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學研究已經有好多年了，雖然它是否能作為一個文學流派至今仍存在不少爭議，但是持續(xù)地就某一個地區(qū)或某一群體的文學展開研究確實會使許多隱藏的東西浮現出來。它不但能使一個地方或作家群的文學被層層打開，能夠從多側面多角度進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對何為文學流派、何為地方性寫作等問題引發(fā)人們的思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這種收獲既有關于研究對象本身的，也有關于研究者的，以及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

前幾年，我曾就里下河文學的研究與流派問題做過一些思考，因為里下河文學流派存在爭議，促使我想到，對于什么是流派本身就應該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而不應該以傳統(tǒng)文藝學的定義去框天下各種各樣流派的存在方式。同時，又因為里下河文學是以空間來命名的，那么，其寫作成員必然存在流動，就這一點，我提出了“在鄉(xiāng)的寫作”、“離鄉(xiāng)的寫作”與“返鄉(xiāng)的寫作”等概念。就我本人來講，即使被動地參與到里下河文學研究，幾年堅持下來，收獲也是很大的。

2018年，里下河文學研究論題之一是它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只要粗粗地一看，就會使人大吃一驚，在預設的里下河作家群當中，長篇的寫作量非常驚人。也許有人會先入為主地認為，這么眾多的創(chuàng)作量，它們的主力軍肯定是那些已經從里下河走出去的，且已經進入了文學寫作專業(yè)領域的離鄉(xiāng)寫作者。其實，情形恰恰相反，為里下河貢獻出長篇數量重頭的，正是那些在鄉(xiāng)的寫作者們。這再一次證明，如果你專注于某一個地區(qū)的文學研究，持續(xù)不斷地進行跟蹤，它真的會讓許多細小的但卻是本質的問題呈現出來。關于寫作，關于寫作者，關于寫作者在何時何地寫作，他們又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文學生產等等，這些細微的或不成問題的問題都意義重大。其中某一個因素發(fā)生變化，都會使個體的寫作面貌產生差異。比如在鄉(xiāng)的寫作者們，就是現在依然在里下河地區(qū)寫作的作家們?yōu)槭裁从泻芏嗳藷嶂杂陂L篇小說寫作？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但又非常現實的問題。地方寫作者們有自己非常頑固的文學理想，有一位里下河的寫作者就很認真地對我說，怎么才能算是一位作家呢？就是必須寫出兩三部長篇小說。沒有兩三部磚頭一樣厚的書而被稱為一個作家是很難為情的。這就是他們的文學標準和文學理想。與大地方專業(yè)作家熱衷于期刊寫作不一樣，里下河的許多寫作者認為只有長篇小說才是有分量的。這種文學理想其實是繼承了先輩們對于文章與書寫的理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寫一部長篇小說，就是他們大體量的“立言”方式。對于這些業(yè)余作家們來說，一篇又一篇的中短篇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進行一個又一個的文學構思。對他們來說，最為經濟和現實的文學寫作方式就是：確定一個構思，長年累月地去寫。如同他們給自己建造一個房子，更如同他們侍弄地里的莊稼一樣，春種秋收，長年累月，必有收成。他們并不諱言自己的長篇小說不能給自己帶來經濟上的收益，有時為了出版還得自掏腰包。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和其他地區(qū)一樣，在里下河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有文人自行刊印書籍的傳統(tǒng)。在一些讀書人的家里，現在還能隨便找出幾本他們的先人自己出資刊印的詩文集。更何況現在地方上為作家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支持，比如今年，在政府的大力資助下，里下河的作家們進入長篇資助項目，一下子推出了多部長篇小說。

我現在越來越主張，對于里下河文學要展開微觀研究，籠而統(tǒng)之的里下河文學研究很難取得真實的研究成果，反而會使這個生機勃勃的寫作群喪失豐富的個性差異。我曾經這樣嘗試，以空間的距離來給里下河寫作群進行劃分，比如，將地理概念上的里下河，特別是現在的興化、寶應、高郵地區(qū)作為里下河寫作的核心地帶，然后以這個點作為圓心進行畫圈，附近的縣市作為里下河文學的外圍地帶，再往外就是里下河文學的影響地帶，而再外圍的那些從里下河走出去的，不妨稱之為里下河文學的行星或者飛地。我仔細考量過這一劃分的可行性，我甚至反過來尋找它的荒謬，但最后不得不承認，這是我要對里下河文學進行精細化研究尋找到的一個臨時性構架。以長篇小說來說，核心地帶、外圍地帶和影響地帶就有明顯的區(qū)別，更不用說那些飛地了。為什么有許多論者對里下河寫作作為一個流派至今仍有疑問，乃至對這個群體的存在也頗有微詞，就是因為他們以單一的理念、同一化的概念對待這一具有差別性的寫作群體。如果承認這種寫作者的差別結構，我們就能夠理解畢飛宇、魯敏、王大進、朱輝等等這些飛地作家，與里下河核心地區(qū)作家寫作上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2018年里下河文學研究要討論里下河的長篇小說，探討這一文體當中的人性蛻變，顯然這樣的研究就必須在這個差序結構中討論。如果把這個差序結構中作家的長篇小說放到同一個平面上去討論那就沒有意義。事實上，核心地帶的作家們的題材資源與漸次向外的作家的題材資源是不一樣的，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不一樣，他們所在意的人生意義也不一樣，自然而然，在他們的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人性蛻變也大不一樣。甚至從嚴格的概念上講，核心地帶的作家們在何種程度上自覺地去進行人性書寫都是應該進行研究的。這里面不存在文學理念的先進與否，也不存在作家與作家之間思想的深刻與否。這就是為什么要堅持一個作家在何時、何地寫作應該作為考量其寫作的出發(fā)點的重要性。刪除一個作家的生活背景，無視一個作家寫作時的人生狀態(tài)與具體情景，而在同一化的狀態(tài)中進行比較是毫無道理的。

我們發(fā)現，里下河核心地帶，至多包括外圍地帶，他們的寫作是有許多共同點的，這些作家基本上都在進行鄉(xiāng)土寫作，他們作品當中的環(huán)境虛構成分很少，而是與他們所居住的鄉(xiāng)土世界保持著高度的同一性，他們真實地呈現出“我在地方”“我寫地方”這種地方性寫作的本真狀態(tài)。不管他們作品中出現的地名有怎樣的變化，是香河（劉仁前《香河》）也好，浮坨（劉春龍《垛上》）也好，大堰（曹學林《船之魅》）也好，范家村（李明官《衣胞地》）也好，他們作品中的社會環(huán)境、自然面貌、血緣宗親都是以寫真的方式再現了里下河的自然與人文。劉春龍的長篇小說《垛上》的自然背景就是興化的垛田：“村莊與村莊之間盡是一塊塊草垛一樣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圪，現在人們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倍軐W林的《船之魅》實際上就是一部文化小說，這個文學就是以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廟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溱潼會船”為主要的寫作內容。這些作品當中的人物都是當地的村民，原住民，他們故事的沖突也不外乎家族、鄰里，而人物的命運也都是個人的成長、家境的改變、財富的積累、社會地位的升遷等等。如果他們將小說的故事時間集中在這近幾十年的時間的話，將無一例外地寫到中國改革開放對當下農村面貌的改變。對他們而言，這種最大的改變就是拆除了城鄉(xiāng)的壁壘，為農村青年的成長在鄉(xiāng)土之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許多四五十歲的作家會將筆墨集中到同齡人身上，以至不約而同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平凡的世界》式的鄉(xiāng)村青年成長小說。比如顧堅的寫作，他幾乎只寫長篇，而且他的一部又一部的長篇都在以不同的故事表達著同樣的主題。雖然人物經歷不一樣，最后的結局也不盡相同，但是概括起來說都是一個農村青年怎么由農村到城市的經歷。這是一種敘事模式，是一種母題，可以有許多變異的方式，存在里下河核心地區(qū)的許多長篇小說當中。為什么會如此？這不僅是他們個人刻骨銘心的人生遭際，更重要的是這塊土地上這幾十年來年輕人或成功或失敗的命運寫照，是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所關心的最大的事情。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發(fā)生了變化嗎？如果有變化，也只有在這個鄉(xiāng)土環(huán)境里才能得到解釋。他們是否見利忘義，是否有背祖宗的遺訓，是否忘記了自己的根脈，是否放縱了自己的欲望……這些人性的變化確實與現代或后現代差距甚遠，但就是里下河的人性現實。稍作比較就會發(fā)現，地下河文學的不同半徑和飛地寫作在人性的探尋上確實處在不同的層面，這恰恰說明這一群體是從自身出發(fā)，完成了不同人性向度的寫作。所以說到底，空間的變化實際上是文化的變化，反映了不同的社會面貌。這已經由社會學和文學史證明，當今的中國社會本身就是不同性質的復合。因此里下河文學不同半徑作家對人性的不同探索，正是中國社會多層折疊的客觀現實。

以里下河核心地帶作家們的長篇寫作為樣本，探討他們的內容特別是人性的書寫只不過是一個例子。對里下河文學的精細研究，將會使我們在許多問題上不斷有新的發(f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