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的定義上講，2018年是特殊的一年，不少文學評論家稱其為“新時期文學四十周年”。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用“井噴”一詞來概括去年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情況。去年末，文學評論家白燁從新聞出版局書號中心得到的數字是7800部，加上歲末年初時段在文學期刊上發(fā)表的作品，他估計去年長篇小說從創(chuàng)作數量上應該在8000到10000部之間。從數量上看，長篇小說的出版發(fā)表與2017年持平，但白燁看來，從“質”的方面看，“井噴”更多地表現在小說在多種題材的嘗試和現實題材力作云集，此外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也出現了一些非常棒的、過去很少見的創(chuàng)新。

2018年不但是長篇小說的大年，且越到年末越“熱鬧”：李洱的《應物兄》成了人人談論的焦點，幾乎所有的文學評獎都必提其人其名，上周還在評論家、媒體和10萬名讀者的投票中以最高票獲得“《當代》·年度最佳長篇小說”。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劉亮程的《捎話》、范小青的《滅籍記》都是歲末年初出版的佳作，其中不乏驚喜。

這一年的長篇小說中，絕大部分是立足當下的現實主義作品，其中不少描述了改革開放幾十年后的新變化和人與人面臨的新困惑，如張煒的《艾約堡秘史》聚焦當今中國經濟發(fā)展與生態(tài)保護之間既高度依賴又相互糾結的尖銳現實，直指工業(yè)化城市化和資本膨脹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

一批成名已久的作家也紛紛交出了頗有分量的作品：梁曉聲的《人世間》以三卷115萬字的體量，史詩般地以家鄉(xiāng)哈爾濱為背景，刻畫了從這里走出的十幾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巨變；王安憶的《考工記》用男性視角書寫了時代大潮一波又一波沖擊下的上海工商業(yè)者的命運，是她繼《長恨歌》后書寫的又一部低回慢轉的上海別傳；賈平凹的第16部長篇小說《山本》則回溯歷史，描寫了秦嶺大山里一個叫渦鎮(zhèn)的地方，在軍閥混戰(zhàn)的亂世里頑強自保卻最終毀滅的故事。

77歲的馮驥才重返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多年未有長篇小說作品問世的他關注歷史，用《單筒望遠鏡》寫出了百年前天津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人和事。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作為中國首部關注老齡化社會的長篇小說，一出版就引發(fā)了廣泛地關于養(yǎng)老現狀的討論，小說反映了中國老齡社會的種種問題：養(yǎng)老、就醫(yī)、再婚、兒女等等，既寫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體逐漸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過程，也寫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獨，同時更寫出了人間自有真情在。張平的反貪小說《重新生活》結合當下時事涵蓋了反腐斗爭、教育改革、醫(yī)療改革、城市改造等老百姓關心的話題，小說不再聚焦于官場宏大的反腐敗斗爭場面，而是將敘事重點逐步向與腐敗者有關聯的社會平民階層深入，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躍然紙上。

這些長篇小說描述了中國廣大地域上不同區(qū)域、不同民族、不同城市的故事。葉辛的《上?！佟访枋隽艘欢胃母镩_放時期上海灘的往事。肖克凡的《舊租界》記述了天津舊租界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這些不同的歷史時期里，租界內各色人物的命運和心態(tài)，既有那個時代天津的風土人情，又有新社會的時代氣息，語言也富有天津人的獨特韻味。雖是都市小人物的故事，卻折射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愛情觀、婚姻家庭觀和價值觀的驟變。肖亦農的《穹廬》以晚清時期蒙古人的遷徙、斗爭與回歸為線索，寫作了近代以來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大變局，是一首愛國主義之歌，也是一部恢弘遼闊的英雄史詩。葉兆言的《刻骨銘心》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南京為背景，展現了在軍閥混戰(zhàn)、日軍侵華的歷史時刻，各路人物在這里經歷的刻骨銘心的人生，表現了日軍侵華時南京城的慘烈氛圍，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2018年2月24日，陜西作家紅柯溘然長逝，其生前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太陽深處的火焰》于去年出版。小說講述了渭北大學徐濟云教授和新疆姑娘吳麗梅年輕時的浪漫愛情故事，體現了陜西關中文化和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差異，兩種文化在碰撞中相互借鑒和補充，促進了民族間的進一步交融與發(fā)展。紅柯曾漫游天山10年，新疆的生活給了他強大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

從創(chuàng)作者的年齡分布看，從90歲高齡的徐懷中到“80后”、“90后”作家的加入，作家年齡橫跨七十年，尤其是一批“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從嘗試到趨近成熟，尤為可喜。徐則臣的《北上》從南到北講述了跨越百年的大運河歷史，是他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部；石一楓的《借命而生》講述了北京南郊一所看守所的故事，借助犯罪題材透視京郊工業(yè)和工人的生活變遷。田耳的愛情懸疑小說《洞中人》則通過四位年輕人的際遇寫出了這一代人渴望彼此抵達的內心而又充滿孤獨的狀態(tài)。篇幅所限，還有多位“70后”作家的作品不能一一介紹。從整體創(chuàng)作風格來看，近兩年是“70后”作家從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轉向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轉折點，無論是從技巧和形式，還是素材累積和人生閱歷，“70后”作家都到了可擔長篇小說大梁的階段。

新時期文學四十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的復蘇與喧囂，先鋒文學異軍突起，到九十年代一批優(yōu)秀的小說家創(chuàng)作出了獲得世界范圍內具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再到千禧年后類型文學和流行小說占據市場，“80后”作家嶄露頭角，網絡文學方興未艾，文學評價體系轉變，影視改編熱對小說創(chuàng)作風格的改變、短閱讀的興起等現象，令長篇小說一度承受質疑，甚至引發(fā)“嚴肅文學是否走進死胡同”等對于文學出路的探討。

“過去我們常把文學按類別劃分，無論是題材、體裁，創(chuàng)作的方式，有一種非此即彼的觀念，要么是余華，要么是路遙；要么是張承志，要么是王朔。但今天我們很欣喜地看到，中國作家正在走一條相通的道路。”在閻晶明看來，以往的創(chuàng)作中有些作家偏向現實主義，有些作家喜好先鋒文學，兩種創(chuàng)作甚至兩類作家相互格格不入，2018年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那就是兩種創(chuàng)作的融合。很多過去以中短篇小說見長、立名、揚名的作家也開始把創(chuàng)作主力用在了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用白燁的話說，過去很難用長篇小說作為年度文學評價的指標，但從2018年起，長篇小說或許成為我們衡量年度文學成就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