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版圖書他題簽最多——回憶啟功先生(徐俊)

　　轉(zhuǎn)眼間啟功先生逝世十周年了。十年前聽到啟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正因腰病在廣安門住院，沒能為啟先生送別。我對啟先生所知甚淺，一直也沒有把這些零碎的記憶形諸文字。

　　因為啟先生與中華書局的特殊關(guān)系，很多同事都與啟先生熟悉，甚至很難說誰跟啟先生更熟。啟先生自1971年起借調(diào)中華，參與點�！岸�十四史”及《清史稿》，在王府井36號與大家朝夕相處多年。80年代，盡管啟先生已經(jīng)回師大，但編輯室內(nèi)總有同事不斷帶回關(guān)于啟先生的各種消息，啟先生也對書局的老熟人的各種事情樂于知道，樂于談?wù)f。

　　第一次去師大小紅樓見啟先生，是跟同編輯室的柴劍虹老師一起去的，當時的情景已經(jīng)全無印象，只記得第一次見就得到了啟先生的贈書，是剛出版的人美版《啟功書法選》(1985)，書角有啟先生事先寫好的小字簽名：“啟功求教”，鈐有一方白文小印。后來又獲得啟先生簽贈北師大版《啟功書法作品選》(1986)，還有在香港舉行的義賣作品圖冊，所收皆自作詩詞，作品形制一致，印制精美，我一直視為篋中珍藏。

　　作為編輯室的小字輩，每次去看啟先生，都是叨陪末座，默聽靜觀。起初幾年，幾乎每次都能看到啟先生寫字。因為愛好書法，在大學讀書時，見過幾位省上名家寫字，有的下筆迅疾，動作夸張�？磫⑾壬鷮懽郑�運筆極其緩慢，包括略帶飛白的出鋒豎筆，當時很令我詫異。另外是補筆，通常我們只知道寫字不能描，但啟先生寫字，無論大小，書寫過程中，都會隨時補筆。甚至重復已寫的筆道，無論粗細，每補都精準到位，真令人嘆服。那時候?qū)懽譀]現(xiàn)在這樣講究風雅，啟先生案頭文房非常簡單，經(jīng)�？此�用的圖章，是一方水晶雙面印，啟先生說為的是攜帶方便。更沒見過啟先生用印規(guī)，但印都蓋得迅捷精準，甚至隨手加蓋第二遍，位置毫不移易。蓋完印，用一支頹筆在痱子粉罐中一蘸，刷到蓋印處，為了不讓印泥粘連。那時候啟先生精力好，我們求題書簽，一般都是當時寫就，往往還橫豎簡繁多寫幾張備用。偶爾時間湊巧，啟先生會在教工食堂請吃飯，有一次記得最真切，是食堂里的一個包間，雖然簡陋，但墻上掛著啟先生的行書條幅，寫的是邵康節(jié)那首著名的數(shù)字詩，“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啟先生是為中華版圖書題簽最多的人，甚至可以說，啟先生的題簽，是中華版圖書裝幀風格的標志之一。但跟后來流行的名人題簽不同，這些題簽基本都不是作者所托，而多是編輯室領(lǐng)導或者責編、美編所求，書上也大多不署題簽者，沒有借重之意。當年文學室新出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古小說選刊”，以及《宋詩鈔》《元詩選》《晚晴簃詩匯》《詞話叢編》，無一不是啟先生所題。我責編的《金文最》《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也都是特地請啟先生所題。記得我負責編選的80周年局慶紀念出版物《中華書局收藏現(xiàn)代名人書信手跡》，題簽是啟先生當面寫的，當時書還在編選過程中，啟先生問清楚編選內(nèi)容，就確定了這個書名。有時候甚至只是選題設(shè)想，臨時請啟先生題寫，他也不拒絕。我們文學室策劃的“中華文學通覽”，是書局比較早的一套系列普及讀物，起初叢書名還沒確定，正好趕上啟先生為其他書題簽，當時臨時起意，在我們要求下，啟先生題了“中華文學長廊”，后來沒有用，現(xiàn)在也不知道在架上的哪本書里“雪藏”著了。有時候啟先生會品評帶去的新書題簽，有一次印象很深，啟先生大夸趙守儼先生的題簽寫得好，并說起題簽的秘訣，在于第一個字不能輕，最后一個字不能小，足為金針。

　　我特別留意過啟先生歷年為中華版圖書的題簽，最早一批在70年代初，如繁體豎排版蔡東藩《民國通俗演義》(1973)，李贄著作系列的《初潭集》《史綱評要》(1974)，高亨《商君書注譯》平裝本及大字本(1974)，以及后來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李太白全集》(1977)、《杜詩詳注》(1979)等等，較之晚年的修美瘦硬，更顯風姿淵雅。因身體原因，啟先生晚年所寫題簽不多，有些已經(jīng)筆意全失，僅存其形，看了真令人感傷。來新夏先生曾經(jīng)提議編印《啟功先生題簽集》，我想即使不能全面搜集，僅中華版也足以成編，確實是一份厚重的藝術(shù)遺產(chǎn)，也是對啟先生的一種有意義的紀念。

　　那時候的中華員工有啟先生墨寶的不在少數(shù)，與啟先生共過事的老編輯自不待言。我曾在老同事手上見過當年民航班機禮品折扇上啟先生寫的蠅頭小楷。偶爾到同事家串門，也會在客廳書房臥室兼用的居所，看到壁上啟先生的條幅或?qū)β?lián)，晚生如我的蝸居也常年掛著啟先生題《陽春集》詩“新月平林鵲踏枝”。大約是1993年，書局舉辦“春天書畫展”，我受命參與召集，有人提議找啟先生征集作品參展。記得還是我跟柴老師一起去的小紅樓，啟先生非常樂意，拿出一件裱好的作品，讓我們帶回局里，跟大家的習作一起掛在二樓會議室，全程參加了展覽。那天我還斗膽將自己準備參展的習作帶去請啟先生指教，回想起來真是慚愧，寫的是《世說新語·言語篇》里的“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一條，啟先生委婉指出了“問”字的草法錯誤。也許是看著字形近似，啟先生回里屋取出一冊拓本《壯陶閣帖》，讓我?guī)Щ厝ゾ毩�。只可惜我完全不能領(lǐng)會啟先生的深意，幾乎沒有臨習，擱在辦公室里，半年后還給了啟先生。

　　90年代初，有朋友送給我一份張伯英《閱帖雜詠》原稿復印件，不記得在什么場合，跟啟先生提起過，啟先生早年與張伯英有交往，他特地找出自己手抄的《閱帖雜詠》，由劉石兄帶回局里。記得當時曾經(jīng)復印一份，但一直也沒有將啟先生過錄本與手頭的復印稿本對讀過。此前曾看過啟先生交給《學林漫錄》的《堅凈居題跋》原稿，是啟先生早年用紅格紙本謄清的手稿，一筆規(guī)整的館閣小楷，幾乎看不到后來健拔的影子，《閱帖雜詠》也是用同樣的紅格紙本過錄，這是老輩學人的基本功。

　　啟先生常說中華書局是他的“第二個家”，1997年底，中華從王府井大街36號遷到豐臺區(qū)六里橋新址，啟先生得知后，一直想到這個“新家”看看，大約在1999年新年前后，啟先生特地來六里橋看望大家，年近九十的啟先生在508會議室，大家紛紛前去拜望談天，合影留念。在那個書局舉步維艱的年份，給大家留下了綿長的溫情和眷念。

　　啟先生晚年，大家見到他的機會減少。除了參加啟先生學術(shù)研討會，記得還有兩次，一次啟先生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華書局90周年慶典，一次是我們多位同事都參加的北師大舉辦的啟先生90壽慶，我代表書局發(fā)言致賀。最后一次見到啟先生，是2003年以后，我和李巖總經(jīng)理一起到小紅樓拜訪，啟先生身體欠安，正臥床休息，我們只在床邊問候后即告辭。

　　關(guān)于啟先生對中華書局的關(guān)心，與中華人的交往，種種佳話，流傳甚廣。啟先生自己的日記和口述，也多有記錄，無庸辭費。啟先生說過，寫字是讀書人的本分。世人以書法家、大師看待啟先生，但我十幾年所接觸的啟先生，就是一個普通而睿智的老者，一個修養(yǎng)深厚的學人，一個對中華書局飽含關(guān)切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