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語境化”的文化研究(王林生)

　　《娛樂時代——當代中國文化百態(tài)》 　　金元浦主編；群言出版社出版。

　　文化研究從來都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本世紀初，生產(chǎn)擴大化使我們的生活與消費緊密相連，流行與時尚帶來的各種思潮更是此起彼伏，一批批名噪一時的“文化事件”構(gòu)筑起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由此，我們問，我們?nèi)绾蝸碚J識這些“文化事件”？而當我們直面這些令人目眩的“文化事件”時，卻發(fā)現(xiàn)了自己話語的匱乏與理論的焦慮。于是，我們將目光投向了異域他鄉(xiāng)，在霍加特的著述中發(fā)現(xiàn)了對“酒吧”的分析，在威廉斯的著述中發(fā)現(xiàn)了對“烏合之眾”的研究，在湯普遜的著述中發(fā)現(xiàn)了對“婚姻啟事”的關(guān)注，在霍爾的著述中發(fā)現(xiàn)了對“交通信號燈”的闡釋……由此，我們從探索者那里借來“文化研究”一詞，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文化研究”直面現(xiàn)實，能給當下的文化際遇以最為密切的觀照，是“最語境化”的學術(shù)。

　　《娛樂時代——當代中國文化百態(tài)》的編著者金元浦不僅是世紀之初文化研究的倡導者，也是文化研究的踐行者。由此，我們又問，作者究竟在這部書中采取了何種路徑來做文化研究？正如編著者在后記中所言及的那樣：做文化研究應選擇個案。何以如此？從學理而言，在于個案是包含文化行為的實踐，這里的文化是指涉及一切意義生產(chǎn)、流通、消費、娛樂的日常生活。個案是最生動的文化實踐，而文化研究作為“最語境化”的學術(shù)始終與大眾的文化實踐相關(guān)，因此，選擇個案來做文化研究是二者的“心心相印”，是彼此“心靈”的契合。在具體的“語境”中思考個案，就意味著這個語境要追隨個案的改變而改變，也意味著文化研究要在不斷的“搭建——拆解”自己工作平臺的循環(huán)往復中變換自己的學術(shù)視野，要始終以一種開放的和未定的姿態(tài)來面對世界。

　　在急劇轉(zhuǎn)型的時代中涌現(xiàn)的文化事件無疑為文化研究提供了可以剖解的個案。由此，我們再問，在這部書中，究竟選擇了哪些“最語境化”的個案？這里有對景觀世界的關(guān)注，它是極富視覺沖擊的電影《2012》，是充滿“眾聲喧嘩”的《非誠勿擾》，還有更多其他的內(nèi)容——這些個案的選擇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guān)，具有實踐性和生活性，而文化研究正是因此而持有一種強烈問題意識，以一種批判和反思的立場直面真實的文化事件，并試圖給這個時刻變幻著的世界以合理的解釋。文化研究成為了一種高度語境化的批評立場，它自由穿行于文化實踐和理論的曠野，并始終行進在探索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