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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黃春燕新著《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

http://taihexuan.com 2015年11月02日14:08 來源:人民政協(xié)報 鐘明奇

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的視角

———評黃春燕新著《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


《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 黃春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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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 黃春燕 著

李漁(1611—1680)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小說戲曲家,他最杰出的成就自然是其積一生實踐經(jīng)驗而寫 成的《閑情偶寄·詞曲部》,這是中國古代戲曲理論史上的集大成之作。新時期以來,對李漁的研究取得了甚為豐碩的成果。不過,學者們對于李漁戲曲理論的研 究,往往著眼于文學的角度——無論是縱向的梳理,還是橫向的比較;即使論及他所處的晚明清初,也多半只是作為一種外在的時代背景。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出版 了黃春燕博士所撰的《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本書的最大特色在于,將李漁的戲曲敘事觀念,與他所處的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在 作者看來,李漁極為獨特的戲曲敘事觀念,其實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的產(chǎn)物。這正印證了丹納所說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也即時代文化土壤與氣候。

本 書除“引言”之外,分為三章。第一章為《湖上笠翁的閑情與江南城市的趣味》,第二章為《戲曲敘事的結構謀略》,第三章為《機趣戲文的敘事意蘊》。簡括地 說,李漁的“閑情”,包括他不但在心靈深處由衷向往,且用實際行動積極實踐的雅俗交融、富于機趣的填詞度曲,實來自他當時所處的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的文化趣 味。這種文化趣味主要是對江南城市士人生活閑情逸趣與市民生活庸常樂趣窮幽晰微的賞鑒把玩。李漁在《與龔芝麓大宗伯》中說自己“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 經(jīng)綸,則綽有余!什坏靡讯鵀椤堕e情偶寄》一書”。這就是說李漁一生最為重要的著作《閑情偶寄》,主要乃是論山水之意、園亭之趣此等“泉石經(jīng)綸”的 書。事實上,《閑情偶寄》中頗為重要的一部分,即其《詞曲部》,是論戲曲創(chuàng)作的。這說明在李漁的心目中,其《詞曲部》實與山水、園亭那樣,同是供人品鑒賞 玩的。

要言之,李漁的整個審美情趣在當時江南城市的文化氛圍中,同樣主要是鑒賞的、趣味的、娛樂的,由此決定其戲曲敘 事觀念,必定也是鑒賞的、趣味的、娛樂的。是故李漁《風箏誤》傳奇末有下場詩云:“傳奇原為消愁設”,“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傳奇本非為消 愁而設,李漁如此說,只能說明他的傳奇創(chuàng)作為消愁而設,即是供人清賞解憂與笑樂解愁的。

作者在本書第二、第三章中指出李漁戲曲的核心敘事觀念有二,其一是結構;其二是機趣。李漁戲曲敘事觀念內(nèi)涵豐富,作者特拈出“結構”與“機趣”,應該說抓住了其戲曲敘事觀念的大要。

《閑 情偶寄》卷一《詞曲部》一開首就是論“結構”,可見“結構”在李漁戲曲敘事中的重要地位。不過,李漁之所謂戲曲結構,并非凌濛初、祁彪佳所說的“搭架”、 “構局”,也不同于王驥德所說的章法結構。黃春燕博士在本書中別具慧心地指出:“李漁在《閑情偶寄·詞曲部》的‘結構第一’條中論述的七款內(nèi)容都是圍繞 ‘事’而展開的,討論的重點就是編構觀眾喜聞樂見的‘奇事’!边@就是說,李漁的戲曲結構,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更有內(nèi)容方面的要求。用李漁《詞曲部》中論 結構的話來說:“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為繡口者也!痹诶顫O看來,這才是戲曲的“結構全部規(guī)模”。而李漁之所以在“結構第 一”的觀念中凸顯“奇事”的意義,乃是因為戲曲搬演頗具娛樂情調(diào)、彰顯人生智慧的“奇事”,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中“觀聽咸宜”、士人與市民共有的公共 文化趣味。倒過來說,李漁之會有此種比較獨特的戲曲敘事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明末清初江南此種城市文化澆灌的結果。

李 漁之戲曲敘事崇尚“機趣”,體現(xiàn)了他對戲曲審美風尚的整體追求。黃春燕博士指出:“這一觀念反映出中國古典載道文藝向娛樂文藝的蛻變,這種蛻變是明末清初 江南城市社會文藝活動的一個特點,顯現(xiàn)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種時代特征。”概括地說,“機趣”突出的特點是機智詼諧,意味深長。明末清初戲曲的欣賞對象是 “雅俗同歡,智愚共賞”的文人與市民,因此,晚明李贄鼓吹“童心”說,袁宏道提倡“性靈”等,固是在追求文學創(chuàng)作的自然之趣,但如呂天成《曲品》認為曲詞 要有“機神情趣”、黃周星《制曲枝語》指出“制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等等,則顯然是明末清初士人與市民文化心理 與審美情趣的高度概括。故李漁之戲曲敘事特崇尚“機趣”,實也是順應這一時代社會文化心理之應運而生。

黃春燕博士的這 本新著,由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的視角,有理有據(jù)地精辟剖析了李漁的戲曲敘事觀念之形成“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或者說李漁所說的“時”與 “運”,深得其肯綮。其研究的雖然只是一個重要的個案,但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各時代文學觀念的發(fā)展演變,同樣是一種深刻的啟示。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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