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中快樂成長(莫言)

　　我1955年出生于山東的一個農(nóng)村，十幾歲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輟學回家。但那時的我已經(jīng)具備了很強的閱讀能力與對讀書的渴望。但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讀。為了讀到一本書，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勞動來進行交換。

　　記得我鄰村同學家里有一本繪圖版的《封神演義》，為了讀到這本書，我經(jīng)常要去那個同學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讓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種勞動，因為它非常單調(diào)，沒有任何趣味。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小學老師，他收藏了十幾本革命小說，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這些書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時間讀完。當時我們家養(yǎng)了兩只羊，放羊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書后，我往往鉆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書看完。書讀完了，天也黑了，羊餓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難免要受到家長的懲罰，即便這樣心里也不后悔。

　　現(xiàn)在回憶起來，像我剛才提到的紅色經(jīng)典小說，它們的主要情節(jié)、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講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話，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童年確實是一個讀書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記憶力特別強，讀書的熱情特別高，讀過了也能夠記得住。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來一本書確實不易，因此對得來的機會格外珍惜。

　　讓我受益最大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學語文教材，每逢雨天無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讀這些課本。當時的語文課本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種教材，漢語教材主要講邏輯、語法、文言文；文學教材主要選錄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鋪子》《駱駝祥子》《說岳全傳》《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等。這些教材雖然很薄，但它們打開了農(nóng)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鋪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走過的艱難道路，《雷雨》讓我知道了話劇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老舍的《駱駝祥子》讓我知道了北京車夫的艱苦生活以及生動活潑的北京方言。

　　后來我到了部隊。在中國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農(nóng)村青年能參軍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為農(nóng)村青年沒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隊中的任務很單調(diào)，就是站崗。我所在的部隊是駐扎在農(nóng)村的，干部戰(zhàn)士加起來就十幾個人。作為人民公社的飼養(yǎng)場，沒有人來查崗，這樣我就在崗上偷偷地讀書。當時我們一個戰(zhàn)友的未婚妻在縣城當圖書管理員，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說，比如《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國的經(jīng)典名著是在部隊站崗的三年間讀的，這三年的閱讀使我的眼界更加開闊，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學知識。

　　1979年，我被調(diào)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軍軍校。學校里有個小圖書館，許多人不愿意擔任圖書管理員，我主動要求當圖書管理員。這三年期間，我利用圖書管理員的便利還是讀了不少書。

　　后來學校讓我當政治教員，教大學里的《政治經(jīng)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內(nèi)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觸。當時判斷一個政治教員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脫稿講課，如果能夠脫離書本，滔滔不絕地講完一堂課的話，大家就認為這個人水平非常高。我當時很年輕，幾乎可以把當天要講的課背下來，所以來聽課的首長還有觀摩的教員，都感覺我很有理論水平。這種背誦對我后來的創(chuàng)作還是有很大幫助，因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從別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內(nèi)容來豐富自己的講座，為此我讀了一些德國古典哲學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這個時候我開始寫小說，這都歸功于在保定幾年打下的基礎。簡單地回顧我這幾十年讀書的過程發(fā)現(xiàn)，閱讀對我人生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莫言，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本文節(jié)選自劉艷萍主編的《我的人生供你參考》，該書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