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夜有懷(林賢治)

　　今夜靜寂。大約因為清明將近，回顧來路，想到去世已久的曾傳榮先生，不覺黯然。

　　最早認識曾先生，是在陽江城北門街謝紹湞老師家里。謝老師是初中時的授課老師，在文學方面給過我許多指導，直到城里讀高中時，仍會常常向他請教。謝老師介紹曾先生，稱“曾校長”，那時像是任職于縣師范學校。謝老師家里有幾位常客，聚在一起便談詩論文，謝老師戲稱是“斗室中人”。曾先生不在此列。我見過有數(shù)的幾次，往往進門不久，便見他起身告辭，頗有點神秘的意味。因為好奇，曾經(jīng)向謝老師探問過他們的談話內容，答說多屬教學及日常生活之類，而與文學無關。因此，我想曾校長的到訪，大約出于愛惜人才的緣故。那時，謝老師被打成“右派”，是政治社會中的賤民，不要說有“身份”的人，一般人亦避之唯恐不速。所謂“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運動不斷，告密成風，翻云覆雨，人人自危，像曾先生這樣不計利鈍，幾十年過從不斷，溫情慰解，我以為是極難得的。

　　我與曾先生之間談話不多，印象中，嚴謹而謙和，是一個很可親近的人。

　　1981年秋，我被借調到省一家出版社工作。但是，按照我國的戶籍及勞動制度，要從農村進入城市而直接轉為“居民”，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想不到根本無法做到的事終于做到了。

　　首先要感謝張若曼女士。我認識張女士是她在縣文化館擔任圖書管理員的時候，后來因為寫作，與她偶有往來。當時，她對于我的寫作出路表示過極大的關心。八十年代初，她在“右派”改正之后，被任命為縣的文化局長。據(jù)傳，她和曾傳榮先生一同聯(lián)名給姓劉的縣委書記寫信，把我當成地方上的所謂“人才”，要求解決我的城市戶口問題。經(jīng)相關部門批準，我最先被招工成為織篢糖廠的工人，然后再行調至縣文化館，從此成為館內的一位不拿工資、自然也無需上班的館員了。

　　返回縣城辦理調動手續(xù)時，張若曼女士向我講述輾轉招工的經(jīng)過。她謙言自己未曾盡力，倒是曾先生居間相助，熱心奔走，言下深為贊佩。因為事務蝟集，行色匆忙，當時竟也忘記面上致謝。

　　我的“糧油關系”一直掛在縣文化館。論身份，區(qū)區(qū)工人而不是干部，照樣無法調動。按規(guī)定，編輯屬干部編制。先前或可“以工代干”，后來便為政策所不許，而我沒有大學文憑，如何“轉干”，成了一大死結。出版社方面也為此感到急迫，于是開具介紹信，讓我趁春節(jié)返鄉(xiāng)的機會，找縣級權力部門協(xié)助解決。

　　我與官場人物素無往來，遇到辦事，往往被弄得手足無措。窘迫之時，想到曾先生曾經(jīng)是老資格的縣府秘書，德高望重，人緣又好，加以一直關心我的調動，便決意找他幫忙。果然，對于我的請托，他欣然應允。

　　次日，我和曾先生相約一同前往縣府。曾先生告訴我，說是縣委書記已經(jīng)換作姓鄭的了，上午召開什么會議，讓我們在縣府大院外面等候。其時正值深冬，沒有陽光，北風兇猛，敗葉紛飛。我心里透出一陣寒意，側身看見曾先生挺身站立，穿的是慣見的中山服，沒有袍子，顯得比較單薄。他翹首向著正前方，瞇著眼，花白的頭發(fā)在風中抖動。當時，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近于“綁架”的事，而且“綁”的是一位無辜的老先生，確實有一種罪感，很久很久為之不安。

　　讓我感觸最深的，還是會見的場面。書記接過介紹信，反應冷淡，說的是現(xiàn)成的官話，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曾先生不卑不亢，仿佛他所做的也是一件公事，表情嚴肅，言辭懇切而得體，總之沒有一點求告的語氣。

　　如此會見的結果可想而知。當時年青，意氣還盛，故也不大以為意，在社里照樣編我的書，寫我的魯迅傳。如此過了一年，有一天，不記得是誰突然通知我，說是“轉干”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

　　據(jù)說年年縣市都有一批“轉干”指標。那一年，在江門市的一次人事會議上，縣人事局長林清把我作為個案拿出來討論。他手頭有我當時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冊子，以及單位為我準備的一沓證明材料，一樣以擢拔“人才”為理由，為我贏得了一個干部指標。從此，由工人而干部，個人調動及舉家遷移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林清先生曾在我所在公社任黨委書記，沒有打過交道，當初在我的眼中是一位可畏的人物，如何可能出面為我個人力爭呢？事后，當我得知他與曾先生曾經(jīng)一同從事地下工作時，心里豁然開朗：肯定是曾先生事前做了功課的了。為此，我不曾從林清先生處得到確證，而曾先生也從來不曾提及此事，于是在我成為一個“懸案”。

　　我只到過一次曾先生府上，記得是在全家移居省城之前，特意向他致謝的。那時，他已染重疾，但風度一如從前，面帶笑容，說了許多勗勉的話。后來，在電話里向他的家人問過病情，答說經(jīng)過按摩治療，奇跡般好轉了，想不到不久之后就辭世了。

　　如果要論交情，我與曾先生算得是“忘年交”，但也是所謂的“君子之交”，真正淡得如水。我們之間見面，電話，通信，都少得不能再少。他為我做的事，對我個人來說，是“安身立命”的大事，然而，他是背著我做，默默地做。在謀生的途中，遇到不少施以援手的人；像他這樣并非出于私情而著眼于社會者，寥寥幾位而已。

　　我懷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