產(chǎn)生重要影響。但是，它們的價值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就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而言，它需要學術評價體制的支持，也需要作家及其家屬的積極配合。

當代文學歷史化第三個方面的工作是作家年譜的編纂，傳記、作家論的撰寫。在參加《中國當代作家論》叢書新書發(fā)布分享會時，吳義勤指出，“‘作家論’是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同時也代表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最高水平，可以說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能夠反復被一代代學者閱讀和引用的著作其實都是‘作家論’”?！岸覀冊诋敶骷翌I域， 明顯不足，當代文學研究大多是現(xiàn)場評論、追蹤研究，系統(tǒng)的綜合研究比較弱?！?2在中國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是從某一個具體作家的研究走上學術道路的，或者以研究某一個具體作家而知名。比如袁行霈的陶淵明研究，莫礪鋒的杜甫研究， 錢理群、王富仁等人的魯迅研究，陳思和、李輝的巴金研究，凌宇的沈從文研究，陳曉明的沙汀、艾蕪研究等。在當代文學領域， 這樣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還比較少見。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認為，當代文學缺乏這樣的經(jīng)典性作家， “不值得”花費那么大的工夫。就“十七年” 文學而言，因為比較多的是“一本書作家”， 可能的確經(jīng)不起這樣的研究，但是，楊沫、柳青等作家的價值還有待充分認識。如果從1978 年第四次文代會算起，新時期文學也已經(jīng)40 多年的歷史了。在這40 年中，涌現(xiàn)出了不少重要作家，比如汪曾祺、路遙、王小波、史鐵生、陳忠實、顧城、海子、莫言、王蒙、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張承志、劉震云、張煒、余華、張潔、方方等。這些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成就。在推動當代文學歷史化的過程中， 要想使當代文學的研究真正地“去批評化”， 這些作家的年譜、傳記、作家論其實是一項繞不開的工作。在這一點上，《東吳學術》開辟的“作家年譜專欄”體現(xiàn)了一種學術研究的前瞻性。大概從2012 年開始，《東吳學術》陸續(xù)推出了蘇童、阿來、余華、韓少功、史鐵生、鐵凝、翟永明、莫言、汪曾祺、張承志、賈平凹、林白、李佩甫、劉震云、畢飛宇、陳忠實、張煒等著名作家的文學年譜。后來又以《當代著名作家及學者年譜系列叢書》的形式出版發(fā)行，產(chǎn)生了很好的學術反響。2018 年，由著名批評家謝有順主編的《中國當代作家論叢書》第一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錄《阿城論》《昌耀論》《格非論》《賈平凹論》《路遙論》《王蒙論》《王小波論》《嚴歌苓論》《余華論》等9 部著作。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必將在當代文學歷史化的過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在基本的史料建設和作家作品的歷史化研究之外，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工作還應該包括相關概念的知識清理以及包括文學機構、文學期刊、文學出版、文學會議、文學評獎等在內(nèi)的文學制度研究。在當代文學的知識清理方面，洪子誠先生的成就最為突出。早在1990 年代，他已經(jīng)十分自覺地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霸谖覀冞^去的文學史中，那些我們經(jīng)常使用，習焉不察的事實、概念、評價，是如何形成的，是通過什么樣的辦法‘構造’出來的—這是1990 年代我的主要思路?！薄巴ㄟ^這種‘清理’，能夠使過去那些表面看起來很嚴密，統(tǒng)一的敘述露出裂痕， 能夠在整體板塊里頭，看起來很平滑、被詞語所抹平的‘板塊’里頭，發(fā)現(xiàn)錯動和裂縫， 然后來揭露其中的矛盾性和差異。這種方法是在原先已有的敘述的結論上發(fā)現(xiàn)問題，或者說，把既有的敘述‘終點’作為出發(fā)的‘起點’?！?3他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突出地體現(xiàn)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材料與注釋》以及他對“當代文學”“左翼文學”“題材”“樣板”“手藝”等眾多文學概念的清理上。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新型的文學。為了確保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堅持社會主義文化的領導地位， 配合和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建設，它逐步建立了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文學組織、引導、評價的管理體制，我們把它稱之為文學制度?！?4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一個顯著的不同就在于，當代文學，尤其是1980 年代之前的文學，與國家的管理體制密切相關，具有十分明顯的制度化特征。所以， 對于當代文學制度的研究一直為不少學者所關注。這一領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本朝、張均的當代文學制度研究，范國英、任東華的茅盾文學獎研究，斯炎偉、王秀濤等人的文學會議研究，徐勇的文學選本研究， 吳俊、黃發(fā)有等人的《人民文學》研究，閻綱、張均、魏寶濤等人的《文藝報》研究，連敏、錢繼云等人的《詩刊》研究，楊懿斐的《朝霞》研究，龔奎林的《人民日報》文藝副刊研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與當代文學制度有關的問題值得關注。例如，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曾經(jīng)存在過哪些具有較大影響的文學機構？ 它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chǎn)生過什么影響？ 中國作協(xié)、中央文學研究所25、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26、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27、中國青年出版社，還有《解放軍文藝》《文匯報》《人民戲劇》《上海文學》《收獲》《當代》《花城》《十月》等其他重要文學期刊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推進。再比如，有關當代文學編輯的成果也很少，僅有的一些成果層次也普遍不高。

以上這些僅僅是我們就一些基礎性史料工作的設想，“當代文學歷史化”當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工作，除了這些史料研究之外， 還包括很多同樣重要的問題，如文學史家的學養(yǎng)問題，當代文學經(jīng)典的遴選與闡釋問題以及整個當代文學成就的評價問題、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必須建立在基礎性史料工作的基礎上，而且，爭議可能更大，在此我也就不再贅述。

[本文為2018 年度河南省哲社規(guī)劃項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研究” （19YJC751052）、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史料整理與研究”（2018BWX018）、信陽師范學院“南湖學者獎勵計劃”青年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有學者認為，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這種“歷史化” 傾向，“用‘學術轉向’‘學術思潮’來概括不如用‘學術深化’來得準確實在。因為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這種‘歷史化’根本就不是‘轉向’，而是‘深化’。”陳劍暉：《當代文學學科建構與文學史寫作》，《文學評論》2018 年第4 期。

2在《“史學化”還是“歷史化”：也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趨勢》（《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2 期）一文中，錢文亮認為， 用“史學化”概括1990 年代以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傾向“過于簡單化”“倒不如采用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歷史化’更為切實和準確”。

3羅長青、吳旭：《學術現(xiàn)象視域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概念所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未刊。

4 12程光煒：《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文藝研究》2008 年第4 期。

5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2 頁。

6 9 11陳劍暉：《當代文學學科建構與文學史寫作》，《文學評論》2018 年第4 期。

7李揚：《50—70 年代中國文學經(jīng)典再解讀》，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7 頁。

8肖敏、李彥文：《“中國當代文學史：歷史觀念與方法”學術會議綜述》，《文藝爭鳴》2007 年第12 期。

10程光煒、夏天：《當代作家的史料與年譜問題》， 《新文學評論》2018 年第1 期。

13魏沛娜：《“文學史”這個“世紀迷思”的癥候——專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者洪子誠》，《深圳商報》2014 年9 月15 日。

14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 趨勢》，《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年第2 期。

15唐弢：《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當代文藝思潮》1982 年第3 期。

16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于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 年第12 期。

17 18劉復生：《歷史化與反歷史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未刊。

19 程光煒：《怎樣研究新時期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8 年第5 期。

20 這里的“老作家”指的是自“五四”以來一直在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在1980 年代依然健在并以各種形式發(fā)表出版了回憶錄的作家，如茅盾、巴金、胡風、丁玲、冰心、夏衍、臧克家、陽翰笙、陳白塵、趙家璧、許杰、王西彥等。

21徐洪軍：《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研究的意義、現(xiàn)狀與可能》，《天府新論》2018 年第4 期。

22 高凱：《〈中國當代作家論〉叢書出版 解讀作家精神世界》，中國新聞網(wǎng)，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09841051426031543&wfr=spider &for=pc.

23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 年版，第89 頁。

24 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 1976）》，新星出版社2007 年版，第1 頁。

25 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1 年1 月2 日，后改名為文學講習所。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362 頁。

26 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 年2 月22 日， 1956 年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1977 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364 頁。

27 新文藝出版社1952 年改名為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