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的《北京文學》，刊發(fā)了汪曾祺的小說《受戒》。雖然這不是汪曾祺八十年代復(fù)出后的第一篇小說，但它在當時所獲得的盛譽和批評聲浪都遠遠超過了在其之前的《騎兵列傳》《黃油烙餅》，以及緊隨其后的《異稟》?！妒芙洹返牧眍愖藨B(tài)以及在當時造成的巨大影響，使后來的研究者在追認它在作家創(chuàng)作道路中的價值時，往往將其看作是汪曾祺經(jīng)歷了三十年的空白之后“復(fù)出”文壇的標志[1]。雖然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受戒》在當時的“另類”，不僅僅是“小說中的人物，一不是什么英雄，二不是工農(nóng)兵[2]”，而且最大程度地淡化了時代和政治的熱情，將一種重構(gòu)了現(xiàn)代抒情傳統(tǒng)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帶回到了八十年代文學當中。同時所不能忽視的是，《受戒》是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對其早期作品《廟與僧》的一次主動改寫，憑借對一個故事的重述，使他從一個1940年代的作家通向了1980年代的文學場域，重塑了人道與審美的文學評價標準，也奠定了其自身的文學史意義。而對于這樣一篇八十年代文學中繞不過去的小說作品，它的精神資源從何而來？汪曾祺又是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下進行創(chuàng)作的呢？

一、《受戒》的地理考察

八十年代初期，小說《受戒》引起爭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題材的特殊性。在當時《北京文學》那篇“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編余漫話》中，編輯不只一次提出“題材”的問題。“題材在轉(zhuǎn)換，就是在這期小說專號上，也是看得清楚的[3]”，之后又說“本期作品在題材和風格的多樣化上，表現(xiàn)得較為顯著[4]”。小說發(fā)表后，甚至有人稱它是“宣揚無神論的檄文[5]”，也有人認為小說情節(jié)怪誕，有違生活的客觀真實，“實際上起著粉飾美化佛門生活的作用。[6]”

這是八十年代文學的開場，當汪曾祺將幾乎被湮沒在特定歷史的“重大題材”之中幾十年的寺廟生活復(fù)活在人們的視野中時，所產(chǎn)生的“震驚”和“陌生化”效果可想而知，由此引發(fā)一系列關(guān)于考辨汪曾祺宗教立場（政治立場）的爭論也在所難免。如若對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行系統(tǒng)考察，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其實并非孤例：如《受戒》的前身《僧與廟》，《仁慧》《幽冥鐘》以及四十年代就已發(fā)表的小說《復(fù)仇》等。而無論從家學傳承、成長歷程、教育背景來看，接受佛教文化熏習與影響都很小的高郵籍作家汪曾祺，緣何寫作了這些以《受戒》為代表的寺廟題材作品呢？

汪曾祺在談到沈從文的時候，曾經(jīng)引用過《從文自傳》中的一段文字：“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里，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現(xiàn)在為止，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現(xiàn)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里，我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里。[7]”汪曾祺之所以尤其在意《從文自傳》中的這幾句話，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告訴了我們“一個人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zhì)，接受哪些‘教育’……沈先生是把各種人事、風景，自然界的各種顏色、聲音、氣味加于他的印象、感覺都算作對自己的教育的。[8]”一直認為鄉(xiāng)情的衰退就是詩情的銳減的汪曾祺其實也從他生活了十九年的故鄉(xiāng)高郵嗅到了“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9]”，它們深深地注入到他的記憶里，成為了汪曾祺最早接受的“教育”和原鄉(xiāng)經(jīng)驗，高郵小城的人事也始終是他小說創(chuàng)作的起點。

汪曾祺于1920年出生于江蘇高郵，高郵地區(qū)佛性篤深，自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開始，佛教始終深刻影響了高郵地區(qū)的社會文化和風土民情。但據(jù)高郵地方志記載，絕大多數(shù)信眾對佛教的接受局限于“只知教規(guī)而鮮知教理，對宗教的信仰與對鬼神的迷信往往混淆在一起。真正因思索人生，探尋歷史，到宗教中尋找真善美，而皈依神靈者極少。[10]”有佛教信仰就必然有大大小小的寺廟和僧團，清乾隆之后，高郵地區(qū)形成的較大佛教建筑有：“寺45個、廟67個、庵261個、塔院7個、殿8個、念佛林2個、念佛堂5個、塔4座、寺廟房屋6000余間。[11]”這些建筑多毀于上世紀40年代的戰(zhàn)火，在汪曾祺出生的1920年，它們雖然在用途上可能有所變更，但大多仍風貌猶存，歷史上著名的高郵八大寺中的絕大部分在那個時期也還較好地保存著。高郵地區(qū)寺廟之多，對人們?nèi)粘Ｉ钣绊懼?，正像汪曾祺在《受戒》的?chuàng)作談中所說的“我的家鄉(xiāng)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廟。我的家鄉(xiāng)沒有多少名勝風景。我們小時候經(jīng)常去玩的地方，便是這些廟。[12]”隨著高郵地區(qū)寺廟的發(fā)展，僧人數(shù)量也逐漸增多，至乾隆年間最多?！懊駠?1年（1932年），高郵縣成立佛教協(xié)會，鐵橋[13]任理事長……民國36年，高郵計有僧尼918人[14]”，之后仍然處于逐年增多的趨勢。寺廟與僧尼眾多是高郵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與風俗民情，從地方志的記載和統(tǒng)計來看，這些佛教建筑空間與人物形象可謂隨處可見。汪曾祺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寺廟林立的地方，僧尼也自然很容易成為了他家庭日常交往的對象，這構(gòu)成了他的家鄉(xiāng)重要的歷史文化背景。

出生在這種地理環(huán)境中的汪曾祺，在成長過程中也很容易和這些佛教寺廟以及僧尼產(chǎn)生一些聯(lián)系。汪曾祺也的確從小就認識一些和尚，因為他家常做法事。而身為長子的他，常被叫去磕頭，然后陪和尚喝粥或者吃掛面。孩童時期的汪曾祺也借此看看和尚怎樣布置道場，偶爾翻看一下經(jīng)卷，或是聽聽敲擊法器和唱誦。而第一次切身地接觸故鄉(xiāng)的寺廟是在汪曾祺小學時期。他就讀的小學就是佛寺的一部分，他從小就喜歡到處閑逛，觀察世界，體味人生?！靶W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guī)缀趺刻旆艑W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摩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shù)館。[15]”不僅每天放學去寺廟里逛，閑時他也常去寺廟里玩?；蛟S是真的因為除卻寺廟，高郵地區(qū)也沒有什么名勝風景，所以寺廟自然成為了孩子玩耍的地方?！拔覀?nèi)タ捶鹣瘛？瘁屽饶材?，和他兩旁的侍者（有一個侍者歲數(shù)很大了，還老那么站著，我常為他不平）。看降龍羅漢、伏虎羅漢、長眉羅漢?？瘁屽饶材岬谋澈笏茉趬Ρ谏系摹Ｋ^音’。觀音站在一個鰲魚的頭上，四周都是卷著漩渦的海水。我沒有見過海，卻從這一壁泥塑上聽到了大海的聲音。一個中小城市的寺廟，實際上就是一個美術(shù)館。它同時又是一所公園。廟里大都有廣庭、大樹、高樓。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走上吱吱作響的樓梯，踏著塵土上印著清晰的黃鼠狼足跡的樓板時心里的輕微的緊張，記得憑欄一望后的暢快。[16]”

到了初中時期，汪曾祺來到離家略遠的縣立初級中學讀書，每天他要穿過越塘、菜地、石頭路、傅公橋才能到達學校。而石頭路西邊葦蕩子的盡頭就是善因寺，這是高郵縣的第一大寺，也是那時汪曾祺經(jīng)常去玩兒的地方。善因寺后來出現(xiàn)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寫的那個善因寺是有的。我讀初中時，天天從寺邊經(jīng)過。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幾回。[17]”寺里的方丈鐵橋和尚和汪曾祺的父親是關(guān)系密切的畫友，父親第二次結(jié)婚時，鐵橋和尚作畫送給了父親做賀禮，“這件事給汪曾祺印象太深了。他覺得在新房里掛一副和尚的畫，父親可謂全無禁忌；而鐵橋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18]”

更加進一步深入感知寺廟和了解僧人生活是在汪曾祺的高中時代，“讀了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lǐng)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19]”由于抗戰(zhàn)的影響，汪曾祺曾經(jīng)隨父親在庵中生活了半年，這給他深入了解寺廟中和尚的生活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而這也直接成為了小說《受戒》中故事和人物的“本事”與“原型”。十七八歲的汪曾祺來到小庵后，對門上“一花一世界”的對聯(lián)并不理解，而他似乎也沒有興趣弄懂。“只是朦朦朧朧地感到一種哲學的美。我那時也就是明海那樣的年齡，十七八歲，能懂什么呢。[20]” 而在那時的高郵地區(qū)，寺廟世俗化的傾向也早就出現(xiàn)了。在經(jīng)歷了晚清太平天國的逢寺必毀之后，雖然有些寺廟有所修繕，但大多還是處于一種破敗的狀態(tài)。在1930年代，那些作為布教之所的大小寺廟，幾乎都“變?yōu)橐环N家族式的的私人庵堂。[21]”“和尚怎么還可以娶個老婆帶到廟里去。小和尚還管她叫師娘，和尚賭錢打牌，過年的時候還在大殿上殺豬，這都是真的，我就在這小廟里住了半年，小英子還當過我弟弟的保姆。[22]”因此讓他感到好奇的是為什么庵里沒住尼姑，反而住了和尚，以及這些和尚作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

從這些經(jīng)歷來看，汪曾祺和他的家庭走進寺廟或與僧人交際，是幾乎沒有任何信仰訴求的，除了做法事之外，甚至連民間祈福庇佑的想法也很少，而這只不過是身在高郵的人們?nèi)粘Ｉ畹囊徊糠帧Ｍ粼鞑粩鄰娬{(diào)那些寺廟之于他是“雕塑藝術(shù)館”“美術(shù)館”“公園”或者“避難所”，與其說寺廟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的是一個敬順仰止之地，倒不如說是一個獲取審美意識和休閑放松的場域。因此，汪曾祺書寫寺廟生活，其實就是在書寫高郵人的“日?！??！按蟾琶恳粋€人都曾在一個時候保持著對于家鄉(xiāng)的新鮮的記憶。他會清清楚楚地記得從自己的家走到所讀的小學沿街的各種店鋪、作坊、市招、響器、小廟、安放水龍的‘局子’，火災(zāi)后留下的焦墻、糖坊煮麥芽的氣味、竹廠烤竹子的氣味……故鄉(xiāng)的景物一定會在三四十歲時還會常常入夢的。[23]”而“今天的人，對于今天的生活所過來的那個舊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認識認識嗎？舊社會的悲哀和苦趣，以及舊社會也不是沒有的歡樂，不能給今天的人一點什么嗎？這樣，我就漸漸回憶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舊夢。[24]”這幾乎可以看作是八十年代初期汪曾祺重寫小說《受戒》的緣起，而據(jù)此推衍，四十三年前剛好是1937年，時年汪曾祺17歲，上半年人在江陰，于南菁中學讀高二，也正是在那個時候開始了他終身難忘的初戀[25]。而暑假之后，他就隨祖父、父親去往庵趙莊避難。為此，汪曾祺晚年還于《我的世界》（《逝水》自序）中追悼感懷那一段體驗：“行過虹橋，看河水漲落，有一種無端的傷感。難忘繖墩看梅花遇雨，攜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離別。幾年前我曾往江陰尋夢，緣慳未值。[26]”初戀的經(jīng)驗在那樣一個大時代中，匆匆一見，緊接著就是永恒的離別，四十三年后的懷想也就成了夢一場。而接下來的避難生活，讓他發(fā)現(xiàn)，在寺廟林立的故鄉(xiāng)，“和尚也是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欲，他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xiàn)方式不同而已。[27]”于是，他就用自己初戀時“一種朦朧的對愛的感覺[28]”虛構(gòu)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間純潔、健康的感情。

汪曾祺人生的前十九年都生活在故鄉(xiāng)高郵地區(qū)，而寺廟無疑是那里的人們?nèi)粘Ｉ羁臻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庵中避難的半年，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不過從對故鄉(xiāng)的記憶中選取了一個日常的片段，然后就開始書寫起他所觀察到的真實生活，“《受戒》所寫的荸薺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們的法名是我給他們另起的），他們打牌、殺豬、都是有的……[29]”；“庵里的人，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寫的那樣。[30]”因此汪曾祺面臨批評界在《受戒》發(fā)表以后所提出的意見時做出了如此回應(yīng)：“有很多人說我是沖破宗教，我沒這意思。和尚本來就不存在什么戒律，本來就很解放。很簡單，做和尚是尋找一個職業(yè)。[31]”故鄉(xiāng)的原初經(jīng)驗才是他創(chuàng)作的重要資源，當他以文字的方式召喚四十幾年前的一場舊夢時，大量和故鄉(xiāng)有關(guān)的文學地理成為其小說的情景、場域其實本不足為奇。與其說他是有意在提倡宗教還是反宗教，不如說以《受戒》為代表的一系列寺廟題材小說其實和他的故里小說并沒有多大差別，它們不過都是對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32]”的真實寫照。

二、汪曾祺的“上學記”

《受戒》在1980年代初期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便是把那些我們久違了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帶回到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之中，就像當時的文學評論中所感慨的：“《受戒》的題材也真奇特（至少在現(xiàn)時社會是這樣）……沒有寫這些和尚由唯心有神論者轉(zhuǎn)變?yōu)槲ㄎ餆o神論者，由膜拜釋迦摩尼轉(zhuǎn)變?yōu)樾叛鲴R克思，更沒有寫和尚們搞什么其樂無窮的斗爭（總之沒有寫革命），卻偏偏寫他們平平常常的生活起居，敘述她們?nèi)绾螣隳罘穑踔翆懰麄內(nèi)绾尾皇芊鹨?guī)和女人搞戀愛……[33]”的確在這些日?；氖浪讜鴮懼校骱Ｅc小英子的戀愛線索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個人物也是《受戒》中最鮮明的人物形象。

小英子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確有原型，“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寫的那樣。這一家，人特別的勤勞，房屋、用具特別的整齊干凈，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開放爽朗，身體姿態(tài)的優(yōu)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見的女孩子不一樣。她的全身，都發(fā)散著一種青春的氣息。[34]”但如何在小說中塑造這樣一個性格爽朗、散發(fā)著青春氣息的鄉(xiāng)村姑娘卻和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有關(guān)。汪曾祺在《關(guān)于<受戒>》中談到，在創(chuàng)作《受戒》的幾個月前，“因為我的老師沈從文要編他的小說集，我又一次比較集中、比較系統(tǒng)地讀了他的小說。我認為，他的小說，他的小說里的人物，特別是他筆下的那些農(nóng)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動我產(chǎn)生小英子這樣一個形象的一種很潛在的因素。[35]”

沈從文不僅是汪曾祺的老師，也是在他人生選擇和創(chuàng)作生涯中至關(guān)重要的人物之一。而第一次系統(tǒng)閱讀沈從文的小說作品還要追溯到汪曾祺1937年在庵趙莊避難的那個時期。因戰(zhàn)亂而閑居，汪曾祺開始傾慕沈從文，避難的這半年，他除卻學習了備考大學的教科書之外，便是反復(fù)閱讀隨身攜帶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沈從文小說選》。這兩本書不僅使汪曾祺對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也為他日后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拔腋赣H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36]”兩年后，他準備報考大學，并將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中文系作為了自己的第一志愿，而此時，沈從文剛剛受聘為該校師范學院的的國文系副教授?！安荒苷f我在投考志愿書上填了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37]”

1939年，汪曾祺成功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也自然成為了沈從文的學生。他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一文中談到，“沈先生在聯(lián)大開過三門課：個體文習作、創(chuàng)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38]”但據(jù)徐強對《西南聯(lián)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的考察，第一學年的“大學國文”課其實也是由朱自清和沈從文共同負責的（雖然不排除沈從文任教班級的課程在汪曾祺選修的那個學期，臨時由陶光替代的可能）。在汪曾祺畢業(yè)后，沈從文還開設(shè)過另外兩門課程，汪曾祺那時仍在昆明且與沈從文交往密切，也不排除有旁聽的可能。汪曾祺一生受教沈從文頗多，也撰寫了很多有關(guān)沈從文的回憶文章，如《沈從文和他的<邊城>》《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沈從文的寂寞》《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從文轉(zhuǎn)業(yè)之謎》等。除卻上課之外，汪曾祺也的確與沈從文交往甚密。1940年的時候，沈從文的宿舍被敵機炸毀，搬至文林街20號樓上居住，而后汪曾祺等聯(lián)大學生經(jīng)常到此造訪。“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39]”不僅如此，汪曾祺也經(jīng)常陪伴沈從文出入圖書館，搜羅衰貨攤尋寶等。

沈從文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對汪曾祺也不乏教導、提攜之恩。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在致信施蟄存時提及：“新作家聯(lián)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大有成就。[40]”同年，汪曾祺的小說《燈下》一篇，由沈從文交由當時昆明《國文月刊》的“習作選錄”欄目發(fā)表，而這一篇正是汪曾祺在沈從文教授的“語體文習作”課上的創(chuàng)作[41]?！拔以谝痪潘牧昵皩懙淖髌罚瑤缀跞渴巧蛳壬某鋈サ?。[42]”而說起沈從文在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對他的教導，汪曾祺在多篇文章中談到，“他講創(chuàng)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著人物來寫’。[43]”“沈先生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著人物來寫?！芏嗤瑢W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44]”汪曾祺不僅深得沈從文塑造人物和以人物為中心創(chuàng)造小說之要旨，在之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他也全面實踐了這一精義。在汪曾祺的理解中，小說中的人物是一切的主導，環(huán)境、抒情、議論都是附著于人物的，作者的心要時刻緊貼著人物，敘述語言也要和人物相協(xié)調(diào)。而且他認為沈先生的這些教導是浸透了淳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此外，沈從文還常采用對比參照的教學方式使學生觸類旁通，如在汪曾祺寫《燈下》后，沈從文就找了幾篇相似寫法的作品讓他參看，這其中包括沈從文自己的作品《腐爛》。從那時起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語言和故事的講述方式其實就多多少少地打上了沈從文的烙印，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悒郁》是“沈從文鄉(xiāng)土小說的汪曾祺版[45]”。

而汪曾祺在創(chuàng)作小說《受戒》前夕，由于準備為沈從文選集撰寫后記，他又把恩師沈從文的主要作品重新瀏覽了一遍。后來他才意識到《受戒》的產(chǎn)生和對沈從文小說的重溫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而如果要說《受戒》像什么，他覺得其實有點像《邊城》。沈從文對汪曾祺潛移默化的影響無疑開始于1930年代，但這一次汪曾祺幾乎明確地暗示了小說《受戒》和《邊城》之間的關(guān)系，而《受戒》也的確是在重新系統(tǒng)閱讀沈從文的背景之下完成的。對比《邊城》和《受戒》，我們的確可以看到汪曾祺對沈從文精神的續(xù)接與繼承，抒情詩化的審美追求、人物身上健康純真的人性，田園牧歌背后潛隱的現(xiàn)實，都是《受戒》對《邊城》，以及汪曾祺對沈從文的文學觀念的一脈相承與虔誠致敬。羅崗認為，把汪曾祺和沈從文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不僅僅是和沈從文的師承關(guān)系，“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學史’的敘述策略，一種將‘斷裂’的‘歷史’重新‘接續(xù)’上去的努力。[46]”這時，斷裂持續(xù)了將近三十年，《受戒》對《邊城》的重構(gòu)與召喚，已經(jīng)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創(chuàng)作技法模仿與學習的簡單層面上了，這是一種對斷裂傳統(tǒng)的重新接續(xù)。在1980年代，當一代人迫切重構(gòu)精神世界和審美標準的時候，需要找到一種傳統(tǒng)的根系和土壤，而汪曾祺《受戒》的出現(xiàn)可以說傳續(xù)了1940年代以來在沈從文筆下被發(fā)揚光大的中國抒情傳統(tǒng)。

而汪曾祺的老師其實不只沈從文一個，他也有西方現(xiàn)代派的“導師”，甚至在早年的《復(fù)仇》《小學校的鐘聲》等作品中也曾流露出強烈的意識流色彩。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上，汪曾祺都選擇了重新回到沈從文的傳統(tǒng)。一個人主動選擇學習什么，放棄什么其實和他此時的文學追求與文學觀念不無關(guān)聯(lián)，而“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正是八十年代以后汪曾祺對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的評價和定位，也是他在這一時期認準的新方向。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言，“我是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有人問我究竟從沈先生那里繼承了什么，很難說繼承，只能說我愿意向沈先生學習什么。[47]”在1980年代，汪曾祺對恩師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生活經(jīng)歷做過系統(tǒng)性梳理，在1988年沈從文去世以后，他更是試圖對小說《邊城》做出一個公允的評價或給出一個恰當?shù)奈膶W史地位，而仔細對讀汪曾祺對沈從文的闡釋，其實他也是在借此闡明自己的文學追求。

《受戒》誕生之后遭遇了一些與《邊城》相類似的命運，就像《邊城》曾被認為美化了舊社會的農(nóng)村，沖淡了尖銳的階級矛盾一樣，《受戒》也曾被指責粉飾了以佛門為代表的舊時代生活。汪曾祺在《一個愛國的作家》一文中談到了對沈從文，尤其是對《邊城》的誤解：“舊社會的中國農(nóng)村誠然是悲慘的，超經(jīng)濟的剝削，滅絕人性的壓迫，這樣的作品當然應(yīng)有人寫，而且這是應(yīng)該表現(xiàn)的主要方面，但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只能是這樣，而且各地情況不同。沈先生美化的不是悲慘的農(nóng)村，美化的是人，是明慧天真的翠翠，是既是業(yè)主也是水手的大老、二老，是老爺爺，楊馬兵。美化這些人有什么不好？沈先生寫農(nóng)村的小說，大都是一些抒情詩，但絕不是使人忘記現(xiàn)實的田園牧歌。他自己說過：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素，但是不知道樸素文字后面隱伏的悲痛。[48]”在汪曾祺看來，像《邊城》這樣美化人性的作品需要有人去寫，在抒情的世界只能意會，而無法被呈現(xiàn)在歷史的時間中，它烘托一種情緒，但更深層的憂傷是以暗示性存在的，這其實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體現(xiàn)?！妒芙洹吩谶@個層面上與《邊城》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汪曾祺也不只一次強調(diào)自己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小說的創(chuàng)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也正是用《受戒》來承續(xù)了沈從文對情感和現(xiàn)實的表達方式。“沈先生的作品有一種內(nèi)在的憂傷，但是他并不悲觀，他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他的作品里沒有荒謬感和失落感。[49]”這一句與其說是對沈從文作品的點評，倒不如說是汪曾祺對自己內(nèi)心情感的表白，汪曾祺多次談到自己的樂觀、充滿希望，以及沒有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他要用文學給予人們生活上的信心。而這種真誠地愛國和真正的淡泊正是他想從沈從文那里學習的，或者說是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想為自己確定的一種價值指向。從汪曾祺對《邊城》和沈從文的解讀，我們或許恰恰能窺見到汪曾祺《受戒》的創(chuàng)作心理動因以及他在1980年代所秉承的文學觀念。雖然沈從文的影響由來已久，但將《受戒》的誕生放在“重溫”和重新界定《邊城》的背景下，可以更清晰地看到1980年代復(fù)出后的汪曾祺對傳統(tǒng)續(xù)接的努力，以及幫助我們進一步考量《受戒》在歷史轉(zhuǎn)折點上的價值和意義。

三、作品為什么要寫“廟與僧”

如果說高郵城的文學地理和對沈從文的繼承與學習為小說《受戒》的誕生找到了經(jīng)驗和技法，1980 年代初的社會氛圍以及汪曾祺個人境況的變化則最終決定了《受戒》和復(fù)出后的汪曾祺以怎樣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新時期的文學場。據(jù)時任北京京劇院創(chuàng)作組長兼四團團長的楊毓珉在《也談〈受戒〉前后》中回憶，1980 年 7 月左右，汪曾祺剛寫完京劇劇本《擂鼓戰(zhàn)金山》不久，戲還沒有上演，他就用業(yè)余時間創(chuàng)作了《受戒》。這篇小說用兩個上午寫完，8 月就在《北京文學》發(fā)表了。如若對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受戒》不是一個徹底的新作，小說創(chuàng)作之快大概正是和 1946 年發(fā)表在上?！洞蠊珗蟆飞系摹稄R與僧》作為藍本密不可分的，而他在 1980 年代初期將這篇三十幾年前的舊作進行主動改寫的行為也是令人深思的。

對比1946 年發(fā)表的《廟與僧》和1980 年的《受戒》，顯然這兩篇小說中的生活情境和人物原型都來自 1937 年汪曾祺的那次庵中避難經(jīng)歷，而從《受戒》的創(chuàng)作談來看，與小英子一家也是在 1937 年就結(jié)識了的。但在1941 年的《廟與僧》當中，汪曾祺沒有將小英子一家的形象寫入小說，更沒有虛構(gòu)小和尚和小英子之間美好而朦朧的感情，而是將全部筆墨用于書寫小庵中長日清閑、不拘禮法的日常生活。

《廟與僧》幾乎完全按照汪曾祺1937年避難的小庵的形態(tài)書寫了當時他所看到的寺廟生活?！胺秸伞崩锩姹恍履镒臃坷锍Ｒ姷牡窕敬舱紦?jù)了一半的空間，一大塊咸肉就掛在梁上，大多數(shù)時間只有三尊佛像冷清清坐在那里；和尚們吹水煙袋、殺豬、飛鐃、唱百種時調(diào)小曲，還可以與師母同住……在這樣一個世俗日常化的寺廟空間中，小和尚和鄉(xiāng)村女孩愛情的發(fā)生并不是沒有可能，但在1940年代寫這樣一個愛情故事只不過是一篇高郵地區(qū)的《邊城》，而將它放在1980年代初的文學氛圍中，它就真的變成是一個八十年代中國人全部感情的總和了。

1980年代初期，雖然對人性的呼喚重新浮出歷史地表，但當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不過仍是在用一種意識形態(tài)對抗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汪曾祺用“個人”替代“英雄”成為了生活的主角，也用人性的寬容觀看著那些被意識形態(tài)神格化了的事物背后所潛隱的七情六欲。這就已經(jīng)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愛情故事了，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緩釋了上一個歷史階段所遺留給人們的緊張情緒，以及個人情感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對立關(guān)系。如果說之前的《廟與僧》只是一個簡單的故里風俗小說，這條感情線索的增加足以使《受戒》在當時成為了文學上的先鋒。《受戒》中沒有深刻的東西，但是卻“味道十分迷人”，而且橫豎思量，都看不到“政治冒犯”或“政治聯(lián)想”。抒情詩式的生命體驗，是經(jīng)歷了近三十年政治運動之后的中國人急切需要的一種感情傾吐，因而，當汪曾祺將一個朦朧、美好又似有還無的愛情故事召喚回1980年代的文學場域時，它也就具備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正像黃子平所言“在每一個‘價值失落’因而急需‘價值重建’的年代，人們總是先回到最簡樸最老實的價值基線上 [50]”，這其實也是汪曾祺創(chuàng)作《受戒》的最基本價值和前提。1980年代初的這一篇《受戒》，雖“以《受戒》為名，實寫種種破戒之事，如果不這樣寫，那人情、人性、人之歡娛又從何表現(xiàn)？[51]”的確，《受戒》無論在題材的突破上還是在藝術(shù)的躍動上，都讓它成為了百花時代一支耀眼的花神?！盎ㄉ癖然嘁稽c柔情和韻味，一成為魁大概就很出眾而凜然難犯了。而從時機上說，我們更需要百花之神。[52]”

除卻增加了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戀愛的線索之外，《受戒》相比《廟與僧》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它的整體格調(diào)變得輕松、明快。正如汪曾祺所言：“三中全會一開，全國人民思想解放，情緒活躍，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記事》）的調(diào)子是很輕快的。[53]”在《關(guān)于〈受戒〉》中，他說：“我們有過各種創(chuàng)傷，但是我們今天應(yīng)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分快樂，尤其是今天。[54]”他也坦陳，《受戒》的創(chuàng)作是受到了百花齊放氣候的感召，如果是在文革或者“十七年”時期他都不會創(chuàng)作這樣一部作品，而正是在百花齊放蔚然成風的境況下，他真心感到高興，才創(chuàng)作了這樣一部小說。除此之外，鄧小平在1979年10月發(fā)表了《在中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并得到了文藝界熱烈的擁護和學習，“雄偉和細膩，嚴肅和詼諧，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夠使人的到教育和啟發(fā)，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yīng)當在我們的文藝園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55]”汪曾祺非常敏銳地感覺到了1980年代初期時代氛圍的變化，而且也似乎在有意調(diào)整著自己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和風格。雖然汪曾祺經(jīng)歷了文革十年，也可以算作是一個歷史的受害者，但是他說，“我對生活，基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人類是有前途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愿意把這些樸素的信念傳達給人。我沒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獨感、荒謬感、絕望感。我寫不出卡夫卡的《變形記》那樣痛苦的作品，我認為中國也不具備產(chǎn)生那樣的作品的條件。[56]”

林斤瀾在為1980年的《北京文學》小說選作序時提到，他曾聽汪曾祺說：“《受戒》里的生活片段，看起來是散著的，但‘內(nèi)里面’有個東西：歡樂。每個片段寫的都是這個歡樂。又說這個要讓人感受到，最好用不著解釋。[57]”的確，汪曾祺在這一個時期似乎也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快樂。除卻時代環(huán)境的更迭，他本人的處境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友人黃裳曾不止一次提到汪曾祺上了天安門，但那時他卻在干校里挨批斗，被警告不許翹尾巴。汪曾祺雖然當過右派，但卻是相對幸運的，下放到農(nóng)業(yè)科學研究所。文革期間他是北京京劇團第一批被揪出來的，關(guān)進過牛棚，但在1967年4月27日就被宣布“解放”，進入“樣板團”成為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藝戰(zhàn)士。1979年3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復(fù)查小組出具了汪曾祺的平反結(jié)論：“我們認為，把一個說了幾句錯話而且又已經(jīng)做了檢查的同志劃為敵我問題，定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58]”汪曾祺在1980年代以后和1940年代的昔日故人黃永玉、黃裳都交往浸疏，但是他個人情緒、興致甚好，言下也多有自喜?！笆遣皇窃魅肓恕畼影鍒F’、上了天安門，形格勢禁，才產(chǎn)生了變化，不得而知。[60]”不管怎樣，文革十年之后的汪曾祺似乎感到了一種“解放”的快樂，天性也得到舒展，“‘四人幫’倒臺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氣。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寫作了。[59]”而《受戒》的誕生正是在這種心境下完成的。

《受戒》發(fā)表以后，汪曾祺復(fù)出文壇，在1983年6月17日寫給黃裳的信中，表達了二人未能在北京見面的遺憾，同時也可見他當時隨處演講、意氣風發(fā)的狀態(tài)?！昂芟雭砜茨?。但我后日即將應(yīng)張家口之邀，到彼‘講學’，明日須到劇院請假，并要突擊閱讀張家口市青年作者的小說（約有三十篇），抽不出時間，只好等以后有機會再晤談了——張家口這回有點近于綁票，事情尚未最后談妥，他們已經(jīng)在報上登了廣告，發(fā)了票，我只好如期就范！[61]”后來，黃裳曾與汪曾祺還有過兩次同游，一次是去香港訪問，一次是與林斤瀾、葉兆言一起的蘇南之行。與對在會場發(fā)言毫無興致的黃裳相比，“曾祺興致甚高，喜作報告，會后請留‘墨寶’，也必當仁不讓，有求必應(yīng)。不以為苦，而以為樂。[62]”黃裳把這當作是社會環(huán)境、個人處境變化對作家內(nèi)心有所影響的例證。相比同代人來講，汪曾祺在文革十年當中所遭受的沖擊并不算嚴重，平反之后，尤其是《受戒》發(fā)表之后，汪曾祺的復(fù)出以及創(chuàng)作高峰的到來，都使他的心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這種情緒的變化在汪曾祺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是較為明顯的，他自己也曾說：“我一九四九年前的小說是苦悶和寂寞的產(chǎn)物……近二年我寫了一些小說，其中一部分是寫舊社會的，這些小說所寫的人和事，大都是我十六七歲以前得到的印象。[63]”在這里他所說的近二年所寫的舊社會的小說中不僅僅包括《受戒》，顯然包括同樣是依據(jù)1940年代的藍本所改寫的《異稟》。1948年的時候汪曾祺就寫過一次《異稟》，而1980年代又對它進行了一次改寫。用汪曾祺自己的話來說，很顯然“前一篇是對生活的一聲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點玩世不恭……后來的一篇則對下層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我不從生活中感到歡樂，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內(nèi)在的歡樂。[64]”現(xiàn)在看來，《受戒》好似投石問路，而在此之后，汪曾祺作品的風格和情緒也基本確定下來了。重新審視汪曾祺改寫《廟與僧》與《受戒》的誕生過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這次主動調(diào)整使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到了1980年代的話語體系之中，滿足和實現(xiàn)了新時期文學敘述與審美標準的期待，緩和了春寒料峭時期的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但從他的晚年心境來看，我們也不能忽視他有著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誠。

距《受戒》發(fā)表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幾年，但是無論從發(fā)表年代還是這篇小說的特殊性來看，它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著“起點性”的意義。現(xiàn)在看來，汪曾祺《受戒》的出現(xiàn)在1980年代顯得恰逢其時，“我們陷于但求政治上無過，不求藝術(shù)上有功的猥瑣平庸氣氛中太久了，因此《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見是喜形于色的，對于改變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是起積極作用的。[i]”但其實《受戒》的成功不僅有時代的偶然性，它也是由汪曾祺的生活經(jīng)歷、文化傳承和個人心境決定的。他沒有寫重大題材、也沒有寫性格復(fù)雜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小說中也很難找到太多創(chuàng)新的東西，一切都是平平常常。這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沒有經(jīng)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咤風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寫？[ii]”對《受戒》誕生情境的有效還原，恰恰可以勾連起汪曾祺重要的人生經(jīng)歷以及他和文學史機遇之間的微妙聯(lián)系，幫助我們清理三十幾年來《受戒》評價史中呈現(xiàn)出的一些偏頗，通過追溯一個“發(fā)生”或“起源”的問題，從對象的“內(nèi)面”去觸摸和理解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文學史意義的生成過程。

注釋：

[1] 汪曾祺復(fù)出后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是刊載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11期的《騎兵列傳》，并沒有引起太多關(guān)注。郜元寶認為“寫《黃油烙餅》時的汪曾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老家’，但已經(jīng)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倍啊懂惙A》是汪曾祺復(fù)出之后的新起點?！保ㄛ獙殻骸锻粼髡摗?，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2] [33 ]可人：《戒不掉的五欲六情——讀小說<受戒>后亂發(fā)的議論》，《北京文學》，1981年第1期。

[3] [4]《北京文學》編輯部：《編余漫話》，《北京文學》，1980年第10期。

[5] 唐摯：《贊<受戒>》，《文藝報》，1980年12月12日。

[6] 國東：《莫名奇妙的捧場——讀<受戒>的某些評論有感》，《作品與爭鳴》，1981年第7期。

[7] [8] [9] [23] [43]汪曾祺著，段春娟編：《汪曾祺談師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頁，第74頁，第108頁。

[10] [11]王鶴，楊杰總纂：《高郵縣志（江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頁，第708頁。

[12] [16] [17] [20][24] [27] [30] [34] [35] [54]汪曾祺：《關(guān)于<受戒>》，小說選刊，1981年第2期。

[13] 鐵橋和尚(1874—1946)曾任善因寺方丈，高郵佛協(xié)主席，是和汪曾祺父親過從甚密的畫友，汪曾祺小說《受戒》中的石橋和尚即以他為原型，《三圣庵》中也出現(xiàn)了鐵橋的形象。

[14] 王鶴，楊杰總纂：《高郵縣志（江蘇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頁。

[15] [19] [32][36] [37]汪曾祺：《自報家門》，《作家》，1988年第7期。

[18] 陸建華：《汪曾祺的春夏秋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21] 法舫：《一九三〇年代中國佛教的現(xiàn)狀》，選自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七（民國佛教篇）》， 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頁。

[22] 汪曾祺、施淑青：《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上海文學》，1988年第4期。

[25] 據(jù)徐強整理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記載，1937年上半年汪曾祺在南菁中學讀書期間開始了自己的初戀，暑假在家為初戀對象寫情書，父親還在一旁“瞎出主意”。暑假之后，日軍就占領(lǐng)了江陰，汪曾祺不得不離開了南菁中學。

[26] 汪曾祺：《逝水》自序，《我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頁。

[28] [31]汪曾祺、施淑青：《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上海文學》，1988年第4期。

[29] 汪曾祺：《<孤蒲深處>自序》，《晚翠文壇新編》，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322頁。

[38][42][44]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人民文學》，1986年第5期。

[39]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人民文學》，1988年第7期。

[40]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頁。

[41] 1940年9月16日出版的《國文月刊》第1卷第10期配有“編后記”：本期《燈下》一篇，由沈從文先生交來，是西南聯(lián)大語體文習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聯(lián)大文學院二年級學生。

[45] 解志熙：《出色的起點》，《十月》，2008 年第1期。

[46] 羅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

[47] [60]汪曾祺：《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北京文學》，1989年第1期。

[48] [49]汪曾祺：《一個愛國的作家》，《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5月20日。

[50] 黃子平：《汪曾祺的意義》，《作品與爭鳴》，1989年第5期。

[51] [52] [65]李清泉：《關(guān)于<受戒>》種種》，《北京文學》，1987年第9期。

[53] 汪曾祺：《<晚飯花集>自序》，《汪曾祺自述》（修訂本），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頁。

[55] 楊毓珉：《也談<受戒>前后》，《北京紀事》，1997年第10期。

[56] 汪曾祺：《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寫作》，1990年第7期。

[57] 林斤瀾：《山村寄語——一九八〇年<北京文學>小說選代序，林斤瀾文集五（散文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頁。

[58] 徐強：《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版，第162頁。

[59] [61][62]黃裳：《故人書簡》，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 210頁，第 199頁，第212頁。

[63] [64]汪曾祺：《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人民文學》，1982年第5期。

[66] 汪曾祺：《七十書懷》，《現(xiàn)代作家》，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