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0年來的中國文論研究具有更廣闊的國際化視野，更豐沛的人文情懷，更專業(yè)的學術品格和更積極的開拓精神。40年后，當我們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中國文論的前景時，一種基本的理論共識已經形成，那就是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論，必須是以中國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為依托，以20世紀以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fā)展成就為基礎，充分吸收世界先進文論成果，并密切結合中國當代文藝實踐而形成的文藝理論。這種共識的達成，實際上就建立在對過去40年文論發(fā)展經驗的總結之上。

40年來中國文論是在改革開放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下，以不斷探索、不斷超越的姿態(tài)前行的。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40年劃分成1980年代、1990年代、新世紀之初與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各個歷史階段都有自己所面對的文學語境、思想氛圍與學術取向，文論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因此也就不斷發(fā)生變化。處在歷史過程中的文論家在針對自己時代的具體情境作出選擇時，其所關注的問題、使用的話語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難免會帶有歷史局限性；但從中國文論自身發(fā)展邏輯看，每一個命題的提出、每一場理論論爭、每一次理論建構，都有獨特的貢獻，它們共同將40年后的中國文論帶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

1980年代：文學主體性的重建與對文學形式的關注

1980年代是中國思想學術十分活躍的10年，文學理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許多時候甚至承擔了開風氣之先的使命。在話題眾多、論爭激烈的新時期文論界，有兩個方面的理論成果極具代表性，且影響深遠：一個是以“人道主義”為思想背景進行的文學主體性重建；另一個是以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引介為依托對文學形式的關注與研究。

新時期之初，在全面反思“文革”的過程中，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不僅是當時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同時也是文論研究者的一個明確訴求。文學主體性問題之所以成為新時期中國文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并引發(fā)熱烈討論，與思想界重提“人道主義”這一價值立場有直接關系。而1980年代文論研究中其他一些熱點，如文藝心理學的興起，文學審美論的興起，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重建主體性這一文論思潮的呼應。實際上，對文學主體性的關注，本身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不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而且可以遠溯到1930年代就開始形成的胡風的以“主觀戰(zhàn)斗精神”為標志的文藝思想。只不過上述理論在后來遭到了“左傾”文藝的錯誤批判，一度成為理論禁區(qū)。因此，1980年前后當有人重提“人情”、“人性”等命題時，就具有很強的“撥亂反正”意味。而一些學者從“人道主義”角度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闡釋，則使文學主體性的建構有了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支撐。

在1980年代，以“朦朧詩”為代表的各種現代主義藝術作品大量出現，使得藝術形式得以凸顯。在這種背景下，理論家對引進西方與形式主義有關的理論表現出極大熱情。到了1980年代后期，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等理論已經大量被介紹到國內；與此同時，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原則、英美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方法、結構主義的敘事分析，也很快被批評家們大量用于文藝批評之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批評風尚。這些努力，對于糾正中國文論研究與文藝批評長期忽視作品內部規(guī)律，憑主觀意愿任意曲解文本的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表面上看，建構文學主體性的努力與強調文藝作品內部結構的“文本中心主義”立場是對立的，但就1980年代中國文論的整體走向而言，它們其實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理論目標：追求文學藝術的獨立性。這一過程，在當時也被看成是一個文藝理論研究由“外”而“內”走向深入的過程。

1990年代：文論研究的學術化取向與人文立場的堅守

1980年代文論界各種新觀點、新方法、新思潮層出不窮。然而在這種熱鬧繁榮的背后，也存在只重視觀點的標新立異，忽視學術表達的規(guī)范性的問題。到了1990年代初，一些學者對這種情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導致人文學術風氣出現明顯轉向。人文學界關于思想與學術的討論，文論界是主戰(zhàn)場之一。借此，文論界也對1980年代的文論研究方式進行了深入反思，并把學術化當成了提高文論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學術史研究的興起。與此同時，學術期刊與學術出版物開始更加重視學術規(guī)范問題，文藝理論的學科建構因此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在這一背景下，1990年代圍繞“審美意識形態(tài)”這一概念進行的理論建構與學術論爭、圍繞文論“失語癥”問題的討論，以及對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介紹與研究，就表現出了更多的學理性與更高的學術含量。

如果說1980年代的文論研究以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回到文學自身為理論指向的話，1990年代的文論研究則產生了重新向政治、文化與社會歷史開放的趨勢。首先，從西方引介過來的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文論思潮公開聲稱其目的就是要“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權力關系”；另一方面，文論界介入很深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也表現出這種理論趨勢。而“人文精神大討論”逐漸深入展開之后，所涉及的問題則十分廣泛，不僅包括人文學者如何堅守自己的人文立場問題，而且涉及知識分子的底層關懷、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思潮的回歸、文學寫作倫理等極具現實感的問題。中國當代文論研究者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與擔當意識，在這場討論中得到集中展現。

引發(fā)人文精神討論的直接原因，是1990年代興起的“商業(yè)化”“市場化”大潮對文論研究與其他人文學術的沖擊，而被認為代表了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重要成就的“文藝生產理論”，作為在1990年代展開的重要理論命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論學者對“商業(yè)化”“市場化”這一新的社會現實的回應。

新世紀之初：網絡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學跨界研究

進入21世紀之后，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導致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的新媒介對人類藝術活動的影響也日益廣泛而深入，使得文藝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態(tài)、生產傳播與接受方式等方面都與傳統(tǒng)文藝有了很大差別。這種變化引起了文論界的高度重視，“網絡文藝”這一概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提出的。理論家們開始嘗試將網絡文學、網絡音樂、網絡美術、網絡影視、網絡戲劇，乃至于網絡游戲、博客、微博等等，放在“網絡文藝”這一概念下進行整體觀照，力求以新的、切合網絡文藝這一對象的概念、理論與方法對其進行分析與闡釋，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論形態(tài)。網絡文藝理論建設實際上已經成為新世紀中國文論的一項重大系統(tǒng)性工程。

在啟動網絡文藝理論建設的同時，在1990年代已經在國內形成一定氣候的文化研究，進入新世紀之后也獲得了更大發(fā)展。一些學者開始主張文藝學的跨界研究，試圖把“廣告、時尚、酒吧、城市廣場、購物中心”等等納入到文論研究的范圍，擴展文藝學研究的邊界，從而引發(fā)了文論界關于學科邊界的熱烈討論。一些文論研究者認為文藝學應該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對文學現象進行分析與把握的基礎之上，并對那些脫離具體文學實踐的理論研究表現出了深深的擔憂。這次討論盡管沒有結論，但討論過程中對“傳統(tǒng)文論是否建立在本質主義的基礎上”、“文學是否會消亡”等問題的深入思考，不僅具有理論深度，而且極具時代內涵，為中國當代文論研究注入許多新的活力。

總起來講，在21世紀初的十多年里，跨界研究成為中國文論十分明顯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表現在上述網絡文藝研究與文化研究中，也表現在生態(tài)文藝學、文藝傳播學等理論建構的過程當中。而跨界的沖動，恰恰表明的是文論研究者試圖以理論去回應現實社會中各種挑戰(zhàn)的理論姿態(tài)。

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新發(fā)展與文論話語民族身份的凸顯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曾經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進而深深地介入到了“新文學”歷史的塑造。然而，不少學者也指出，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大量介紹西方各種文藝理論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地位有被弱化的趨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獲得了一個新的發(fā)展契機，開始呈現出繁榮活躍的新局面。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問題的重要論述，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新成果，既有對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成果的繼承，也結合新的國內、國際形勢，結合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新的歷史階段，對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些論述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去道德化”現象、“去中國化”傾向的批判，都抓住了一段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廓清了文藝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是非，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與突出的實踐品格，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

十八大以后，黨中央不僅明確提出“四個自信”，而且也明確提出了“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目標。在這一指導思想引領下，中國當代文論在理論話語民族身份的建構方面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就。文論界借“強制闡釋”這一概念，對西方文論作為一種文論話語的合法性進行了反思，并對套用西方文論解釋中國文學的有效性表示了質疑，其間透露出中國文論十分明確的主體意識，展現出國內人文學術研究新的理論姿態(tài)。與此同時，在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時代背景下，文論研究者也充分意識到，中國當代文論研究必須借鑒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的豐富成果，并融會中國古典美學精神與中國古代哲學智慧，才能使文論話語的民族身份得以凸顯。

總起來講，最近40年來的中國文論研究具有更廣闊的國際化視野，更豐沛的人文情懷，更專業(yè)的學術品格和更積極的開拓精神。40年后，當我們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中國文論的前景時，一種基本的理論共識已經形成，那就是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論，必須是以中國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為依托，以20世紀以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fā)展成就為基礎，充分吸收世界先進文論成果，并密切結合中國當代文藝實踐而形成的文藝理論。這種共識的達成，實際上就建立在對過去40年文論發(fā)展經驗的總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