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9日，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2018年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論壇”在京舉行。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吉狄馬加出席論壇并講話。來自全國各地的30余位作家、評論家、學者與會，圍繞“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題展開研討，共同回顧4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取得的輝煌成就，從不同角度探討少數民族文學現狀及發(fā)展趨勢。

新征程 新氣象 大發(fā)展

少數民族文學在改革開放初期踏上了新的發(fā)展征程。40年來，廣大少數民族作家秉持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信念，真實記錄了各民族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的波瀾壯闊的偉大歷程，展示了中華民族優(yōu)秀兒女為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奮斗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中國文學的多樣性發(fā)展注入新鮮活力，共同推動中國文學從新時期走向新時代。

包明德說，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作家以天然的藝術悟性、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強烈的責任感，創(chuàng)作出一批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發(fā)展。這些優(yōu)秀作品體現了期盼民族團結、國家強盛的鮮明傾向，表現民族地區(qū)鮮活的生活狀況與文化信息，為國家整體的文化建設輸入了寶貴的元素。他分析丹增、阿云嘎、烏熱爾圖、景宜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認為這些優(yōu)秀的民族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抓住了民族性格里最突出、最深刻的地方，寫出了族群記憶與審美心理的關鍵之點，展示出民族地區(qū)豐富多彩的壯麗畫卷。他們把民族性書寫與家國情懷乃至人類意識結合起來，讓審美想象不斷得以升華。

尹漢胤認為，經過40年篳路藍縷的開拓奮進，少數民族文學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發(fā)展，走過了輝煌的歷程，證明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不僅蘊含著豐厚的文學資源，同時也蘊藉著巨大的文學發(fā)展?jié)摿ΑＲ恍┲挥锌陬^文學沒有書面文學的民族，在這一時期不僅產生了自己民族第一代書面作家，而且還出現了獲得全國文學獎的獲獎作品。這一舉結束了沒有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文學評獎、文學刊物、文學組織的歷史，在新時期實現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大團圓，構建起了一幅中華各民族的完整文學版圖。在新時代，少數民族作家應該深入挖掘本民族心靈與歷史，以具有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學寫作，展現出更為廣闊且具有自己民族獨特地域視角的心理表達，表現各民族在改革開放發(fā)展進程中的心路歷程。

李曉峰說，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文學記憶，少數民族文學深刻反映了少數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復雜多樣的心路歷程，成為各民族由傳統(tǒng)向現代艱難轉型的社會史、思想史和心靈史。少數民族文學也以獨特的文學價值、品格和鮮明多樣的民族風格裝點了新時期文學的美麗花園，使中國文學呈現出五彩斑斕的景色。愛國主義思想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思想血脈，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

石才夫從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成立60周年談起，認為廣西60年的文學成就，是培養(yǎng)民族作家、繼承民族文學傳統(tǒng)、努力探索民族文學發(fā)展之路的結果。由多民族作家組成的“文學桂軍”從邊緣崛起，形成了絢麗多彩、搖曳生姿的廣西文學圖景。廣西文學既表現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又展示廣西各民族生活和藝術形式上的鮮明特色，在全國民族文學格局中獨具特色。廣西文學要在全國獨樹一幟，需要不斷壯大少數民族文學隊伍，提高文學品質，特別是毛南、京族等人口較少民族，要挖掘培養(yǎng)青年作家，讓各民族文學薪火相傳。

興安回顧內蒙古新時期以來多民族文學的發(fā)展，認為內蒙古多種多樣的自然環(huán)境和多民族文化，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新時期以來，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享譽文壇，如瑪拉沁夫、烏熱爾圖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內蒙古多民族文學躋身中國文學前列。90年代是中國文學的成熟期，但是內蒙古文學整體處于徘徊狀態(tài)，在新世紀又得以回歸與復興。

嚴英秀著重談論藏族女性文學的新發(fā)展。她說，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文學取得了蔚然可觀的成績，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也走向了繁榮。幾代藏族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從新時期到新時代，經過40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區(qū)域走向全方位，收獲了搖曳多姿的春華秋實。她們以女性的包容、通達和敏銳，以豐富和獨特的民族精神，進行著個人與時代、心靈與現實之間的對話，實現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身份體認，建構了藏族女性文學話語自身的獨立品格。這些沉潛而穩(wěn)健的文學書寫，使藏族女性從歷史的幽暗處、從文化的邊緣處一路走來，從此越來越明亮。

宋家宏對云南少數民族小說創(chuàng)作的成就進行了分析，認為少數民族文學為云南文學的豐富多彩作出了重要貢獻。云南幾代少數民族作家承續(xù)著邊地與民族、城市與現代兩個傳統(tǒng)，共同推進了云南文學的繁榮發(fā)展。

吳剛對改革開放40年的東北人口較少民族文學進行了調查研究，分析了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錫伯等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發(fā)展狀況及其發(fā)展動力。

民族性闡釋與多樣化求索

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其獨特之處就是民族性。改革開放40年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也是文學民族性得到充分發(fā)揚、不斷深化的過程。民族性的內涵、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民族性追求和多樣化求索，是與會專家探討的重要話題。

劉大先深入分析了當代文學視野中民族話語的嬗變歷程，認為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80年代初，少數民族文學呈現出時代的共性。80年代尋根文學的興起，使得少數民族成為主流文化保持自我更新的活力源頭之一，一部分作家從少數民族文化中尋找復興與創(chuàng)新的資源，少數民族作家也逐漸確立自我言說的主體性敘事。到了新世紀的多樣性文學格局中，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顯現出認識論轉型的潛能與實績，形成了從他者話語到自我表述的全面轉化。作為中國文學的特定存在，少數民族文學不能將自己局限于“少數者”的差異性視野，而要將自身定位于總體性中的差異性，講述出一個有別于眾口一詞的中國故事，或者給共同的中國故事提供新的講法。

陳亞軍探討了民族性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與歷史因素，認為政治因素給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對民族性的認識帶來思想高度，文化因素則注入審美力度，歷史因素則帶來深度。少數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內涵是豐富而變化的，從題材內容、語言表達、心理活動、精神體現到敘述者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點。更重要的是，民族性具有地域的相對性。作家們在創(chuàng)作中不應簡單使用民族符號，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為民族文學的特色。正像有的少數民族作家所說的，“只有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與國家民族日新月異的發(fā)展緊密連接，我們的作品才會具有人民性、時代性、民族性”。

陳崗龍說，少數民族母語作家一般都有雙語閱讀和母語創(chuàng)作的經驗，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學知識結構使得他們思想境界開闊，母語作品內涵豐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內核、多元文化視野之外，還有家國情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這使得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在思想認識和創(chuàng)作境界上均達到了新的高度。他認為少數民族作家需要深入學習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學傳統(tǒng)，虛心學習世界多民族優(yōu)秀文化，把民族傳統(tǒng)與世界眼光很好地結合起來，創(chuàng)作出既生根于民族文化、又走向世界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

普馳達嶺認為，少數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應該具有民族性元素與世界性視野，詩人要有信仰故土、精神皈依的創(chuàng)作意識，要有創(chuàng)作的涵養(yǎng)與靈性，要有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意識，要在創(chuàng)作中體現獨特的審美風格和哲性光芒。詩歌不僅是個體生命隱秘的符號和心聲，也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圖景或靈魂幻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依存才能滋生充滿個性與生命力的詩性土壤。

趙衛(wèi)峰論述數字化傳播環(huán)境里少數民族詩歌的多樣性遞進、民族性嬗變和個人性凸現，認為數字化環(huán)境使少數民族詩歌百花齊放，使少數民族詩人大量涌現、詩作相對豐產，富于現代特征的新經驗、新表達層出不窮。它可觀的下一步將是從“多出品”到“出精品”的過程。

此外，李美皆通過對具體作品的解讀闡述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愛和女性，吳道毅論述新時期南方少數民族文學的女性話語建構，李曉偉分析“80后”少數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識、現實關懷及地域特征，賀穎探討羌族文學中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石彥偉闡述《清水里的刀子》電影改編的“極簡主義”策略。

蓄勢攀登 砥礪前行

與會專家還談到了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zhàn)，期待作家們能夠抓住新時代賦予的發(fā)展機遇，重新認識自己，扎根人民，緊跟時代，敏銳發(fā)現生活的新動向，蓄勢攀登，砥礪前行，推動少數民族文學從“高原”走向“高峰”。

納張元說，少數民族文學評論事業(yè)是推動文藝繁榮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在當下，文學評論得到高度重視，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為少數民族文學評論提供了發(fā)展動力，但是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還需要評論家不斷提高思想高度、增強批判精神。牛學智提出，少數民族文學批評需要引進文化現代性思想、社會學人類學思想，把現代化機制作為評價的重要尺度和思想依據。

納楊認為，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走出去”中應該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國外出版社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關注大多數時候是不會單獨區(qū)分少數民族文學的，這就使得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必須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中進行審視。少數民族文學需要更好地保持和發(fā)揮充滿現實感、具有民族獨特性的優(yōu)勢，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審美能力與文學技巧，為提升中國的文化自信、反映中華多民族融合進程發(fā)揮更大作用。

孟學祥分析地域環(huán)境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認為走入新時代并不意味著作家自然就具有了現代意識和先進思想，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封閉的地域主義、小圈子的從眾觀念和浮躁的急功近利觀念。作家還需要加強學習，提高修養(yǎng)，清醒認識到自身的局限，從多民族文化元素中尋找獨特的創(chuàng)作源泉，揚長補短，開拓創(chuàng)新，做到可持續(xù)發(fā)展。

與會者還探討了母語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認為母語文學作品被翻譯成漢文的，還只是冰山一角，必須加大翻譯力度，把更多優(yōu)秀作品翻譯出來。扎西東主認為，提高藏語小說影響力，必須從作家努力創(chuàng)作、翻譯家提高翻譯質量、評論家認真引導三個方面一起努力。努爾巴汗·卡力列汗分析當下哈薩克族文學發(fā)展的優(yōu)勢與不足，張春植論述朝鮮族散文創(chuàng)作的異軍突起與“60后”朝鮮族作家群“大器晚成”現象。

與會專家還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一些少數民族正面臨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的情況，建議加大對青年作家的扶持力度，培養(yǎng)高水平的翻譯家、評論家隊伍，增強激勵機制，增設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獎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