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又暖人心脾——評現(xiàn)代豫劇《焦裕祿》　

現(xiàn)代豫劇《焦裕祿》劇照

　　真實可信的歷史場面、真切可感的人物形象、真醇可親的地域特色及劇種優(yōu)長，豫劇現(xiàn)代戲《焦裕祿》 向觀眾呈現(xiàn)出深沉而又暖人心脾的思想藝術張力。

　　立意高 取材精

　　文藝創(chuàng)作的立意與取材，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劇作家姚金成將“焦裕祿精神”提煉為“共產(chǎn)黨員愛老百姓的獻身精神”，以此為主題，姚金成從焦裕祿的眾多事跡中精選素材，使全劇情節(jié)凝練、節(jié)奏緊湊，且擁有強大的說服力與感染力。

　　全劇從焦裕祿到任蘭考縣委書記所處理的第一件事開場。焦裕祿趕到火車站，面對如潮般的逃荒農民，他從勸阻到傾聽，從傾聽到道歉，最后是頂住壓力、毅然放行。先是一聲“保重”，傾注了一位共產(chǎn)黨員對鄉(xiāng)親們的無限的愛；　后是一聲“盼歸”，鐫刻下一位黨員干部對老百姓的莊嚴承諾。一句“不改變窮面貌，絕不把蘭考離”如金似石，擲地有聲，為人物塑造和全劇主題打下堅實基礎。此后一系列情節(jié)，便圍繞著這一承諾步步開展、層層遞進——為治理風災沙害，焦裕祿頂住壓力，不但啟用了被打成“右派”的林業(yè)專家，更為其平反而奔走；為鄉(xiāng)親吃上飽飯，焦裕祿冒著風險，毅然決定外出購糧，并表示愿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為抗洪搶險，焦裕祿強忍病痛，深夜率領干部群眾上壩奮戰(zhàn)，因體力不支而暈倒在地……為民鞠躬盡瘁、為公死而后已，全劇的主題就這樣在情節(jié)的推進、人物的塑造過程中得到彰顯。此時場景從縣委轉到病房，劇情從政風轉向家風，焦裕祿力阻女兒當縣政府秘書的請求，教導妻女堅決不搞特殊化。在生命的盡頭，焦裕祿深情流露，表達出對家人缺乏照顧的愧疚、對蘭考未來發(fā)展的祈愿。服務大眾，犧牲小家，焦裕祿精神通過兩個小時的演出，給予觀眾全面的震撼和深刻的教益。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焦裕祿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豫劇《焦裕祿》通過情理交融的演繹，告訴觀眾，共產(chǎn)黨人的信仰與奮斗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共產(chǎn)黨人沒有屬于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做到了這一點，會感到欣慰；做不到這一點，應感到慚愧。焦裕祿就是這樣一位真正把自己交給人民的共產(chǎn)黨人，于是他無私而又無畏�！白屓罕姵陨巷�，錯不到哪里去”，這句話現(xiàn)在聽來再也尋常不過。然而在當時當?shù)氐纳鐣�政治背景下，是要具備大勇氣、付出大代價的，何況更須要付諸于大多數(shù)人難以理解的行動�？梢妼Α叭�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真理，焦裕祿是真的信、真的愿、真的干，真正實現(xiàn)了理想、意愿與能力、行為的高度統(tǒng)一，這種“知行合一”境界的彰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中所寫的那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只有來自人民、造福人民，才有可能代表人民。所謂執(zhí)政的“合法性”，說到底就是得民心，包括在順境得到愛戴與尊敬、在逆境得到理解和支持。得民心的根本，就在于執(zhí)政者與人民同根同生，從苦樂同受到生死與共。在中國，執(zhí)政的合法性通常是集中而普遍地見于基層官員身上的，故而從生活中到舞臺上，“父母官”“青天大老爺”之類的稱呼從不絕于耳，具有明確而深刻的指向。因此，黨和政府需要千千萬萬像焦裕祿那樣真信、真愿、真干的黨員干部，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也需要將這樣的黨員干部真實地表現(xiàn)出來，用豫劇《焦裕祿》導演張平的話，就是將焦裕祿精神中“最可愛、最可貴的核心”，即“本能地、下意識地為老百姓辦事”的精神表現(xiàn)在舞臺上。

　　風格實 演藝真

　　從一開場起直到劇終，豫劇《焦裕祿》都將歷史矛盾與戲劇沖突交織起來、和盤托出，放在了主人公的選擇面前，也放在了全場觀眾的眼前和心間�，F(xiàn)實主義文藝的真諦，就在于直面現(xiàn)實，通過典型性的加工和提煉，強化而不是削弱矛盾、彰顯問題而不是回避問題。這與戲劇構建矛盾沖突的要求，是一致的；現(xiàn)實主義的高度是于尋常言行中提煉精神、于日常生活中昭示規(guī)律，特別是在批判中樹立理想、在否定中揭示希望。長期以來，人們之所以對“現(xiàn)實主義”文藝作品感到失望，就是因為這類創(chuàng)作，不但削弱現(xiàn)實存在的矛盾，而且刻意隱藏問題，粉飾問題。若是這樣，被剝奪了知情權的觀眾當然有權反感，用力拒絕這類作品。在人們思想和思辨水準日益提升的當下，且不談模式化概念化的“非藝術”必遭觀眾“用腳投票”，就算真正的“藝術”，當其表現(xiàn)的生活不那么真實、情感不那么真誠，反而會比沒有“藝術”更令人感到憤怒。

　　豫劇《焦裕祿》踐行了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真髓，并努力與戲曲的寫意呈現(xiàn)融匯起來。我們看到，焦裕祿對共產(chǎn)主義的真信仰、對人民的真熱愛，不僅體現(xiàn)在劇中——他以高度的黨性，在錯誤的政策與實際的民情間作出了正確的抉擇，特別是對虛報產(chǎn)量的“浮夸風”予以痛斥和堅決抵制。而且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更成了該劇主創(chuàng)人員的創(chuàng)作靈魂。導演在舞臺上成功地還原了1962年的蘭考縣城，配以適度的多媒體時空展示，這種“以真動人”的呈現(xiàn)與演員的唱念做舞結合起來，能使觀眾在感受焦裕祿的真實與真誠的基礎上，獲得詩意的審美享受和道德境界的升華。飾演焦裕祿的賈文龍，將話劇的心靈外化與戲曲的精湛技藝融合起來，演出了人物的神韻，從開場的“咱蘭考人眼前窮心氣不低”到“困難壓頭氣莫殆，有志腳下路自開”，再到“幸福不會從天降，要吃桃子把樹栽”，唱出了一筆筆來自于極端困苦的精神財富，唱出了一道道中華民族不斷進取的精神“脊梁”。這一切，恰恰是當今豐足年代人們需要牢牢記取，代代傳承的。賈文龍認為，自己要演繹的絕不僅僅是焦裕祿的事跡，更是“焦裕祿的命脈”。正是以對人物的深刻理解，以對技藝的高度駕馭，賈文龍唱得血肉豐滿，做得形神兼?zhèn)�，呈現(xiàn)出令人信服的現(xiàn)實美和令人感動的詩化美。當劇情達到高潮，賈文龍飽含深情地唱出了《百姓歌》：“老百姓心里有桿秤，知道你是重還是輕。老百姓心里有面鏡，知道你是濁還是清……”贏得了觀眾發(fā)自內心真情的淚水和掌聲。

　　可以說，豫劇《焦裕祿》的作家藝術家們是真正地把自己的一腔意，與民融一體，也即與焦裕祿的精神融為了一體。全劇深沉而又溫暖人心的思想張力與藝術魅力，由此而來，久而不絕。概言之，真信仰成就了作品的思想性，真熱愛造就了作品的藝術性。這，才是屬于人民的戲劇。愿這樣“共此一腔意”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演出，更多地出現(xiàn)在作家們的筆下、藝術家們的身上，更多地出現(xiàn)在當代戲劇舞臺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