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每一個人，

包括你的敵人，

都盲目的崇拜你。

1959年2月，胡適說，“我是最怕出名的，一生受了暴得大名之累”。這個說法也出現(xiàn)在20世紀30年代與謝福蕓（Lady Hosie，1885—1959）的談話中。實際上，1917年后，所有贊同或反對對胡適的影響都是局部的，它們烘托和映襯出的巨大名望才直接地影響到胡適的心理。在“暴得大名”兩年后，胡適的壓力也隨之增大。這種壓力并未因《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出版而有所緩解。1921年，胡適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到《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下卷即將推出， 但直到兩年后，仍杳無音訊。這等于是在原來的壓力之上疊加了新的壓力，因而也引起他持續(xù)地自省和自責。

當然，此時他亦有高處不勝寒的寂寞，這恐怕不僅是“暴得大名”，1920年5月6日在天津旅社里無人識，亦讓他顯得不習慣。他在致韋蓮司（E. C. Williams，1885—1971）的信中說：

“生活和工作在一個沒有高手也沒有對手的社會里——一個全是侏儒的社會——是如何的危險！每一個人，包括你的敵人，都盲目的崇拜你。既沒有人指導你，也沒有人啟發(fā)你。勝敗必須一人承擔！”

1921年是胡適自省和自責最多的一年，感覺上又回到了美國留學時一樣，只是此次反省的是工作，而非個人道德。1921年7月8日，他在日記中說：

“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過多的社交活動也讓他心生厭倦，一天后，他檢討道：

“我近來做了許多很無謂的社交生活，真沒有道理。我的時間，以后若不經(jīng)濟，都要糟蹋在社交上了！”

又過了兩個月，即9月5日，他說：

“凡今日享一點名譽的人，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時候做了一件事的。我們不可不努力。”

到1924年9月，他仍不得不承認“遲鈍和害羞是我的著作出版比較遲緩的原因”。這應該指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中、下卷遲遲未能完成。

焦慮的心態(tài)也影響了胡適對北大同事的看法。他說，“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1926年8月，在致徐志摩（1897—1931）的信中又說，“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干了一些什么！成績在何處？眼看見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著實難過”。這是他到莫斯科實地觀摩新興的蘇聯(lián)后，通過對比得到的感受。他對原來小布爾喬亞的優(yōu)渥生活，有些自責了。他提到友人任鴻雋的話，說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有點“frivolous （即無價值，無意義，輕浮——引者）”。

02

我現(xiàn)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癡了！

自1923年起，胡適便受到越來越多地來自左翼知識人和青年學生的促請。他們要看到胡適直接參與到現(xiàn)實政治中去。當然，這個“行動”訴求，提倡之功也在胡適自己。早在1921年8月，胡適在安徽等地演講《實驗主義》及《科學的人生觀》時，就談到，科學方法的“證實”中“行”的重要性。這也是接受了杜威離開中國時的建議。但作為知識人，胡適更愿意把“行”落實在諸如辦刊物（如《努力周報》《新月》和《獨立評論》）議論國是，或“整理國故”以謀求“建設”的這類書齋里的學問之上，正如他所說“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沖動”。 因為他還是以為“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guān)”。而左翼知識人和青年學生則認為只有現(xiàn)實中的“政治行動”才是真正的“行”。1923年10月12日，邵力子（1882—1967）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發(fā)表的致胡適的公開信說：

“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所辦的《努力周報》，我敢唐突說一句，實在已到了太無聊的地步了?！者@樣支撐下去，不太覺無聊嗎？‘干！干！干！’要有宗旨才干！要有意義才干！”

在邵力子眼里，《努力周報》根本就沒有體現(xiàn)出真正的宗旨，所以繼續(xù)辦下去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這封公開信對胡適的刺激是明顯的，胡適第二天即草擬了一篇《一年半的回顧》，在21日出版的《努力周報》第75期上刊出。胡適為《努力周報》辯護說：

“《努力》將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應該靠這兩組關(guān)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敢深信的。”

雖然這么說，這篇“回顧”講得最多的還是政治和現(xiàn)實的政治事件，他所強調(diào)的也是“今日反動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步]”。

不僅如此，在一年后，即在1924年12月15日補撰成的“我的年譜（1923年）”里，胡適講得最多的仍是政治和現(xiàn)實的政治事件。他專門羅列出自認為“精彩”的“政治文章”標題，五篇中有四篇是批評國會，一篇是批評軍閥們主張的“武力統(tǒng)一”，這些都是當時最熱門的政治話題。

在“我的年譜（1923年）”中，胡適特別解釋了為何直到4月21日才離開北京，赴南方養(yǎng)疴的理由，他說：“我不愿于政府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出京，一也；蔡（元培）先生之事，我曾與聞，并為他作辭職呈文，不宜遽然舍去，二也；《努力》無人接事，三也?！边@仍是在為自己辯解。

左翼知識人和青年對胡適的批評如果僅限于觀點之上，胡適不至于這么不厭其煩地正面解釋或變相地反擊，促使胡適如此反應的還是他們的批評完全與事實不符，成了一種與人身攻擊有關(guān)的栽贓?！拔业哪曜V（1923年）”中全文引用了他1923年1月5日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病室所寫的《“胡適先生到底怎樣？”》一文，此文的副標題是“答邵力子先生和有同樣疑心的人”。發(fā)文的當時是回答邵力子1922年12月29日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發(fā)表的同題“隨感”中的疑問的，但在“年譜”中再次引用是因為他覺得還需要進一步地解釋（或者說為自己辯護）。邵氏此文代表的不止國民黨左翼的一路，他還引用了彼時的共產(chǎn)黨領導人張國燾（1897—1979）在中共機關(guān)刊物《向?qū)А分軋笊蠈m的批評， 他們懷疑和指責胡適是在假借生病以逃避現(xiàn)實政治的沖突和矛盾，也就是明哲保身。所以胡適自辯說：

““三十六計，跑為上計”：這種心理從不曾到過[我]的腦子里。中國的事所以糟到這步田地，這種卑劣的心理未嘗不是一個大原因。我們看看租界上的許多說風涼話高談主義的人，許多從這里那里“跑”來的偉人小政客，就可以曉得這種卑劣心理造的福和種的孽了！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趨附時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jiān)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diào)：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干的！”

這樣激昂地喊口號，完全不是胡適以往的風格，可知此類無端的指責在胡適心理上造成的影響。關(guān)鍵還不僅在于此，而在于他又有新的解釋。他說：

“我的一年假期（指在北大告假一年——引者），以12月17日為始。去年在君們勸我告假時，我總舍不得走開；后來告假之后，頗有意永遠脫離教育生活，永遠作著書的事業(yè)。在病院時，我曾試以此意作一詩，題為《別賦》。此詩發(fā)表后，思永們以為是情詩，志摩、叔永亦知是指大學說的。”

胡適說得不錯，《別賦》確不是關(guān)乎愛情或友情的“情詩”，此“情”是想象中離開大學后而生的。但其中有一闕：

“半年之后，

習慣完全征服了相思了。

“我現(xiàn)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癡了！”

”這個“自由人”自然不止是離開大學后成為自由職業(yè)者，也暗喻著擺脫社會“地位”的渴望，因而也是受累于名聲和“地位”后的反應。胡適在三年后的一次演講中也說：“我差不多有九個月沒到大學來了！現(xiàn)在想到歐洲去。去，實在不想回來了！能夠在那面找一個地方吃飯，讀書就好了?！辈贿^，他又補充道：“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準許我這樣，尚無把握?！?/span>

03

青年人多數(shù)不站在我這一邊

左翼知識人和青年對胡適的批評主要與胡適的“地位”有關(guān)。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領袖期待”所致，這種期待的心理基礎是將胡適想象成一個擎火炬的圣人。在社會處于激進氛圍中，所有推動者或被裹挾者都有著激進的期待，即希望胡適能夠成為激進派的領導者或支持者，而主張溫和變革的胡適顯然不是合適的人選，他自然只有被視作“落伍”和被邊緣化。一旦胡適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所有溫和的促請就立即會轉(zhuǎn)化成激烈地嘲笑、譴責和批判。

常燕生1928年提出，鑒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需要進行第三期的以“民族自覺”為目的或者號召的思想運動。在民族主義色彩的思想運動和又一輪喜新厭舊的浪潮下，胡適所堅持的維多利亞式自由主義自然成了訴諸“直接行動”的人士眼里過時的思想。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從1919年2月到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胡適的主要學術(shù)工作是挖掘“清學”。這些工作的初衷和底色都是啟蒙。啟蒙的態(tài)度首先是懷疑，而對國共兩黨來說，1924年后，他們的理論目標則轉(zhuǎn)向了建設和衛(wèi)護。這一年8月，瞿秋白（1899—1935）在《新青年》季刊上發(fā)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他依據(jù)進化的原則已經(jīng)把實驗主義看成了過時的哲學，且橫指其充滿了“市儈”精神，這個“市儈哲學”的說法也為后來批判胡適及其實驗主義時廣泛使用。瞿秋白最后認定實驗主義“暗示”了“妥協(xié)主義”，因而“決不是革命的哲學”。 張國燾《我們對于小資產(chǎn)階級和平派的勸告》一文也在嘲笑胡適溫和態(tài)度遭軍閥王懷慶（1875—1953）戲弄。

1928年6月15日，胡適曾經(jīng)在《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中極力頌揚的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也當面指斥胡適“你本來就是反革命！”

楊杏佛（1893—1933）這位胡適康奈爾大學的同窗20世紀20年代末已經(jīng)參與現(xiàn)實政治，而一旦投入現(xiàn)實政治，他的知識人的意識就必然發(fā)生變化，與胡適的觀點自然漸行漸遠。1929年12月，他在上海大夏大學演講時譏諷胡適是“騎墻派”的“圣人”。他說：“你總應當站在實地上來講，總不應當騎在墻上說風涼話。假定有人說：學者的騎墻，是用歷史眼光來看，但現(xiàn)在的批評，是國家，社會的存亡問題，你是不是這個社會國家里的人呢？試問中國有沒有騎墻的百姓，和存亡不關(guān)的人民呢？你要是承認騎墻騎到在國家以外，那你應當聲明：我是以英或美人的地位來批評，與貴國無關(guān)，那才行啊?！?此話連馬君武（1881—1940）也意識到譏諷得有些過分。

胡適及其引進并秉承的實驗主義不僅受到國共兩黨的攻擊，在學界也受到挑戰(zhàn)，這也是胡適所謂“青年人多數(shù)不站在我這一邊”的又一表現(xiàn)。以往論者引用的王國維和陳寅恪對胡適直接或間接的批評，多是從今人反思的視角立論。二位學術(shù)大家在彼時的影響力也被無形地夸大，進一步夸大之處是，他們與胡適的學術(shù)分歧。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在今人眼里，這個分歧是全方位的，即一旦產(chǎn)生，就勢不兩立，完全不考慮民國時代學術(shù)傳統(tǒng)的多元性和學人關(guān)系的多面性。王國維批評胡適，但他們?nèi)杂薪煌?，在“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理念上也有個先后交疊；同樣在學術(shù)上批評胡適，陳寅恪仍是肯定胡適的學術(shù)地位和領導能力的，所以1943年他會支持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在1949年離開北平時，一定要跟胡適同行，也可證他對胡適的信任程度還是相當高的。而從隱蔽的心理看，老輩學者或與胡適學術(shù)取向有差異的學者對胡適這個“中心人物”批評嚴厲，卻不能等閑視之。早年胡適家里的“星期天沙龍”就吸引了這類學者的學生，其中熊十力的學生的任務就是了解胡適之所想。柳詒徵是公認的嚴厲批胡的傳統(tǒng)學者，他在與胡適交往中仍不滿于胡適的“不識字”，感嘆不識字怎么做學問，但在晚年亦十分注意胡適的學術(shù)動向和反應。

知識青年和左翼學人的批評，或僅在影響胡適的社會地位，而真正消解其學界地位的，應是中國大學的學科化進程，唯物論的興起以及哲學上持新實在論的清華學派，特別是馮友蘭的反戈。不過，它們對胡適地位的拆解仍是潛在和漸變式的，準確地說，只是分享了他的學界地位，并未真正威脅到久已建立起來的社會名望，因而不至于使胡適由此產(chǎn)生出重奪“中心地位”的意念，但無論如何，這些變化確實對胡適產(chǎn)生了很大的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