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寫作”已是當下時代文學生態(tài)的熱鬧景觀。部分重要文學專業(yè)報刊對“文學新生力量”都表現(xiàn)了極大的關切。這樣的關切，固然與評論家說的文學需要不斷有新人加入、“新”文學和“新”的文學時代最終還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有關，也與互聯(lián)網時代對文化、文學的沖擊程度有關，表達的欲望與欲望的表達成為時代性需求，文學的雜拌兒狀態(tài)與新媒體時代的多元空間互為滲透，促生了“青年寫作”的活潑景象。

只是一些困惑也由此產生了。文字的都屬于文學嗎？寫作的都是作家嗎？代際與文學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嗎？熱鬧的“青年寫作”是“真正的寫作”還是“行為藝術”？如何在時代中確認“青年寫作”的本質性意義？這些“困惑”，也促使我們在時代的裂縫間重新思考幾組文學關系。

一是“炫技”與“新銳”?！办偶肌痹缇吐暶墙辶耍@種帶著強烈形式主義與求異特質的“實驗”，更多時候表現(xiàn)為對技術的索求甚至是索求無度，時代與現(xiàn)實只是它實施形式的載體?！靶落J”既有“炫技”技術層面的創(chuàng)新實踐，但更強調精神意識的深邃幽遠。那么問題來了，當下穿梭于各大“文學現(xiàn)場”的青年們到底是炫技的“文學青年”還是新銳的“青年作家”？他們投入文本的思想——如果是思想——及其之于時代的意義是什么？刻意的另類固然帶著強烈的創(chuàng)新特質，但是缺乏現(xiàn)實震撼與介入的寫作又有多少抵達人心人性的可能？我不否認敘述手段的探索，我疑惑的是，疏遠或逃離了文學本質存在的寫者及文字，還能不能稱為作家與文學。新媒體時代青年作家的普遍危機，不是缺少技術，而是缺少介入當下生活深處的能力。所以，當我們思考“炫技”與“新銳”問題時，歸根結底，是在思考文本內在意蘊空間感問題。紅樓再熱鬧，終是一場夢。

二是“文學生活”與“文學本身”。有聲音質疑過，景觀式繁盛的“青年寫作”更多是文學生活而非文學本身。從當下文學現(xiàn)場看，青年作家的“文學生活”是有跡可循的。比如，強調原初身份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跨界”“新人”“異質”“破壁”等成為扶持和推銷“青年作家”的重要標簽；借助訪談、讀書會、新書發(fā)布會、網媒等形式，以“策展”方式將“青年作家+批評家+商人”進行融合性設計，做成文化創(chuàng)意產品；批評家提前介入文學生產過程，文學作品成為作家與批評家合力作用的成品。這些“文學生活”，顯然是將文學生成看作是文學內部與文學外部的共融性生成。誠然，新的時代必然生長出新的文學觀念和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與作家生活的具象關系、文學與其他藝術行為的交匯滲透，也深刻影響著文學未來的發(fā)展，作家、文學批評家乃至理想讀者（觀眾）共同構建和拓展著文學的新可能。但是，文學生活終究不能等同于文學本身，文學生活的豐富與文學本身的質量也并無必然的正比關系，當文學成為“一種被過度消費和征用的‘商品’”，當文學生活成為一場打著文學幌子做著文學表演的獵奇秀臺，文學生活拉低的不只是文學本身的高度，更是將文學帶入了行為藝術的泥潭。陷入“文學生活”的青年寫作者們，無論熱鬧到何種程度，對“文學本身”品質的訴求才是文學該有的樣子。

三是“消費性文學”與“未來性文學”。文學語境的形成無法剝離于時代，文學生態(tài)的繁盛也不是囿于或者首先不是源于文學內部的繁衍式繁盛?！爱斚聲r代”的文學場域，文學生態(tài)最顯性特征是互聯(lián)網對文化、文學的沖擊。哈貝馬斯曾惱怒于互聯(lián)網對文化的沖擊，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標這是為經濟服務而非為文化服務的新媒體革命”，并憂心哲學的未來。盡管哈貝馬斯的“惱怒”顯得有些老派，但他間接指向了文學的“消費性”與“未來性”問題。顯然，我們不能說“青年寫作”不是指向“未來性”的文學，但消費時代應運而生的很多商業(yè)化文字的確源于“青年作家”筆下。網絡新媒體的興起與發(fā)達、網絡時代信息的高密度負荷，促生了文字表達的快速蔓延乃至泛濫，并催生了“全民寫作”的盛行，但那些普遍性的即時“產品”并不承擔著深層的意義功能。而“未來性”文學，或是制造技術手法的創(chuàng)新，或是用超驗性樣本為文學的未來探路，為好的寫作創(chuàng)造著穿越時代的可能。事實上，熱鬧的與留存在時間里的是兩碼事，鴛鴦蝴蝶派時代的才子佳人小說即便流通到極致，但在時間的淘洗之后，我們更多見到的仍是“為人生”的意義性文學。

四是“贗品寫作”與“真正的寫作”。從事原創(chuàng)文學出版的文珍曾經思考過什么樣的小說才是打動人心的“真小說”，而非“假小說或贗品小說”。她認為衡量一個作品的好壞，應該看是否具備原創(chuàng)性、能否與世界真正有效地溝通。也就是說，用主體心靈去回應或反映世界、反映當下現(xiàn)實并注入思想的因子是作家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yǎng)。好的寫作，是可以穿過厚重人生的。這就回到一個古老的話題，什么才是“真正的寫作”，什么樣的作家才是“好的作家”？我們應該用文學品質、人文主義或全人類價值等本源性問題來衡量作家作品的優(yōu)劣。換句話說，作家在作品中投入的思想，作家面對世界處理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作家經歷的生活和深入生活的深刻度，作家獨特的個人化文學觀、文化觀、價值判斷，作家之于時代的意義等，是新的文化語境中重新建構作家主體身份的基本方式，也是抵達“真正的寫作”的可靠方式。

其實，我想談論的是文學，但文學背后的種種，卻是寫作者面對當下時代與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也是寫作者想象讀者的方式，更是我們認證寫作者作家身份的重要憑據(jù)。真正意義的寫作，是一群用靈魂在時間里流淌而非浸淫于技巧、耽樂于表演的寫作，是介入時代也是表現(xiàn)時代與冷靜判斷時代的寫作，它們的歷史化存在，與作家的年紀標識、作家出道的早晚、熱鬧喧囂的程度等并無必然的聯(lián)系。

（作者：周紅莉，系常熟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