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美術史應該以深入的個案研究以彰顯高峰的水平高度
20世紀中國美術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問題,因為20世紀中國的內憂外患,中與外、新與舊的矛盾沖突,使得藝術的發(fā)展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展開,而與之相關的每一位美術家都可以獨立成篇,哪怕是未名者。然而,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好像又非常簡單,人們常常談起的就是那幾個人,就是那幾件事,也就是那幾張畫。局限性表現(xiàn)在似乎確實那么幾個人、幾件事、幾張畫能夠代表那個時代,因此,很多人都可以娓娓道來。比如說抗戰(zhàn)美術,自然會說到《流民圖》;說到蔣兆和,也自然會說到《流民圖》。顯然,不管是談論抗戰(zhàn)美術,還是談論蔣兆和,僅僅如此,是遠遠不夠的。這一時期表現(xiàn)國家災難和人民苦難的作品有很多,情況也很復雜。還是以《流民圖》為例,其創(chuàng)作過程以及展出、流傳等等,不能以有限史料中的片言只語來定論。
如果僅僅是以那么幾個人、幾件事、幾張畫來論20世紀美術史,事情并不復雜,具有一般性的美術史認知大致都可以還原這段歷史,但遮蔽了許多豐富的細節(jié)、內在的關系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問題。精彩往往在細節(jié)之中。在時間并不是很長的抗戰(zhàn)時期,產生了在20世紀美術史上的眾多作品,它們的重要性遠遠超越藝術本身,其廣泛的社會意義以及在一個時期內的社會價值,是投槍和匕首,因此,它們所具有的等量齊觀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像劉海粟的油畫《四行倉庫》也是很重要,因為它和抗戰(zhàn)初期上海著名的戰(zhàn)役相關聯(lián),國民黨軍中畫家中也有同題材但不同表現(xiàn)的作品。在不同的表現(xiàn)中,劉海粟畫的很平和,像一幅普通的風景畫,這里看不到硝煙,也看不到殘垣斷壁,但人們會想到1937年10月底的四行倉庫保衛(wèi)戰(zhàn),想到“八百壯士”。劉海粟為什么在戰(zhàn)事之中或稍后畫這張畫?他的用意在哪里?這張畫表現(xiàn)了劉海粟對于這一事件的關注,也指向了某些人對一些問題的質疑。劉海粟這樣的畫家不管是抗戰(zhàn)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既為藝術而藝術,但也沒有游離在時代之外。類似這樣的問題,在學術研究中還有很多欠缺,正是我們今天需要檢討的。
要深入,就必須有更多的史料來支撐,而史料的獲得可能是得出于偶然,也有可能需要更加廣泛的搜羅。比如最近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中的劉海粟作于1955年的《洞庭漁村圖卷》(33.5×407.8cm),不僅研究者此前沒看到過,出版物里面也沒有,更沒有誰提到過。恰恰是這一手卷對于研究劉海粟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創(chuàng)作具有無比的重要意義。通過這件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劉海粟在這一時期沒有脫離新中國新社會的表現(xiàn)。他沒有完全游離于社會之外,他也有反映新中國新題材的作品。這件作品完善了劉海粟創(chuàng)作年表,也進一步論證了新中國對舊美術和美術家的改造。如果沒有這件作品的佐證,人們會猜想他在這一時期的作為,而在論述新中國美術的篇章中,長期以來缺少劉海粟的文字。顯然,長期以來談論劉海粟的成就大致都在人體模特兒、寫生、男女同校這幾個方面,忽視了對劉海粟作品的深入研究。雖然劉海粟在新中國初期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不突出,也沒有得到新中國主流美術的認可,或者說新中國在藝術選擇中并沒有選擇劉海粟、林風眠這樣的畫家。這種缺少認同的原因也是很復雜的。林風眠在1958年前后畫了一批煉鋼廠生產和農業(yè)生產題材的作品,表現(xiàn)出了響應政府號召深入工廠和農村的行動,因為其鮮明的個人風格沒有融入到時代之中,所以就難以獲得主流的認同。
像劉海粟、林風眠這樣在民國時期已經(jīng)獲得聲名的畫家,他們突出的個性風格,在新中國沒有得到認同,可是,他們非常努力。問題是他們對于題材的認識和理解,他們的畫法和風格,與這個時代之間有差距,不像那些從解放區(qū)過來的具有革命血統(tǒng)的畫家那樣能夠非常嫻熟地理解和表現(xiàn)一些新的題材。潘天壽畫《踴躍交公糧》、劉海粟畫《洞庭漁村圖卷》等在當時沒有得到認同,雖然他們在一個短暫的時期之內努力融入到新中國美術創(chuàng)作的主流之中,但勉為其難。他們努力了,卻不成功,而藝術史研究對這種努力也持多種看法。當然,也有論者用今天的認知來看待過去,認為是當時的無奈。而對于這個無奈的解釋,也不應該是一般性的認識,應該看到他們努力中的無奈,無奈中的努力。要對他們的努力給予一種特別的尊重,要客觀看待這一時期的作品以及他們的努力。美術史的研究要深入到他們努力的過程之中,研究他們曾經(jīng)對新中國美術史的貢獻,以及他們的影響。
對于劉海粟這一代藝術家的研究,我們可能還需要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在幾十年里畫了很多畫,不僅僅是今天展示的、我們經(jīng)常提到的,或者是各個美術館里珍藏的那些作品,可能還有很多沒有被發(fā)現(xiàn)的作品。關于這一代藝術家的藝術成就,以及他們的作品,已經(jīng)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如研究劉海粟的論文就有很多,累積起來的文字也相當可觀,但研究的深度卻遠遠不夠,過去的重點基本上都是在史料收集方面,如何轉移到對其藝術本體的核心上,仍然是一個問題。因為這一代藝術家是非常復雜的,和社會的發(fā)展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舊時代有舊的禁區(qū),新時代有新的不便。如何突破禁區(qū)去挖掘深層的內容,以反映這一代藝術家對于20世紀中國美術發(fā)展的貢獻,是值得思考的。當然,對于這一代藝術家的研究并不是單純的指向某個人的藝術發(fā)展以及藝術成就,而是指向整個20世紀中國藝術發(fā)展的整體。
20世紀美術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還停留在非專業(yè)的狀態(tài),還停留在一般性畫展研討會隨口講講的層面,盡管20世紀美術史在中國超越五千年的美術發(fā)展史中是最近的、眼前的歷史,在資料收集等方面應該說沒有什么難度,只要肯下功夫,便會有成果,可是,燈下黑的規(guī)律反映到這一時期的美術史研究之中,則反映出研究中的問題,這就是缺少深入的個案研究。
對于20世紀美術的認知,只有隨著美術史研究的深入,才能拓展其學術領域的寬度。只有美術史研究的深度,才能彰顯20世紀藝術高峰的水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