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是不是上帝(張江 張頤武 李春青 劉躍進 舒婷)

　　對話人：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春青(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舒婷(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詩人)

　　核心閱讀

　　忽視讀者時，他的寫作會變成孤芳自賞，取悅讀者時，他的寫作就會變成媚俗低級，這是文學作者所遇到的復雜的挑戰(zhàn)

　　當文學作品千方百計要達到一定銷量時，它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就淺薄化了，往往以犧牲對文學自身的堅守為代價

　　精神產品不是純粹的客體，而是一種活的精神世界，是兩種主體交融溝通的領域，占據主動位置的作家應引導這種“對話”向著更高、更豐富的層級提升

　　只有作家與讀者良性互動，才能讓讀者主動參與、積極反思，讓作家主動調整、完善自我。文學也才能既教育讀者也促進作家，真正完成提升精神素養(yǎng)的重任

　　張江：讀者是不是上帝？當然是。所有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終都要以文本的形式交付到讀者手中，供讀者閱讀鑒賞。沒有讀者的參與，文學作品的價值無法實現，文學的存在也失去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作家都必須樹立讀者意識。但是，讀者是上帝這句話，又不能作機械和庸俗的理解。缺乏必要的辨識，沒有應有的主張，一切唯讀者是從，讀者喜歡什么作家就創(chuàng)作什么，這肯定不是正確的讀者觀。

　　回應并超越讀者關切

　　張頤武：如何處理與讀者的關系，是文學實踐和理論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文學只有在面對讀者時才得以徹底完成自身，因為文本總在詢喚和選擇它的讀者。沒有讀者，文本只能靜靜地放置而不會在世間產生影響。讀者是作者所預設的“閱讀”展開的前提和條件，也是文學存在最為重要的理由。無論作者在開始寫作的時候有什么樣的想法，他總是預設了“隱含讀者”。他明白這些讀者對于他的期待，他也期望這些讀者能夠理解他的寫作。但作者、文本和讀者的關系極為復雜。作者不能忽視讀者，需要考慮讀者的閱讀感受，但作者也不能迎合和取悅他的讀者。在忽視讀者時他的寫作會變成孤芳自賞，在取悅讀者的時候他的寫作就會變成媚俗低級。這些其實是文學作者所遇到的復雜的挑戰(zhàn)。

　　十多年來，文學的擴張引人注目，中國文學正經歷著一個格局轉變的過程。對內，原來在文學界之外的以傳統的紙質出版為中心的類型文學(如青春文學)和以網絡為載體的網絡文學，快速成長并逐步成熟。對外，中國文學已經成為全球性文學一個跨語言和跨文化閱讀的必要“構成”和所謂“世界文學”的一個結構性要素，而不再是一個時間滯后和空間特異的“邊緣”存在。

　　文學置身于一個新的平臺之上，同時也產生很多困擾，包括文學和讀者的關系。今天，文學的讀者一面是以中產群體和80后、90后的年輕人為中心的本土讀者，一面是對于中國文學有興趣的全球的讀者。中國文學一面不能回避這些讀者的需求，一面也必須超出這些讀者的要求。一面要和這些讀者深入地對話，一面也要給予這些讀者新的想象力和走向未來的可能性。文學需要在這些讀者之中，也要在這些讀者之上。既讓這些讀者感受到文學的魅力，也讓他們看到文學的反思和探索的功能。這樣文學才能構成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場域，產生自己的魅力，發(fā)揮自己的影響力。

　　建立并成為對話引導者

　　張江：物質產品的生產與精神產品的生產存在本質不同。物質產品的生產，以滿足消費者的生產生活需要為中心，遵循的是“有求必應”的邏輯，誰準確把握了市場，更大程度地滿足了消費者最直接、最具體的物質渴求，誰就是商海的王者。精神產品的生產，從根本上說，滿足的是人民大眾向善、向美的需求，是借由精神的成長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需求。這種根本需求有時又與短期內的市場需求相矛盾。這就要求作家藝術家在創(chuàng)造精神產品時，不能一味“滿足”“取悅”，還要引導和校正。

　　李春青：文學家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讀者接受和欣賞作品，二者以文化市場的流通為中介構成供與求的買賣關系。從表面看來，文學藝術這類精神產品的生產與消費、流通與傳播似乎與一般商品毫無二致，因之，“顧客是上帝”的商業(yè)性口號也很自然地會推衍為“讀者是上帝”。然而事情或許沒有這樣簡單，這里存在著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般商品的生產是以物質消費為目的，因此生產者應該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生產，以消費者的好惡為好惡，只有這樣才能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才可以擴大生產規(guī)模，從而獲得豐厚利潤。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一切精神生產就不是這樣簡單了：生產者與接受者都是主體，將二者連接起來的精神產品也不是純粹的客體，不是受動之物，而是一種活的精神世界，是兩種主體交融溝通的領域。這就是說，精神產品的生產者與接受者應該是一種對話關系。

　　現代社會，精神產品的“對話性”就更加突出了：生產者向著接受者言說，接受者自主地接受或者否定，并通過各種渠道向生產者反饋自己的意見，生產者作出相應調整，繼而展開新一輪的對話過程。在如此循環(huán)往復的對話中，生產者與接受者彼此溝通，形成共識，共同促進了社會精神文化的繁榮與發(fā)展。這就意味著，精神產品的生產者與接受者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是教化與被教化、啟蒙與被啟蒙的關系，而是平等的交流、協商與契合的關系。生產者不能高高在上，去扮演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的“立法者”角色；接受者也無需仰視別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評價各種精神產品，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在整個精神產品的生產、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對話具有“增值”功能，可以使精神產品向著更高、更豐富的層級提升。

　　在以精神產品為中介的這一對話過程中，生產者畢竟應該更具有主動性與積極性，因為“對話”是他們發(fā)起的，“對話”的平臺是他們搭建的。因此，包括文學家藝術家在內的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們必須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要積極主動地將人類先進的文化理念、價值觀、審美趣味奉獻給社會大眾，要想方設法引導與讀者之間的對話良性發(fā)展。

　　交流并促成思想和審美交換

　　張江：商品經濟時代，文學進入市場。表面上看，作家與讀者構成買賣交換關系。但是，這種買賣交換只凸顯了文學作為普通商品的一面，而不能體現文學作為精神產品的特殊性。從本質上講，作家與讀者之間，應該是一種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與對話。疏于品質和內涵的提升，將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系簡化為利益交換，消解了文學的根本價值。

　　劉躍進：作家與讀者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關系？是思想、語言等精神層面的交流互動，還是商品的制造者與購買者之間的利益交換？這一點，在文學作品進入商業(yè)化鏈條的今天，尤其具有反思的必要。

　　當下，在處理與讀者的關系問題上，利益的考量正在逐漸被強化。與普通商品追求銷量一樣，有些文學作品也開始追求商業(yè)化包裝，以達到銷量的最大化。銷售商也樂于以銷售排行榜這樣的量化數據來給文學作品排序，其動機無非是用銷量來拉動銷量，進一步吸引讀者購買，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當文學作品變成千方百計要達到一定銷量的商品，它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就淺薄化了。更要命的是，這種對銷量及其背后的經濟利益的追逐，往往又以犧牲對文學自身的堅守為代價。一些作家，不是按照文學應該怎樣去創(chuàng)作，而是讀者需要什么就去寫什么。即便某些市場需求違背了社會的良知，違背了文學的要義，寫作者在金錢的誘惑下也在所不惜，照單生產，完全迷失在市場的滾滾洪流之中。這就不難解釋如下現象：某部作品在市場上大獲成功后，馬上會有一大批題材相同、情節(jié)相近的作品蜂擁而出，造成某類作品扎堆井噴的奇怪現象。

　　眼睛盯著市場，一味迎合市場上的庸俗浮躁風氣，將泯滅作者本人的個性乃至良知，使文學陷于低俗境地。文學能夠創(chuàng)造一定的經濟利益，這在市場化商業(yè)環(huán)境中，是合理的，也是應該被肯定的。但是，必須認識到，從文學發(fā)生學來說，這絕非文學的立足點。文學創(chuàng)作長期疏于與讀者進行深刻的思想交流，那么對于社會而言，其核心價值也會逐漸消散，甚至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文學還是應該遵循它與讀者之間思想交換、審美交換的初衷，對自身的精神高度有嚴苛的要求，對自身的社會影響負起責任來。

　　目的是讓我們變得“更好”

　　張江：一部分人的確是出于休閑娛樂的目的去接近文學。這無可厚非。休閑娛樂也是文學的功能之一。但需要追問的是，即便是休閑娛樂，為什么偏偏選擇的是文學？這說明，文學除了消遣休閑，肯定還有其他娛樂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在我看來，這一獨特功能就是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凈化和提升。通過它，我們的心靈更加豐潤，思想更加開闊，境界更加高遠。我相信，明晰了這一點，一個作家就會懂得應該如何面對讀者。

　　舒婷：文學能干什么？文學藝術是改造世道人心的手段，是我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的手段。我們這批人，以前插隊時可能都看過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他說，游戲沖動是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中間的橋梁，藝術包括文學要幫助人完成從自然人到理性人的過渡。在一些德國思想家那里，文學、藝術、美學也往往占據一個重要的中介位置，其價值不在本身，而在其之外。我的理解是，文學作為審美教育，目的是讓我們變得“更好”。

　　為什么非要變好不可？的確，飲食男女，人之常情。無論是宋元話本、明清小說，還是近現代的鴛蝴派作品，無論是武俠、言情、偵探還是更廣泛的網絡通俗小說，許多作者都在瞄準讀者最簡單的欲望，提供最粗糙、最直接甚至最粗暴的滿足。這些滿足感來得如此容易，暫時讓讀者忘掉了現實生活的種種磨難與不易，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提供了白日夢和麻醉劑。因此，文學的休閑價值應當得到承認——但得到的，也僅僅是“承認”。文學決不是讓我們的人性原地踏步。

　　人有“向上”的一面。如果“僅僅”滿足于飲食男女，人性就等于動物性。人不會滿足于停在原地，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說的是人性總是在歷史實踐中自我提升的。這“向上”的一面才是人的本質。

　　文學曾經承擔而且應當繼續(xù)承擔提升讀者精神世界的任務。一方面，我們小時候讀的《創(chuàng)業(yè)史》《山鄉(xiāng)巨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作品，展現了典型人物的崇高一面；另一方面，《九三年》《紅與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這些作品里真正打動人的，也不是打斗、兇殺、家長里短或者三角戀，而是主人公在危機中爆發(fā)出來的超出常態(tài)的意志力、決斷力和情感。不同歷史語境下，作為人性“向上”本質的體現，這些文學作品反過頭來激蕩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改造著我們的心靈世界。固然，提供對讀者常態(tài)需求的低層次滿足，是一部分文學的功能；然而，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必須使讀者受到高層次的精神滌蕩與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文學以提升精神素養(yǎng)為己任，而不僅僅針對讀者。作家與讀者的關系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作家與讀者的關系不應是一味的迎合，也不能僅僅理解為啟蒙者式的居高臨下的教訓。作家必須不斷從與讀者的積極對話交流中獲取信息、改造自身、深化認識；讀者以各種媒介渠道與文學、作家產生真誠的反饋與評判。重新發(fā)展出作家與讀者的良性互動，讓讀者主動參與、積極反思，讓作家主動調整、完善自我。只有這樣，文學才能反過來既教育讀者也促進作家，真正完成提升全部人口精神素養(yǎng)的重任。

　　張江：將讀者定義為上帝，一味取悅遷就讀者，迎合市場中的低俗趣味，表面上看，似乎給予了讀者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事實上，這是以麻醉的方式在愚弄讀者。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而言，對讀者真正的尊重，不是迎合和取悅，不是投其所好，而是以真誠的態(tài)度面對讀者，與讀者展開心靈對話，進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讓讀者在對話與交流中得到精神的陶冶，思想的升華。畢竟，這才是人民大眾需要文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