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是老一代學者創(chuàng)辦的雜志，那里面有他們告別歷史的身影。當他們剛走出陰沉的隧道，新學術的潮汐正洶涌襲來。他們的學生中 有不少這潮汐的弄潮兒。這就使創(chuàng)刊期的叢刊編輯工作中，透露出新舊交替的信息，透露出廢墟與重建的雙重氣味。然而老一代學人沉穩(wěn)持重的治學傳統，也在 加緊給雜志夯實打樁，并將這一優(yōu)良傳統貫穿至今。

本文回溯這段特殊歷史，意義實際超出學科清理，它更像是一次歷史的重溫。今天承受老一代學者恩澤 的年輕人，不應忘記這些默默前行的最早的創(chuàng)業(yè)者。當然，對他們思想學術局限性的認識透析，也應該被納入其中。

在這種心情中，我讀到王瑤在1979年8月23日給王德厚的一封信。他說“《上海文學》上之大作已拜讀，寫得極好，我完全贊成，而且論證嚴密，分析深湛，有很強說服力，‘四人幫’強調‘工具說’而不顧生活真實是一件事，不能因此即排斥‘工具說’，其實在把生活基礎與宣傳功能對立起來這一點上，二者是頗有相同之處的。有些流行觀點，自己感到懷疑，同時也想到是否思想不夠解放所致，但這也說明其論點尚不足說明別人，所以我對您討論式的態(tài)度也很欣賞，完全是用事實和道理來講話的”[1]。

當時圍繞著《上海文學》上的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展開了連續(xù)幾期的討論，這場討論之后也成為“新時期”文學理論轉折的重要標志。王瑤并非不贊同對“四人幫”的批判，他在之前給社科院魯迅研究室同事陳鳴樹的信中這樣寫到“我想批《巨人》一書事必須由魯研室寫出，應旗幟鮮明，必須指出它實質上違反毛主席思想，不宜過于‘學術化’”[2]……至陳鳴樹文章寫成，王瑤仍指出“第二大段批他的關于魯迅五四前后指導思想的三個觀點時，恐不能引用他的原文，如此則很容易變成學術討論，似需更理論化一些”[3]。從政治上來說，王瑤完全贊成對四人幫的批判，他認為政治上的批判不應變成學術討論，反而應該快刀斬亂麻。但是一旦到了該如何建設“新時期”文學的時候，王瑤的態(tài)度就不再那么分明，與后來對《為文藝正名》的批判不同的是，王瑤認為文學的性質以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這些問題是學術討論，所以需要完整嚴密的說理過程。他贊同王德厚在學術層面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而不因為這篇文章是反對四人幫“工具論”的就預判為正確。此時王瑤面對即將來臨的“新時期”，他的態(tài)度或許正如信中所說，既對流行的觀點感到懷疑，同時也對自己的遲疑有所警醒?？梢哉f他既有對現實政治敏銳把握的一面，知道不宜在枝節(jié)的學理問題上多做停留，否則會削弱政治批判的力度，同時也對具體的學術問題有著嚴謹的態(tài)度。

對現實政治敏感同時對學術審慎的王瑤此時正忙于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籌辦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的創(chuàng)刊工作。之后作為會長和主編的王瑤，一定程度上也把自己的性格和學術取向帶到了工作之中。在《叢刊》做實際工作的嚴家炎和樊駿很大程度上也共同分享了這一品質。而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以這樣的姿態(tài)加入到了新時期文學的調整過程之中。

《叢刊》的創(chuàng)刊

1979年創(chuàng)刊的《叢刊》是“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文學研究刊物之一，同時也是當時唯一的專門刊發(f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刊物。當時《人民文學》、《文藝報》、《詩刊》、《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文革前的雜志陸續(xù)復刊；同時一些新的學術研究會開始成立，一批文學研究類的雜志如《文學評論叢刊》、《文藝論叢》、《新文藝論叢》、《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等開始創(chuàng)刊，登載文學研究資料以及研究論文?！秴部芬彩钱敃r新出現的文學研究類刊物之一。

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自文革結束后開始逐漸恢復。學科的恢復涉及到新的理念的樹立、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確定與累積等等。第一，受到“文藝黑線專政”等文革理論的破壞，此時學科的首要目的就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涉及作家的政治聲譽以及文學地位。而這種“撥亂反正”與國家正在推行的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的國策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因此現當代文學研究一度成為一門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顯學”，通過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情況，讀者得以了解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國家對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種種情況。第二，由于高考制度恢復，高等院校重新開始招生，催生了對教材的需求。唐弢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應運而生。這一教材以及當時各高校推出的文學史雖然盡力突破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論述框架，并有限運用了一些“春秋筆法”[4]，但依然采取了十七年常見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其核心的理論框架，“政治評價仍然是基本標準”[5]。第三，學科的研究對象的恢復和擴容，需要建立在史料恢復的基礎上——“許多作家保存的珍貴資料、文物，被他們（四人幫）查抄一空，許多資料被毀、被竊，或者散失。這就使得‘搶救資料’的工作在今天越加迫切了”[6]因此78年《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中國文學家辭典》的出版，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主持的《新文學史料》，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的創(chuàng)刊，都在推動學科在研究資料上的積累。

有了這些初步的恢復與積累，組建學術共同體的學會，也就成為箭在弦上的議題了。1978年末至1979年初，北京大學、北師大、北京師院三校編了一套《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作為當時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教材。三校以教育部的名義邀請全國部分的現當代文學的資深學者舉行審稿會議，審核所選篇目并提意見。這次會議也可能是“新時期”高校召開的最早的學術會議[ 7]。在會議期間，陸耀東、吳奔星、黃曼君、邵伯周等學者提出要建立“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并推舉王瑤為會長[8]。

此時，中國社科院的林非、馬良春、徐乃翔苦于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沒有一個專業(yè)性的刊物。在《叢刊》創(chuàng)刊之前，魯迅研究之外的現代文學研究刊物只能投給諸如《文學評論》這樣的綜合性的文學刊物。因此他們也找到了北京出版社的編輯，希望能夠出版這一刊物。林非的回憶中提到嚴家炎找到謝大鈞、鄧慶佑，要求將《叢刊》變成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會刊[9]，而在嚴家炎的回憶中則相反，是“鄧慶佑、謝大鈞同志卻主動找上門來。他們捎話說：得知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想出學術刊物，他們很愿意支持”[10]。社科院的學者和高校的學者都更愿意在回憶中強調自身對《叢刊》創(chuàng)刊的主導性，不管事實如何，可以看到無論是科研機構、高校還是出版社，都對建立公共性的專業(yè)學術平臺充滿了熱情。而當社科院的研究者加入學會后，學會也將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的“高校”二字去掉。

學會的成立和《叢刊》的創(chuàng)刊標志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共同體的初步形成[11]，并且促進了同行之間的交流協作以及學科本身的發(fā)展。學會成立后，每年都會舉行學術討論會，有力推動了學科的發(fā)展。比如第二次會議的主題是關于思潮、流派的研究，幾次討論的發(fā)言被整理成《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討論集》出版。在這一引導的影響下，出現了一批關于思潮、流派的研究論文與著作。錢理群回憶當時的會議情況——“整個學科的學者除了一年舉行一次年會，專題性的會議基本上也是一年只有一回。因此大家準備得都非常用心，都是帶著自己一年當中最好的論文前去參會。所以每開一次會，就會在學界形成一股潮流”[12]。學會成立后還組織文學講習班等活動[13]，促進了學科人才的培養(yǎng)與學者之間的內部交流機制。

《叢刊》十周年的時候，唐弢在紀念文章中認為“這個刊物可用‘持重’兩字概括。十年以來，他發(fā)表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默默地為現代文學研究打下基礎，這一點就值得稱道……自然光有這些是不夠的，除了刊登重要的文章外，一個刊物還應當拓荒，創(chuàng)新，力求進步，為中國學術界培養(yǎng)一批年輕的富有發(fā)展前途的人才，使研究工作日趨興隆，日漸扎實，這才算是盡了自己的責任?！盵14]唐弢在這里所說的“持重”既是對《叢刊》的贊揚，同時也是對既有情況不滿足后提出新的期許。而《叢刊》的編輯亦對這一點有所自覺，日后的編輯無論樊駿還是吳福輝、溫儒敏都不斷提到這一點。樊駿認為《叢刊》的問題是對學界的熱點問題反映不夠[15]，而吳福輝也提到了一些年輕學者認為刊物未能主動接受強烈的學術挑戰(zhàn)的情況[16]。這固然是《叢刊》不完美的體現，但很大程度來說，這也是從創(chuàng)刊以來主動自覺的學術選擇。

與當時的其他刊物相對比，更能夠看清《叢刊》所處的位置。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作為綜合性文學刊物的《文學評論》，經常起到高聲呼喊的風向標的作用?！段膶W評論》緊跟著時代的潮流，經常就宏觀的理論問題進行討論，比如文學和政治的關系、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等等，并常常跟進當時國家文藝方針中的重點問題，其中有關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章也多注意刊發(fā)對重要作家的研究成果。在《文學評論》對現代文學研究進行編輯工作的王信曾經這樣看《叢刊》“我覺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倒是更全面地反映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動向和水平，也提供比較豐富的信息——雖然因為刊期較長和出版的不準時，顯得緩慢?！a空白’的工作扎扎實實地進行；一些人們熟悉的作家作品，在反復的研究中不斷深化并時有創(chuàng)新”[17]。在80年代作為季刊的《叢刊》并不能像《文學評論》那樣快速及時的追趕當下的文學研究熱點，但也正因為編輯時間和刊載周期較長，使得刊物能夠更仔細的審閱看法稿件，提高文章的質量和厚重感[18]?！秴部芬部桥c現當代文學相關的資料，但與以搶救現代作家史料，著力于作家的回憶性文章收集的《新文學史料》雜志[19]不同，《叢刊》除了常規(guī)性的回憶文章外，在資料欄目中還刊登對當年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總結[20]，同時也刊登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創(chuàng)作年譜[21]、作家的佚文[22]等。

編輯方針

剛創(chuàng)刊時，《叢刊》還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編輯制度。當時嚴家炎被被推舉為高校現代文學研究會的秘書長，并且具體負責《叢刊》的籌備工作。嚴家炎回憶“創(chuàng)刊號稿件，文研所同志已提供了一批，但與二十五萬字的目標仍有距離。乃由我約請?zhí)茝|先生將他在日本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發(fā)言整理成了《<故事新編>的革命現實主義》一文；又蒙樂黛云、耿云志兩位先生分別賜予《茅盾早期思想研究》、《胡適與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給予支持；我則在北京出版社督促下寫成了發(fā)刊詞《致讀者》”[23]。

《叢刊》雖通過《致讀者》表達了自己的辦刊理念，但最初幾期由于還未多做準備，加上稿源不足的關系，所以明顯有過渡性質?？傮w來說，《叢刊》最初的幾期還未體現自己的學術特色，大都是因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而寫的撥亂反正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試圖到糾正之前文學研究中政治論斷中的錯誤，以回到“新民主主義論”的方式，指出過去的研究由于混淆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與社會主義階段具有性質上的不同等等，辨析史料事實，為下一階段進一步研究作家作品提供了準備。嚴家炎發(fā)表于1980年《叢刊》第四輯的文章《從歷史實際出發(fā)，還事物本來面目》即通過對胡風、蕭軍、丁玲、郭沫若等作家的史料辨析為例，呼吁“只有從歷史實際出發(fā)，弄清基本史實，尊重基本史實，把認識統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礎上，這樣總結出來的經驗和規(guī)律才能比較可靠，比較扎實，也才能有助于我們較好地轉變學風，清除林彪‘四人幫’的流毒……現在是到了人們共同大聲疾呼，從根本上改造我們學風，堅持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fā)的時候了！”。

這段時間的編輯工作由嚴家炎和當時北京出版社的編輯共同完成，并且充分利用了作為學會機關刊物的優(yōu)勢，擬定選題計劃，向編委會的成員組稿。但由于嚴家炎此時身兼數職，所以向王瑤建議能夠采取輪值編輯制度。因此從1982年起，《叢刊》正式實行輪值編輯制度，每一期都會在封底注明當期責任編輯的姓名?！秴部愤@樣的編輯制度，很大程度上調動了輪值編輯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同時也減輕了長期編輯所可能造成的疲態(tài)和惰性。由于這種辦刊方式，使得《叢刊》稿件的來源能夠最大程度的多元化，作者隊伍也非常龐大，據樊駿統計，在《叢刊》創(chuàng)刊十年時，作者人數達565人[24]，很多是只發(fā)表一篇的作者。

同時《叢刊》也采取了民主辦刊的方式，每期出刊前編輯部成員會集中起來，集體討論決定每期刊發(fā)文章的文章，最后由主編審讀定稿。溫儒敏回憶“這種方式類似于當年的《新青年》，《新青年》也是輪值制度。據我所知，全國絕大多數的學術刊物和學報主要是由編輯部來審稿決定，編委往往都是空的。但是《叢刊》的編委是實打實做工作的。每期討論的時候，像嚴家炎先生、王信先生、錢理群先生等都來參加。所以這種體制我們認為能夠較好地發(fā)揮編委專家的作用，編委不是虛設的而是有實質意義的。事實證明這個編輯模式比較民主、也比較能夠保證學術質量”[ 25]。這也使得刊物能夠切實地推動一些研究方向的拓展。雖然之后多次調整編輯制度[26]。但是輪值編輯與共同討論的方式一直都沒有改變，這也成為了《叢刊》的傳統。

自然，任何編輯方式都不會是完美無缺的，這樣的編輯方式也會面臨自己的問題“我們無形中犧牲了造成個人編輯風格的可能。《叢刊》的編輯富有中國新時期學術群體的特質，卻缺乏有個性的學人的獨特魅力?！盵27]在當時的語境中，可以說《叢刊》既不像逐漸興起的民刊那樣，過多依賴于主編個人的特質與編輯風格，這其實也保證了《叢刊》的出刊與質量的穩(wěn)定性。同時也與依附于各個學校以及研究機構的學術研究刊物不同。《叢刊》雖然也刊登青年作者的文章，但是并不追趕潮流。日后影響巨大的《論“二十世紀文學”》在《文學評論》刊發(fā)，再后來的“重寫文學史”系列論文刊登在《上海文論》雜志?？梢哉f，《叢刊》一直未“得風氣之先”，而總是保持一種審慎的懷疑的態(tài)度。雖然如此，《叢刊》卻并沒有對學術熱點毫無作為。每當學科出現重要的討論，或者編輯在總結之前的研究成果時感覺到學科產生問題之后，總會組織相關的討論或者筆談。1983年，《叢刊》組織了“如何開創(chuàng)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新局面”的筆談。之后組織的“現代文學研究創(chuàng)新座談會”與“二十世紀文學”論有關，為了呼應上海的“重寫文學史”開辟了“名著重讀”欄目，等等?？梢钥吹健秴部冯m不為先，但仍然對學科的前沿保持著高度的敏感與負責。主編王瑤雖然不贊成很多新的觀點，但是仍然對其他年輕學者的觀點采取了平等、寬容地對待的態(tài)度“他不怎么贊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這一命題的提出者中間，有兩位是他晚年的得意弟子和得力助手。他和他們多次交換過意見，但從不以師長的資格和學術上的權威地位壓制他們的不同意見，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涉及這個問題時也金陵避免正面交鋒，而且支持他們繼續(xù)研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因為學術觀點上的同異，影響工作的安排和稿件的取舍”[28]。

史觀建構

這樣的工作方式與《叢刊》編輯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物王瑤、嚴家炎、樊駿有關。王瑤是《叢刊》的靈魂人物，刊物上很多欄目的設置、日后的研究方向選題，都可以看到王瑤的用心。甚至當《叢刊》遭遇經營問題，幾次面臨辦不下去的“心肌梗塞”般危險的時候，也是王瑤想辦法幫助叢刊度過難關的[29]。而嚴家炎和樊駿則負責刊物的具體的工作。他們雖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具體觀點有所差異，但總得來說共享了相似的文學史觀，可以說這是他們留給現代文學研究學科最為重要的貢獻。

他們屬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第二代學者，他們自身成長的過程與學科的自身建構過程同步。從知識結構來看，他們都受到了50-70年代總體的學術和思想氛圍的影響，認同馬克思主義做為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強調文學與政治以及經濟基礎的關系。

在“新時期”初期，對他們來說，十七年主流的從文藝思想斗爭甚至更近一步的階級斗爭出發(fā)的文學闡釋的方式已經失效，而從作家和作品出發(fā)、從思想啟蒙出發(fā)、從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出發(fā)，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但是他們最為可貴的是，能夠從歷史連續(xù)性的視角出發(fā)，強調在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下對現當代文學進行研究。而這種強調并不意味著回到過去的教條性的政治框架，而是突出“時代”與文學的關系。

“時代”并不是文學與社會之間直觀的聯系，王瑤在給陳鳴樹的信中批評姚文元的魯迅論的時候，就說“他的關于‘時代’的理解、時代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就是唯心主義、反馬列的，其實質與胡適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相同”。[30]他在評價魯迅本人的文學史研究中也提到魯迅能夠“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文學現象的具體評述和分析中來體現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31]。王瑤反對將“時代”理解為觀念化（姚文元）與同質化（胡適）的，而是要強調“時代”本身是動態(tài)的以及結構性的，在紛繁復雜的現象背后有著能夠把握的律動著的時代本質；同時在樊駿的理解中，“時代”區(qū)別于“歷史”意味著“如果單單強調歷史可能會陷入就事論事和事實表象陷阱的話，那么‘時代’所依靠的是對‘總體性’社會歷史條件的把握。只有總體性的把握對深層潮流、時代趨勢的判斷才能產生對‘時代’的認識”[32]

在他們看來，史料固然十分重要，是任何研究的基礎，但強調歷史并不意味著回到表面上可見的材料，而是強調表面材料背后具有歷史勢能的結構性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拋開自己的后見之明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當時出現了重新評價熱潮的時候，王瑤會對沈從文的重評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了[33]。

同時，對現實性的強調導出的不再是文學為政治服務，而是不斷地回到現代文學研究的根本，去反思這一學科的研究到底意味著什么，以及與我們身處的當下現實的關系。從40年代一路走來的王瑤不用說，一直關心著政治與現實問題，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前景》中認為“在幾十年的歷史事件中，我們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引以為戒的教訓，總結這些經驗對今天有很大的意義。我們今天面臨的仍然是類似性質的重大問題，不過是在新的現實面前屬于更高層次的問題罷了”而樊駿提出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更是對這一問題的有力回應。這些都透露著現代文學學科在八十年代重新復蘇時對自身反省的高度。歷史性與現實性的結合也對現代文學研究本身提出了高度的要求。[34]

事實上，無論王瑤還是樊駿，都對新的研究與理論方法感到困惑，但是他們面對的方式并不是馬上接受。王瑤在《還是謹嚴一些好》一文中對李澤厚倡導的文化積淀論、各種西方文藝理論中的“意識”“感”“性”等概念、以及“20世紀文學”等等新潮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問[35]。對樊駿來說亦如是，在開會的時候常常對一些新的論文坦率地說出自己的“不明白”[36]。這種不急于與時俱進但又能夠包容這些新研究的態(tài)度，恰恰賦予《叢刊》以“持重”的品格。

在《叢刊》中幾篇對當年的現代文學研究情況進行總結的文章，都提到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問題。作者認同回到作家作品研究的傾向，并且欣喜地看到作家作品研究能夠不再局限于作家本人的思想立場、作品的主題、題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范圍，而上升到整個文學運動，進行綜合性的研究。[37]但隨后也認為新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會“回避他們身上消極的一面”[38]，在樊駿看來，改變原來的研究模式勢在必行，但回到作品本身并不意味著離開作品與時代整體的關系，不意味著能夠脫離構成作品的社會歷史語境。實際上，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不斷回到文學得以存在的根本性的問題，反對抽象的文本“自律性”，是一種激進的文本闡釋學。更進一步來說，《叢刊》是以持重為激（基）進的文學研究刊物。

學科推進與爭鳴

《叢刊》在創(chuàng)刊初期刊發(fā)了一批以作家生平經歷為線索的“評傳”體的研究論文，研究對象從魯迅、郁達夫到冰心、徐志摩、沙汀等作家。其中對郁達夫的研究頗有質量。

這樣的“評傳”式的研究以作家的各個階段的作品與思想為線索，并且在作家的每一個階段對其思想傾向以及文學作品進行品評。這些文章在看慣了以思想斗爭史為核心結構的論文中，顯得清新好讀。并且并不放棄去詢問作家和時代根本性問題之間的關系。比如在郁達夫的研究中去辨析他的生活經歷與時代的關系，他每一階段的文學觀與時代之間的關系等[39]。在冰心和徐志摩的研究中不再以階級立場進行簡單的評判，而是細致分析他們每個階段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差異性[40]。

這些論文實際上推動了學科一步步走出了既有的文學史框架，使得過去這些在文學史位置上被“釘死”的作家有了被重新討論的可能。但是這些文章很大程度上來說所借鑒的框架過于被“新民主主義論”所形塑，對作家的評判雖然也承認他們文學作家的價值，但仍然以是否是革命民主主義作為凝固的觀察點。也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套路。因此，從文學作品出發(fā)就成了當時很多研究者的共同呼吁，《叢刊》也開始刊載名篇精讀這類的論文；同時從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論框架脫離，尋找現代文學新的參考系，也成為一條重要的研究路徑。1982年出現了大量的中外文學關系的文章也并不是意外。

穩(wěn)步推進學術研究進程的《叢刊》以“持重”為底色，但同時也仍然會有意識地容納不同的爭鳴的聲音。對于文學作品的讀解類的文章來看，在叢刊上發(fā)生了圍繞著魯迅《雪》的爭論，1981年第二輯發(fā)表了陳安湖的《說〈雪〉》一文，認為魯迅《雪》的主題是“表現作者過去在飼人以雪之后反遭詰責中所產生的一些憤激和頹唐的情緒”，而在1982年第三輯，李允經的《說〈雪〉質疑》則認為《雪》的主題是“為了同黑暗的現實搏斗，作為一個戰(zhàn)士，不應當像‘南雪’那樣，具有一種粘連或依戀的特質，而應當像‘朔雪’那樣，擺脫牽累，勇敢戰(zhàn)斗，直到天地變色，贏得全勝。為此，雖孤身奮斗，亦在所不辭！”。這場論爭是《叢刊》前期往返最多的論爭。之所以能夠圍繞《雪》是因為此時中學教材選入了《雪》。這場論爭很大程度上為我們展示了傳統的闡釋方式已經耗盡了自己的能量?，F代文學研究領域亟待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

論戰(zhàn)一方的陳安湖之前的論文《論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fā)展》是這段時間魯迅研究分析嚴密細致的一篇，文章在承認新民主主義理論框架的前提下，分析魯迅思想的轉變過程。但此時《叢刊》已經出現了重新討論“五四”性質的文章。在創(chuàng)刊號中耿云志的《胡適與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試圖重新理解胡適和五四的關系，通過肯定白話文的歷史正當性從而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胡適對五四文學革命的貢獻，進而正面肯定了胡適對短篇小說理論以及詩歌上的貢獻。之后《叢刊》中刊登的許志英的文章《“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引起了的爭議，文章從分析四十年代前對五四理解著手，指出五四的革命指導思想是“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41]。這篇文章甚至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成為了被點名批判的對象。編輯也被要求寫文章進行批評，樊駿以辛宇的筆名寫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文，在《文學評論》上刊發(fā)。雖然樊駿這篇文章是命題作文，但是從嚴格的學術角度出發(fā)要求對現代文學進行整體性地把握的視野是一以貫之的。許文造成的爭議，也使得之后的青年學者在回應現代文學起點這一問題是，不直接采取討論“五四”性質的方式，或是從更高的角度繞過這一問題，或是選擇更加“文學性”的闡釋方式[42]。

1982年第四輯的青年論壇中刊載了王曉明的《論沙汀的小說創(chuàng)作》，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極具個性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聲音，這個聲音非常自信地談到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作品，在論文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必然是黑暗和愚昧的死敵，但他應該避免單憑良心去感覺他感覺不到的東西。文學不但需要對正義的堅強信念，更需要對生活的敏銳感覺，對心靈的透徹了解，熟悉和描寫人生的特殊才能”、“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幫助人發(fā)現自己，認識自己，它還要幫助人提高自己，豐富自己”、“優(yōu)秀的作家似乎是突兀而起，其實背后撐著許多無形的支柱，哲學正是其中之一?！晌逅男挛膶W從這方面得到的支持相當微弱”，引用了那么多論文中話，是想表明，一種完全不同的架構文學史的方式出現了。作者已經不再勉強將論述對象構架在新民主主義論之內，而是自信地引用了大量的世界文學名著，在行文中熱切地呼喚著作者理想中真正優(yōu)秀的作家作品應該是什么樣的。直到此時文革后培養(yǎng)起來的一代學者才以找到了自己處理研究對象的方式。

1983年，《叢刊》第一輯首篇文章即是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顛覆了之前魯迅研究領域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同時在1983年出現了刊物的“編后記”、“稿約”，以及連續(xù)數期的對現代文學研究學科、教學等進行總體性反思的文章。這都標志著，隨著編輯與出版工作日益的正規(guī)化，《叢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并帶動著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走向成熟。此時一期《叢刊》基本包括成熟學者的論文、青年論壇與爭鳴園地、文學史資料的刊登、以組稿形式呈現的論文專題，新書以及學術會議快訊，定期對學科成果進行總結并對學科本身進行反思。這些也構成了日后《叢刊》欄目設置的標準。1985年，由于出版社效益的原因，《叢刊》從與北京出版社合辦轉向了與現代文學館合辦。這一過程中，館長楊犁功不可沒[43]。有了現代文學館的支持，《叢刊》也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就這樣一點一滴的發(fā)展中，《叢刊》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貢獻了堅實的學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