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都沒有很大的變化，我沒有把人物命運寫得特別跌宕，沒有刻意去寫那些帶來強烈情感起伏的命運，我這個人身上也沒有那些強烈的情緒變化。

《基本美》，周嘉寧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42.00元

最近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年輕人》中，作家周嘉寧回憶了她2001年第一次來北京的情形。那時她還在復旦大學讀書，因為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而在寫作上嶄露頭角。在北京她住地下室里的國營旅館，乘公交車去頤和園，還趕上了北京申奧成功的晚上……“這種純粹的集體性快樂帶給我的震撼非常強烈，而當時的我身處其中或許并不會意識到，這樣的快樂可能是沒有辦法復制下來的，而那個時刻終究會以某種方式給曾經身處其中的青年留下印記?！彼谖恼轮羞@樣敘述親歷那個狂歡之夜的感觸。

十幾年過去，周嘉寧繼續(xù)走在寫作這條路上，以不緊不慢的速度。她寫得又從容又謹慎，這符合她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她的作品呈現(xiàn)出越來越鮮明的個性氣質，細致、準確，有與筆下人物共命運的誠意，也提醒自己保持必要的疏離。這些特質，在她最新的短篇小說集《基本美》中體現(xiàn)得很充分。她關于北京以及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記憶，在她的寫作中，由這些作品人物所經歷的平凡情感與日常聚散一點一點拼貼、清晰起來。世紀交替，時代變遷。京滬港，《基本美》中的年輕人身在那樣的大時代，度過平淡的青春，連困境都難說有多么兇險。而庸常世俗的表象下面，是不動聲色的力量和可資記錄的片段。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那個下午，周嘉寧乘京滬高鐵來到北京，第二天要在三里屯的Chao酒店和讀者們分享她的感受，拉開之后一系列跨越若干城市的新書宣傳活動。穿著白襯衫的她瘦瘦的，像個仍在校園中的大學生。做過記者的她，擔心表達上的模糊和歧義，回答問題前總是幾番斟酌才開口。這樣的克制、得體與她在寫作上的分寸感頗有默契，她不愿微言大義地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也淡化寫作在呈現(xiàn)群體記憶、記錄時代上的作用。不過，她的寫作正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一些這樣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讀完《基本美》，發(fā)現(xiàn)書中的好幾個短篇貫穿其間的主題就是“回憶”，人物之間往往若干年后再見面，展開回憶中的故事，這是有意設計的嗎？

周嘉寧：其實我沒有刻意地這么設計，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常常是無意識的，沒有完全想好到底要干嘛，很多問題是在寫作過程中才慢慢解決。這本書里的年代背景是2000年到2010年，寫作時我只能對這段時間進行思考，2010年到現(xiàn)在的這些年，外部世界和之前比起來變化很大，年輕人的精神狀態(tài)、各方面的生活狀態(tài)區(qū)別都很大，這十幾年對我來說還沒有呈現(xiàn)出能夠清晰捕捉的結果，身處時代漩渦是沒辦法看到時代的變化如何作用到個體上的。

中華讀書報：來采訪你之前，看到“理想國”公眾號上你的一篇文章，寫到幾年前你和父母去海島玩耍體會到“正是一些這樣的時刻，基本美，隨便走走，嬉戲漫游”，由此我想到你寫的這些人物，無論生活狀態(tài)還是精神狀態(tài)，要么正身處這種嬉戲漫游的境地，要么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也是你對“基本美”的一種理解？

周嘉寧：我覺得我筆下的這些人物活得都還不錯，至少在我的評判標準里是好的生活狀態(tài)，這也是我這篇文章想說的一個點吧。我以前寫小說會把一些想象中的命運甚至我不認可的觀點強加到人物身上，一旦這樣做了以后，我會忍不住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流露出嘲諷的態(tài)度。我現(xiàn)在挺討厭小說中有對人物的嘲諷、輕蔑，這樣對人物的態(tài)度是我想要避免的。我應該讓人物生活在一個我希望能夠創(chuàng)造的世界里，可以按照他們的個性生活和思考。

中華讀書報：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句話觸動了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分擔起小說中人物的命運”，這算是寫作上的代入感？你會因人物命運的變化而內心起伏嗎？

周嘉寧：我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都沒有很大的變化，我沒有把人物命運寫得特別跌宕，沒有刻意去寫那些帶來強烈情感起伏的命運，我這個人身上也沒有那些強烈的情緒變化。但是，情緒變化和感情共鳴是兩回事，感情共鳴有時候可以很深沉，未必是激烈的。

中華讀書報：《基本美》這篇小說里寫到了世紀初的北京，寫到各地前來的文藝青年，戶外音樂節(jié)，還有那個香港樂隊，這些是不是有原型？

周嘉寧：這是我想要特別說明的一個問題。我寫小說，不是先有一個原型才有這個人物的。就《基本美》的寫作，并不是我想要去寫一個像mylittleairport（一支香港樂隊）主唱那樣的人物才有這部小說。而是我先虛構一個人物，當我要寫他的外貌，就會想，如果這個人物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可能會長得像誰？所以我就會在寫作時借用一些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的因素，有些人的外貌特征特別明顯，符合我筆下人物的需要。不是說先有原型，然后我用小說去模仿原型，而是先有這個虛構人物，然后我才借用生活中很多人的元素去塑造人物，這些借用是為虛構的人物服務的。有人問我，你這部小說是在寫誰？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沒有人能夠純粹虛構一個人物，那個人物身上一定有現(xiàn)實的成分，有作家自己的日常經驗。

中華讀書報：但你所說的日常經驗在作品中所投射出的比例，在不同作家應該是不一樣的。很多作家最初寫作時，作品的自傳色彩會更重，隨著閱歷增加、技巧成熟，這個比例就減少。我看了你幾部作品，并不覺得這些作品之間有涇渭分明的差別。對于《基本美》，出版方的推廣語和網上的一些評價說這是你的“轉型之作”。

周嘉寧：我的每一本書，自己都會覺得和上一本不一樣。你剛剛說作家在寫作上的代入感，如果要說《基本美》和之前我的寫作有什么差別的話，那就是我現(xiàn)在的寫作視角越來越處于旁觀者的位置。這本書里，最明顯的是敘事視角的變化。其中我比較喜歡的兩篇小說——《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都是以男性視角敘事，這么寫其實很舒服。倒不是說我要去挑戰(zhàn)男性敘事視角，而是我覺得男性視角的敘事更好寫。小說中其實拋出了一些問題，我描述了一些當時年輕人的普遍困境。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也有疑問。會不會有人看了這些小說思考以后得出更好的結果，那我也可以從這些思考中受益。

中華讀書報：你所說對于一代人困境的呈現(xiàn)，側重強調個體命運，同時這些小說也有時代背景的痕跡。記錄時代，是作家不可回避的，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社會責任感？

周嘉寧：你覺得從這些小說里看不到我的社會責任感嗎（笑）？你不覺得這些人物的命運并沒有和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嗎？我寫的都是普通人，他們沒有機會讓命運和時代的重大事件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大部分普通人只能是被時代席卷，自己都沒意識到怎么回事，時代就過去了。

現(xiàn)在大家都在說年輕作家不關心時代不關注社會，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人不關心時代？有的時候你就算想要避免對時代焦慮也未必能夠避免得了。個人命運一定是和大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的，思考一定是和時代相關的。

中華讀書報：實際上，你說的人群劃分是從作家的角度。換個角度，讀者或者評論界對于作家的劃分也是有些標簽式的，比如80后、青春文學作家、新概念，等等。時至今日，這些標簽的存在感其實已經很弱了。你現(xiàn)在回頭看自己當年的寫作是什么樣的感覺？這些年你一路寫下來，也是必然的選擇吧？

周嘉寧：我在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已經過去快二十年了。我現(xiàn)在是新概念的評委，每年還是會看那些參賽作品。為什么這些年來大家反反復復還在提新概念，今天的記者還是會問起這個問題？這說明新概念不僅影響了我，還影響了所有人，也影響了記者們，影響到媒體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角度，影響到一代一代讀者的閱讀評判和選擇。

新概念對于我個人的影響是什么？當時獲獎，真的是命運給我的第一份巨大的禮物。我就是個很會珍惜東西的人啊，得到這么大的禮物當然會善意地、謹慎地珍惜。我能做什么？不就是寫作嗎。對于寫作，我說不上什么堅持吧，在寫作過程中是不斷地會得到世界給予的回應的，這些回應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幫助我成長。

中華讀書報：用“堅持”來形容你的狀態(tài)確實有些牽強，你給我的感覺就是這些年順理成章地就這么寫過來了。同時你也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還參與《鯉》書系的編輯工作。這幾重身份與文學都有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周嘉寧：我覺得我只有一個身份——寫作的人。對我來說，文學翻譯不是寫作的調劑，所要付出的精力其實比我寫東西還要多。不過，翻譯能夠規(guī)范我的生活。一個職業(yè)寫作者如果不能規(guī)范日常生活，就很容易塌陷。有翻譯的工作在，至少讓我的工作系統(tǒng)始終運轉，每天都處于可以和語言打交道的狀態(tài)，保持語言思考的慣性。如果停滯了一兩個月或者更長時間不寫作也不接觸文字，再啟動是有些痛苦的。我愿意讓自己這個機器一直處在運轉狀態(tài)，等到需要時就可以比較輕松地調動起來。當然，做翻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兩年我越來越覺得中文很美，同時覺得中文在被濫用，很多中性詞被濫用后就會變成貶義詞，中文的美在被破壞。翻譯過程中其實在不斷幫助我調整和漢字之間的關系，因為我必須要選擇最正確的詞放在最適當?shù)奈恢?，讓英文原義盡量損失得最少。這其實是對中文進行清洗的一個過程，讓我更珍惜每個漢字在最開始、沒有被污染過的那個狀態(tài)。我也希望可以在寫作中正確地使用漢字，如果它已經被污染，希望可以用我個人的方式讓它回復到一個至少是中性的狀態(tài)。

中華讀書報：在翻譯對象的選擇上，你好像更傾向翻譯女作家的作品？比如艾麗斯·門羅、珍妮特·溫特森、弗蘭納里·奧康納……

周嘉寧：我在翻譯作品的選擇上標準挺簡單，一個是盡量翻譯還在世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另外盡量避免翻譯一些語言特征明顯的作家，因為很難做到把原來語言中最好的部分保留下來。我翻譯的作家，語言都不是個人化印記特別強的，除了珍妮特·溫特森。我也沒有太多從個人喜好來選擇翻譯對象，除了米蘭達·裘麗的作品確實是我翻譯的作品中帶有個人喜好的選擇。至于我翻譯的女作家作品多，那是找我翻譯的出版社決定的，是不是他們覺得我是女性，翻譯女作家的作品會更容易。其實不一定，畢竟每位翻譯所擅長的是不同的。

中華讀書報：你在翻譯上是比較有計劃性的，在寫作上呢？是那種規(guī)定自己每天必須要寫多少字的作家嗎？

周嘉寧：當我啟動了一部小說的寫作，是每天有規(guī)劃的。但我寫得很慢，小說可能每天只寫五百字。但我花很多時間準備，像《基本美》這部小說也就三萬字，我每天都在寫，還寫了差不多三個月才寫完。從想要寫《基本美》到完成，我花了半年時間。動筆之前要醞釀，有些情節(jié)要求證，有些香港部分的內容跟朋友通了很多信件。越寫越慢，很多準備工作要做。

中華讀書報；寫了這么多年，你對創(chuàng)作的自我把控應該是很強的吧，還會有很多不可預料的成分嗎？

周嘉寧：肯定會有啊，不然的話就沒有寫作的樂趣了。寫作當中一定有很多不可測的地方，對我來說，動筆之前必須做好詳細的準備，這種不可測才不會從驚喜變成驚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