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流蘭與杜麗娘》劇照

《寇流蘭與杜麗娘》劇照

由于從逝世日到創(chuàng)作生涯、創(chuàng)作成就、文學與文化經典地位等方面一系列的“巧合”，今年的中國及國際文化活動的重大亮點之一，是湯顯祖攜莎士比亞一起走上世界文化舞臺。除了國際上豐富熱烈的演出、出版、學術活動外，中國的文化藝術和學術舞臺上也再次掀起了莎士比亞熱，讓更多的人接觸到了更多國際國內莎士比亞戲劇、電影、其他改編作品及研究成果，更深刻地領略了莎士比亞作為世界文學經典的魅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藝術家和創(chuàng)作者借此契機，以大力度向世界、特別是英語世界推介了我們自己的戲劇經典和戲劇家，使湯顯祖的名字和作品，借京昆越等多種中國傳統戲曲形式，走出了象牙塔，開始進入英語世界廣大觀眾的視線，并取得了相當良好的成就。筆者本人就在莎翁故鄉(xiāng)參加第十屆世界莎士比亞大會期間，觀看了正在巡演歐洲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寇流蘭與杜麗娘》片段；南京市昆劇團也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巡演《邯鄲夢》；英國利茲大學與中國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的學生演員合作，將《仲夏夜之夢》與湯公的臨川四夢糅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出《驚夢》。巡演在歐洲各地的文化和藝術界、在歐洲觀眾、藝術家和學者中廣受好評，并引發(fā)了對中國藝術家及其經典作品的巨大熱情，很好地展示了文化軟實力，在世界藝術舞臺上發(fā)出了中國聲音。

盛會之后，更需要冷靜思考。今年，我們抓住契機，成功地把文化經典推向了世界，但這樣的契機并非年年都有；今年，我們取得了矚目的成就，讓世界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但這樣的成就不能僅限于一個湯顯祖。我們需要將這一努力常態(tài)化、深入化，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同時，更好地傳播體現于這些文學藝術經典中經過歷史考驗并具有當代意義的核心價值觀。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軟實力，是我們在世界范圍內與其他國家及文化進行平等有效的對話溝通的重要保障。

今年的湯莎會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大多數演出都以“會”為形式，將湯莎或拼貼或糅合，不僅借莎揚湯，更以湯釋莎，將兩位偉大戲劇家的作品和思想糅合在一起，在借莎士比亞之名傳播湯顯祖經典的同時，更注重用代表中國經典的湯顯祖來反照、闡釋和“修補”莎士比亞，在藝術舞臺上實現中外藝術對話和交流的同時，也實現了中外文化思想和價值觀的對話和交流。因此，湯莎盛會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它引發(fā)我們思考，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和實踐“洋為中用”的原則，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臺上發(fā)出中國聲音。

全球化時代，更多地在世界舞臺上發(fā)出中國聲音，將經典作品傳遞給世界，是“中國聲音”的重要內容之一，因為在經典作品中蘊含著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因此，有必要在更深刻和更廣闊的層面上理解“洋為中用”的方針，不滿足于單純的文化藝術作品的引進和輸出，更注重探索中外文化和藝術之間的深層次差異，探索中外文化藝術經典作品的形成機制及其與社會的關系，使“洋為中用”不僅落實于外國文藝產品的引進改編與融合，或稱本地化，而且落實在使本地作品更好地經典化，更好地傳承和弘揚民族經典，使其能夠更好地與外國經典平等對話，走向真正成為世界經典。

以湯莎盛會為例。中外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的研究和實踐，展示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多方面的契合與相同，這對于弘揚我們的經典無疑十分有意義，我們可以此為基礎，更多地關注湯莎之異，深入探討兩者在創(chuàng)作背景（歷史與社會）、藝術類別（戲曲與話?。?、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系（高雅與大眾）、在當代社會文化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和影響等方面的不盡相同的地方。這種在求同基礎上的探異，有助于構建起更好的理解和交流的平臺，通過“洋為中用”，更好地打造和傳揚自己的經典。

莎士比亞從一開始就以大眾娛樂的形式出現，它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學和文化的經典，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從其作品與社會文化生活的關系看，其“大眾”性質至今沒有變化，甚至更廣泛地深入到了當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莎劇傳達的基本價值觀依然得到當今讀者的認可和接受，莎劇提出的問題依然可以找到其當代版本，依然是人們所關注和思考的問題；莎劇是英國的文化地標，是世界上常年演出最多的保留劇目，在世界各地都有年度戲劇節(jié)；莎劇是英語世界的人們從小學到大學英語課程里的必讀內容，相關讀物從卡通畫、連環(huán)畫、劇情故事書、到簡寫本和各種權威的全集正本，形成了一條經典作品鏈，營造出一個讓人時刻浸潤在經典之中的文化和教育氛圍。莎劇里的許多名言警句，通過各種渠道，成了大眾日常生活的“口頭禪”，其中首推的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生還是死”，在“吸（煙）還是不吸”、“選（擇）還是不選”、“脫（歐）還是不脫”這樣的戲仿中延續(xù)著經典的生命。《麥克白》中悲劇主人公在回望一生，感嘆付出了沉重的道德、社會和個人生活代價，最終得到的只是一場充滿“喧囂與狂怒”的夢、《暴風雨》中美麗純真的米蘭達目睹蕓蕓眾人時發(fā)出的“神奇的新世界”的感嘆、《亨利五世》中亨利五世在大戰(zhàn)前夜對士兵們的那句“（我們是）兄弟幫”的感召，前兩者分別被美國作家?？思{和英國作家阿爾都斯·赫胥黎用做自己小說的標題，后者則成了2001年美國作家安布羅斯的小說標題，該書還被改編成美劇，只不過中文譯者根據小說內容將“幫”譯成了軍隊建制“連”。

經典的莎士比亞是大眾的莎士比亞，還體現在下面三個細節(jié)中。第一，莎劇經得起并歡迎世界各國文學藝術家以各種樣式改編的“蹂躪”，可以改情節(jié)，改臺詞，改人物，改劇情發(fā)生的時代，各種改編百花齊放，“正統”的有，“俗野”的也有，你演你的“正統莎劇”，我演我的現代改編，不僅并行不悖，反而相互競爭和補充。英國兩大莎劇演出和研究機構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和倫敦環(huán)球劇院就是一例：前者以“回歸經典、堅持正統”為方針，強調理解和展示莎士比亞原作的語言、情節(jié)和精神，對莎翁劇本只做刪節(jié)，不改詞句，更不改情節(jié)。而后者則以“將莎士比亞精神時代化”為方針，在“忠實原著”的演出之外，更鼓勵以當代的形式改編莎士比亞，以更貼近當代人生活的方式傳播莎士比亞的精粹。更有意思的是，把莎劇改成歌劇舞劇電影卡通等已不再新鮮，跨文類借用及改寫正日漸“時髦”。早在上世紀70年代，著名美國作家厄普代克就寫了長篇小說《格特魯德》，那是一部在《哈姆雷特》中處于邊緣地位的王后格特魯德的家族史詩，并以此“透露”了克勞迪斯弒兄娶嫂的緣由。一家英國出版社遍邀當今世界上的著名作家，以小說形式改寫莎士比亞戲劇，第一批成果中包括普利策獎得主安妮·泰勒的《醋女》（《馴悍記》）、布克獎得主雅各布森的《我叫夏洛克》（《威尼斯商人》）、英國作家珍妮特·文特森的《時隙》（《冬天的故事》）、以及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巫種》（《暴風雨》）等。這些作品并非蘭姆姐弟《莎士比亞故事集》那種將莎劇情節(jié)散文化，而是借用莎士比亞劇本里的人物或劇情橋段，寫當代的社會和人事，借此與經典形成互文互動和對話，以小說的形式，在重新詮釋莎士比亞的同時，延續(xù)著莎士比亞作為經典的生命。

莎士比亞學術研究上的百花齊放，是莎劇經典化的第二個重要細節(jié)。屬于劇院大眾的莎士比亞，同時也屬于學術大眾。400年來，莎劇經得起、也歡迎世界各國學者從各自的理論和文化角度對其進行重新闡釋，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無盡的可能性。浪漫主義、意象批評、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新批評、形式主義、心理分析、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等，似乎不拿莎士比亞“試刀”，那個“主義”就缺了存在的理由。事實上，馬克思在創(chuàng)立資本主義批判學說時，也時時從莎士比亞作品中尋找切入點，而馬克思主義（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莎評也是世界莎士比亞評論中頗有成就和影響的一支。同時，研究的關注點也不斷擴大，從情節(jié)主題、人物刻畫、語言藝術、戲劇技巧等，逐漸向各種細節(jié)推進，研究也日益具有跨學科的特點，如莎劇中的法律和法學、經濟和經濟學，甚至飲食醫(yī)藥、地理風情等等。正是通過文學批評史上各種理論的批評闡釋，莎士比亞的豐富意義被不斷揭示，其作為經典的生命也隨著理論的進展而得以延續(xù)。

第三個細節(jié)，是莎劇演出的戲前戲后，往往有相應的戲劇教育與傳播活動作為呼應。在倫敦環(huán)球劇院，莎劇演出之后就會安排一場“談話劇場”，主創(chuàng)藝術家與觀眾分享改編和演出的緣由與體會，同時互動問答。在假期，有許多以劇院為主導的以大中小學學生為對象的莎劇觀摩學習活動，學術性的組織還會推出針對大眾的“莎士比亞暑期講習班”，以學術講座和演出觀摩相結合的方式，將體現時代精神的最新莎劇改編及研究成果與有興趣的參與者分享。這些做法有效支持著莎士比亞作品的傳播與傳承，在鼓勵大眾參與的同時，也提高了大眾的欣賞能力，反過來也“迫使”藝術家和研究者要拿出更好的作品。

這樣的機制也為我們在新形勢下重新思考“洋為中用”和“中國聲音”提供了樣板，也提供了思考和實踐的契機。我們需要為傳承和傳播民族經典營造出系統氛圍，形成豐富的層次，構建豐富的形式，將民族經典教育貫穿于幼童、中小學、高等到成人和社會教育的各階段；我們需要鼓勵和支持具有開放心態(tài)和嚴謹治學的研究者介入，從各個角度關注經典作品所蘊含的當代意義，特別要關注體現在經典作品中的傳統價值觀的當代意義，更多地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學術研究成果與大眾分享，建立起經典-學術-大眾之間的橋梁；我們需要以開放寬容的態(tài)度，保護、鼓勵和支持對經典作品的各種改編和再創(chuàng)造，鼓勵對經典改編的爭鳴和討論，鼓勵大眾參與這樣的爭鳴和討論；我們需要設計出合適的機制，充分利用每一個經典改編個案，通過各種研討、對談、交流、媒體推送等，使其成為回歸經典、傳播經典、弘揚傳統經典中蘊含的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機會，鼓勵受眾閱讀并領悟經典，而非聽任經典改編停止在純粹的娛樂事件層次，甚至流落為網絡罵戰(zhàn)。

從根本上說，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因為它活在每一個時代的大眾之中，它必定與每個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有特殊的意義和關聯；而當我們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意思不僅是經典作品本身是民族的，也不僅指它存在于我們的民族記憶里，而更應該是指經典作品依然活躍在當下，活躍在當代人民大眾的思想意識、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就像今年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英國用得最多的表述是“四百年：莎士比亞活在當代”。當民族的經典不再是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不再是收在圖書館里的“善本書”，不再只僅僅是展演于戲劇舞臺的“藝術瑰寶”，而是在時代精神和價值觀上真正走進了億萬大眾的尋常生活，這時候，民族的經典就成為世界的經典，中國的聲音就能真正在全世界傳播，獲得理解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