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致蔡元培(一九一六年)

景嘉致梁漱溟(一九八一年)

“精神有所歸，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豎立起來，兩腳踏在地上。”梁漱溟先生在給兒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寫道。這些話所描述的無疑是一種極為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在人心日漸浮躁的今天，重溫這番話，可以體會梁老先生以“一己清朗剛健力，滌世間紛紜萬端事”的苦心。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紀中國獨具風骨的思想家、社會實踐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時時與眾多學者、師長、友人通過信件進行交往。2017年底，世紀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長子梁培寬先生編注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該書輯錄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來的往來書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書信整理結集。這些書信不僅是梁漱溟個人不同時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記錄，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縮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七十余年來中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些信件對讀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國歷史，實為彌足珍貴的歷史材料。

此次書信集的出版，最引人矚目的當屬那些首度公開的珍貴信件， 與蔡元培、吳承仕、陳嘉異、趙樸初……一段段蒙塵的往事緩緩揭開了面紗，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與蔡元培

梁漱溟以中學學歷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學執(zhí)教，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作為獨開一代風氣者，蔡元培先生對于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梁漱溟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有如此評價：“關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唯出于真愛好而后人家乃樂于為他所包容，而后盡復雜卻維系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p>

這段佳話究竟緣起何時呢？我們試從梁漱溟先生的往來書信中按圖索驥，來還原其中的細枝末節(jié)。

1916 年，蔡元培先生于袁（世凱）倒黎（元洪）繼、南北統(tǒng)一內閣的時局之下，應時任政府教育總長范源廉（靜生）先生之請，由歐洲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自然相得無間。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請范先生為自己作一介紹，并求問蔡先生寓址：

漱溟拜靜生總長閣下：邇聞蔡鶴傾先生蒞京，未審寓居何所。元年嘗一晤于國務院，恐不省憶矣。茲思詣談，敬丐公一緘作介，并希示知寓址，為感。小事干冒，悚愧無量。伏問政祺。梁漱溟再拜（1916年）

而后又致信蔡先生，以舊作《究元決疑論》求教于蔡先生：

漱溟再拜鶴傾先生左右：聞公蒞京，歡忭無量。敬丐靜生先生介紹，并奉舊作《究元決疑論》呈覽，擬四日詣謁。先布，謹叩道安。梁漱溟再拜（1916年）

隨后梁漱溟攜范先生的介紹信造謁蔡先生寓所。其后便是廣為人知的那一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談話：一見面，蔡先生說，早就在《東方雜志》上讀過了《究元決疑論》；隨即邀請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

鶴卿先生賜鑒：頃聞大學圖書管理徐君已經辭職，公如不棄谫拙，以此見委，冥當立辭部職，專任斯席，耤遂讀書之愿。細事屢干，不任悚息。伏候賜復，并叩道安（1917年）

但蔡先生說：“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边@一席話打動了梁漱溟，他認為，去北大，抱著這種學習的態(tài)度是再好不過的了。正如他曾說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fā)的人；而自己，則是因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yǎng)的一個人。

另有一處細節(jié)，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這七年間與蔡先生書信往來，蔡先生總稱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辭，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稱晚生后學——只因在校內，兩人是校長教員的關系，他不敢不自尊。但離校后，他每次寫信，就總自稱晚學了。梁漱溟為人之認真，可見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兩封是為他人而寫，從中可以見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攜后學的：

茲有小事干請。理科生張君崧年因聞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學之告白，頗思與試，以資深造，唯其原限資格，必大學或專門畢業(yè)者，乃許與試。張在大學，距畢業(yè)期只三月，似不相遠，特屬冥言于先生，為之備文送考，俾得與試。張君資質特優(yōu)，倘更游學，必有遠到。如無窒礙難行之處，可否特賜允許。以先生掖進后學之心，或樂與玉成歟。（1917年）

張崧年即張申府，與梁漱溟是順天中學堂的同學，其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過于“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此信寫于1917年，距張申府畢業(yè)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參加天津公署的留學考試；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請求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后來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為之備文送考”，張申府又是否赴考，已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張申府畢業(yè)后留校做了預科助教，可見留學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后張申府結識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chuàng)建工作，則是后話了。

終其一生，不管際遇如何，梁漱溟與張申府兩人都保持著淡如水般的友誼。書信集中也收錄了一封張申府1959年的來信，笑稱“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覺與兄絕似”。還賦詩一首，詩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認真鄭重世無兩，偶然莞爾如春風?！币部勺饕挥腥さ淖⒛_。

另一封信是為學生黃文弼所寫：

頃去年哲學門畢業(yè)之黃生文弼來談，擬在大學求小事，耤便讀書。據云先已謁公。更屬冥代陳，即乞鑒察是幸。（1919年）

黃文弼是1949年以前僅有的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1928年涉險進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學領域活動了近40年。從這封信來看，黃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當屬梁漱溟代陳之功了。不意梁漱溟與黃文弼之間竟有如此淵源。

與吳承仕

與國學大師黃侃先生并稱“北吳南黃”的吳承仕先生，也曾一度與梁漱溟有過交往。辛亥革命后，吳先生入司法部任僉事，1924年方離任；而1916年，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書；吳梁兩人因同任職司法部而得熟識。梁漱溟以《究元決疑論》向吳先生請教，吳先生遂復一信，面交于他。這封信雖不足千言，但學術價值極高，可見出一代國學大師的風采：

束冥先生惠鑒：手示敬悉，自退直歸，籀讀著論一過，立誼審諦，罙達理要，欽遲何似。承仕學術亡似，辨智不周，雖嘗獲事大師，得聞勝誼，間亦涉獵佛乘，樂觀慈氏世親之書，迫于人事，未嘗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窺其究竟，又于大秦驢唇之文素所不習，遠西哲人所說，未能諷籀，無以和會東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吳先生先是謙虛地表示，自己雖曾追隨大師（章太炎）左右，也曾涉獵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義理，仍有許多疑慮，并且對西方哲人之說并不熟悉，對《究元決疑論》無從置喙?？吞走^后，吳先生將個人所見和盤托出，如：“究元論所陳三誼，罙愜鄙心?！睂ζ洳煌字幹毖韵喔?，如：“所謂不可思議者，以論中非一非異非去非來諸句觀之，即真如，絕待，離四句，絕百非之說。然名誼似不相副?！?梁漱溟在《究元決疑論》中解釋“不可思議義”時寫道：“西士明哲頗復知之：……斯賓塞亦有時間不可知，空間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質不可知，流轉不可知等。”吳先生對此有疑義，認為：“……然論中引斯賓塞爾之言，實非其比。蓋彼所謂時間空間云者，即不覺義中之境界相，質力流注云者，即不覺義中之無明業(yè)相……所謂不可知者，謂凡小未能證知，菩薩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又如，吳先生提出：“決疑論根本四誼所用名相，未盡與百法相符。欲者，別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來論所持與百法或非一實。”1923年，《究元決疑論》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錄》出版時，梁漱溟在附記中表示，“實則這篇東西現在看起來直是荒謬糊涂，足以誤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更是直承決疑論中談苦樂這一段實為“謬誤的大端”。

吳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學者的印度哲學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后，還曾向吳先生借閱過，作為講印度哲學之助。此后時移世易，兩人音訊隔絕。1976年，梁漱溟檢出此信，寫下：“后來長時間沒有信息聯系。日寇投降后乃傳聞在京津淪陷時，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詳。念之慘然?！蓖粝嗯c探討切磋的時光已不可復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傷。

與景嘉

在其最為看重的《人心與人生》一書日文譯本序言中，梁漱溟寫道：“今復承池田篤紀先生翻譯成日文，景嘉先生審定之，將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勝感激。謹志衷心感謝之忱如右?！薄藭谌毡镜某霭?，與景嘉先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據傳，1933年，剛過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長春拜謁溥儀，溥儀極為賞識其為人，以私人之資派遣他與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學。他從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yè)后回國，后又赴日本定居?！读菏橥鶃頃舟E》（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書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書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學生和崎博夫書信一通，《人心與人生》日譯本的出版一事，終于可以拼湊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極言自己對梁先生的仰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將《人心與人生》在日本出版，他愿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輩先生道鑒：……門人和崎博夫持來大札，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為之狂喜……大稿《人心與人生》一書極思一讀，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為影錄寄來。如荷同意，在此地出書，嘉為校錄之役，尤引為大幸。（1981年）

也許是景嘉先生寄信時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轉而向溥杰先生求問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這封來信：

梁老：承囑之事，因為我素性馬虎成為“馬大哈”，致在今日小組學習時，未能有以應命，實不勝惶赧之至?，F將景嘉先生的住址，記錄如下，聊供參考。（1982年）

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曾與景嘉一同赴日留學。有了他給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給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杰先生轉來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識小敘文兩篇，敬捧讀。遠承詢及鄙見，敢以鄙人實在情況率直奉陳……（1982年）

此信是據梁先生家中所存的書信底稿錄入，遺憾的是此底稿已殘缺不全。此后不知何故，梁漱溟與景嘉的書信往來中斷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來信，重提《人心與人生》一書在日出版之事，并邀請梁先生去日東游；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請，但同意將《人心與人生》譯成日文。隨后幾通書信中，兩人探討了一些修訂、翻譯的問題；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譯本一事致信其學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鑒：……《人心與人生》日譯本之得以問世，全賴景嘉先生與臺端之力。待先生來華把晤時，當面致謝忱。先生建議將譯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資助敝國留學生，并作為今后翻譯出版其他拙著費用，本人完全贊同，這將有利于中日兩國之文化交流與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之事業(yè)也。（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亞洲問題研究會代表理事，該會創(chuàng)建者與主持人。在該會推動與資助下，1986 年，《人心與人生》日文譯本問世，此后又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兩書的日文譯本出版。

此外，書信集中尚有許多珍貴信件是首次公開，如曾支持章士釗“中西方文化調和論”的陳嘉異，讀罷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后，“不禁熱血坌涌，繞室疾走，滿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緒直不能自持” （約1930年），后轉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內容豐富，無法在此一一詳舉，只有留待讀者自行閱讀發(fā)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