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花山可稱高士(龍一)

　　前不久我住過一家名為“花山隱居”的小型酒店，在蘇州城西天池花山腳下，沒有電視，只供應素食，倒也對應了我這次太湖之行的目的：尋訪隱逸文化遺跡。臨行之前我也曾問自己：當今資本橫行之盛，物欲膨脹之強，雄心壯志之大，可謂前無古人，人們都在忙于追求各自的目標，談隱逸給誰聽？我給自己的回答是：縱觀五千年文化傳統(tǒng)，盛世才多產(chǎn)兩種特殊人群，第一貪墨之官，第二隱逸之士，因為安定與財富是這兩種文化的社會基礎，是必需的前提。與盛世相對的是亂世的遺民、難民和殘民以逞的軍閥。

　　“花山隱居”自帶蘇式小巧庭園，茶花、青竹掩映的白粉墻上嵌了塊石雕牌匾。我沒細看書家的落款，只覺楷書秀潤有余，上書“慶澤綿延”，應該是移自某處舊宅。我用手機播放石慧儒演唱的單弦《風雨歸舟》：“卸職入深山，隱云峰，受享清閑。悶來時撫琴飲酒，山崖以前�！睂⒛菈K牌匾和這段岔曲搭配一處，讓我突然有一種惡作劇的感覺，因為近年來，有些貪官相信，最應該“綿延”給后人的不是“積善之家慶有余”的“慶澤”，而應該是錢與權(quán)。于是，對于他們來講，“卸職入深山”，造福桑梓就不必了，況且他們心中還有著深刻的憂慮，為昔日同謀者的牽扯擔憂，為在職時的“政績”追責擔憂，因此，“浮槎泛海”，避居他國，便成了他們僥幸的選擇。而那些心有余悸卻沒能“泛�！钡男堵氊澒�，就只能感嘆“覽鏡唯看飄亂發(fā)，臨風誰為駐浮槎”(包佶《歲日作》)了。

　　說起“卸職入深山”，緊鄰酒店的天池花山倒是個好去處，因為山上有一處相應的遺跡。這座小山不高，散步正好。山的本名叫“華山”，篆書“華”與“花”為兩個字，隸變之后合為“華”，只好另造了一個“花”字使用，而“華”與“花”卻一直通假，給我寫這篇短文帶來不少麻煩。吳中人文薈萃，山道邊高品位的摩崖石刻頗多，山腰處有塊坐榻大小的光滑圓石，鐫有“且坐坐”三字，恰為歇腳之所，乃是前人的意趣。山中有寺，據(jù)說由東晉高僧支遁所開創(chuàng)。今天支遁的名聲不算甚高，但他的朋友許多人都知道，如書圣王羲之，如因“淝水之戰(zhàn)”取勝得保東晉數(shù)十年的“江左風流宰相”謝安。這座山寺名叫“華山翠巖寺”，青石匾額，字體頗多《西狹頌》的味道，好看得很。寺名匾額的落款為“前國務總理農(nóng)商總長李根源敬書，住持果門立，民國二十年”，這個落款上應該只有“李根源”三字楷書為本人書寫，其他銜名之類的，大約是住持果門制匾時請書家添補的。

　　我在這里為什么一定要糾纏匾額落款這點小事呢？因為落款的時間為“民國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在此八年前，曹錕賄選總統(tǒng)成功，李根源作為老同盟會員，再造共和的功臣，“滇軍”領袖之一，自然是不肯與賄買總統(tǒng)的直系軍閥合作，便南下蘇州隱居奉親。

　　中國的隱士主要為士隱。所謂“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只是一個統(tǒng)稱，細分起來，最常見的乃陶淵明式“采菊東籬下”“帶月荷鋤歸”的“農(nóng)隱”。也有賈島、李叔同一類的“僧隱”“禪隱”“道隱”，或者“竹林七賢”那般飲酒、服藥、清談機辯的“狂隱”。還有范蠡畏懼“狡兔死，走狗烹”、功成身退式的“避隱”，以及名畫《韓熙載夜宴圖》中描繪過的，“以醇酒美人自污”式的“自污隱”。甚至還有曹振鏞式的“多磕頭，少說話”，歷任三朝宰相的“磕頭隱”等等。在漢文化儒釋道三大支柱之下，往往將隱逸行為歸結(jié)為消極主義。其實，能稱得上隱士的，不論是哪一種，都算得上是有學識、知進退的聰明人，對于他們來講，最常見的隱居目的或為“避禍”，或為“自省”，或為“放下”，對于個體的人來講，這些行為都有著內(nèi)在的積極意義。而對于另一類隱士來講，隱居既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是一次將個人才能轉(zhuǎn)向新目標，重新定位人生價值的機會。李根源便屬于那種身體力行，積極行動，造福于他人的隱居。

　　蘇州有一處“英雄�！�，與“花山隱居”同在吳中區(qū)，也就是李根源“卸職入深山”后，創(chuàng)辦農(nóng)村改革會、小學、成人夜校、醫(yī)院、公共浴池，并且撰寫《吳郡西山訪古記》的吳縣。就在他題寫“華山翠巖寺”匾額后的第二年，即時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舉國震驚，李根源義不容辭，自然投入到抗戰(zhàn)工作之中。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張治中的第五軍苦戰(zhàn)一月有余，傷亡甚眾。日中雙方停戰(zhàn)后，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撤至蘇州休整。李根源動員各方力量救治傷員，并有詩記之，《慰負傷將士》：“民族血戰(zhàn)場，丈夫意激昂。馬革猶甘愿，何畏此金創(chuàng)。敬如祖若宗，醫(yī)治有吳儂。一旦鄂瘢復，疆場再殄兇�！辈恍业氖牵�有七十八位將士傷重不治，李根源捐獻自己的土地埋葬抗日忠骨，便是“英雄�！薄＝裉煳覀儊淼竭@片愛國英靈安葬之地，可以看到兩塊保存完好的石碑，一塊為李根源篆書陰刻，形如滴淚的“英雄�！比�字，旁有題記曰：“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陷我遼東三省。明年一月二十八日，復犯我上海。我十九路軍、第五軍與之浴血鏖戰(zhàn)，至三月一日，援兵不至。日寇潛渡瀏河，我軍腹背受敵，二日全軍退昆山。是役也，戰(zhàn)死者萬余人，舁葬于蘇州善人橋馬崗山者七十八人。著姓氏于碑。題曰：英雄冢。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朔日騰沖李根源題書。”由此我們可以說，不論是漢文化傳統(tǒng)中的隱士還是隱逸文化，絕不是消極的自私自利，而是每當大是大非之前，其內(nèi)心力量和行動力量之強大，往往會令出世之人大吃一驚。有關(guān)這一點，正是隱逸文化的精髓所在。

　　英雄冢前的另一塊碑是張治中將軍刀劈斧削般的楷書“氣作山河”，旁有題記曰：“李印泉先生(引者注：李根源，字印泉)在蘇集前十九路軍、第五軍上�？谷找灰垩硣鴮⑹亢」�，凡七十八具，葬于馬崗山之麓，命名英雄冢。以治中曾忝附斯役屬題。自維當時制敵無術(shù)，書此不覺愧悲交集，淚下如綆矣。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前第五軍軍長張治中。”這篇題記表達的乃是漢文化精髓之一的“恥文化”，所謂“知恥近乎勇”是也。張治中將軍敗于外寇，埋葬將士之時，勒石自責，所以才有“愧悲交集，淚下如綆”的文字。而“知恥”其實是隱逸文化的核心之一，這其中不單有張治中將軍的自責之意，還有李根源先生當年“恥與為伍”的自潔。當今流行文化中，盛行談論“逃離”二字，這也應該算作隱逸文化的一種現(xiàn)代表現(xiàn)吧，但有一點必須明確說明，隱逸不是自我逃避，更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自我砥礪，是對自我的再發(fā)現(xiàn)。所以，“逃離”之前，不妨先向前人學習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