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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學理論界圍繞張江提出來的“強制闡釋論”,展開廣泛而深入的學術(shù)討論,為近年的文學理論界所少見。
張江有關(guān)“強制闡釋論”的提出與闡說,主要是發(fā)表于2014年第6期《文學評論》的《強制闡釋論》。文章在回顧了20世紀當代西方文論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和歷史性進步之后,特別指出:當代文論的缺陷和遺憾同樣很多。一些基礎(chǔ)性、本質(zhì)性的問題,給當代文論的有效性帶來了致命的傷害。這集中地表現(xiàn)為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jié)論的“強制闡釋”。其基本特征有四點:第一,場外征用。廣泛征用文學領(lǐng)域之外的其他學科理論,將之強制移植文論場內(nèi),抹殺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致文論偏離文學。第二,主觀預(yù)設(shè)。論者主觀意向在前,前置明確立場,無視文本原生含義, 強制裁定文本意義和價值。第三,非邏輯證明。在具體批評過程中,一些論證和推理違背基本邏輯規(guī)則,有的甚至是邏輯謬誤,所得結(jié)論失去依據(jù)。第四,混亂的認識路徑。理論構(gòu)建和批評不是從文本的具體分析出發(fā),而是從既定理論出發(fā),從主觀結(jié)論出發(fā),顛倒了認識和實踐的關(guān)系。
“強制闡釋論”如同一塊巨石,在國內(nèi)外的文藝理論領(lǐng)域激起了千層浪,而且漣漪不斷。在2015年1月和7月,《文藝爭鳴》雜志兩次在長春召開“‘強制闡釋論’ 理論研討會”,數(shù)十位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在4月17—18日于北京召開的“當代西方文論的有效性”國際高層論壇上,9月19日于上海召開的“歐美左翼文論與中國道路”學術(shù)研討會上,“強制闡釋”都成為會議的熱門話題,應(yīng)邀與會的張江與有關(guān)學者就“強制闡釋”問題進行了對話式研討。是年,張江還與朱立元、王寧、周憲等人就“強制闡釋論”涉及的有關(guān)理論問題,先手十次以相互通信的方式進行了認真而深入的探討。與此同時,美國、法國、俄國等國外的一些文論家也參與到“強制闡釋論”的討論中來,使得“強制闡釋論”的討論,從國內(nèi)文論界延宕到國外文論界。在這一過程中,約有三十幾位國內(nèi)的文論家和二十多位國外的文論家先后參與到討論中來,這也使“強制闡釋論”的討論,與國際文論界密切接軌,產(chǎn)生了重要的國際影響。
有關(guān)“強制闡釋論”討論的文章涉及到的內(nèi)容廣泛而深入,概要地來看,主要是三個方面的指向:“強制闡釋論”提出的意義,“強制闡釋論”涉及的西方文藝理論問題,“強制闡釋論”隱含的問題與可能。
國內(nèi)外的文論學者對于張江提出“強制闡釋”的意義,都給予了比較充分的肯定與估價。周憲的《也說“強制闡釋”——個延伸性的回應(yīng),并答張江先生》認為,張江的系列論文,“鋒芒犀利,觀點鮮明,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一些關(guān)鍵性問題做了點穴式的批判,直陳其弊端所在,讀來給人啟發(fā)良多!标悤悦鳌独碚撆u:回歸漢語文學本體》認為,“強制闡釋論”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西方文學理論進行了獨到而犀利的剖析,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價值和啟發(fā)意義的觀點。高楠的《理論的批判機制與西方理論強制闡釋的病源性探視》認為,“強制闡釋論”在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論界被動接受西方文論及西方理論的大背景下,拉開了對西方文論及西方理論進行整體性批判的厚重的大幕。法國學者讓尼夫·蓋蘭指出:張江教授對“強制闡釋”提出的批評,恰當而深刻。的確,強制、濫用和野蠻的闡釋,即所謂過度闡釋,以前有過,如今也依然存在。張教授對“教條主義”的譴責也完全合理。美國學者勞倫·迪布勒伊認為張江的看法也與自己的感受不謀而合,他認為:“強制闡釋”常常對某一個主題進行語言邏輯上一系列強詞奪理的演繹,使得文學文本陷入學術(shù)用語的羅網(wǎng)之中。這就是文學的學院研究的僵化。
許多學者認為,“強制闡釋”成為西方理論的主導趨向,既有其形成的過程,也有其廣泛的輻射。周憲在前述文章中指出:近幾十年來文學研究中的種種理論化和理論先行的偏向,已經(jīng)導致了文學理論的某些弊端和問題,并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路徑或范式。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可以說強制闡釋大約是這個理論宰制時代人文學科研究的普遍傾向。李春青在《“強制闡釋”與理論的“有限合理性”》一文中指出:“強制闡釋”確實是西方文論中存在的一個極為明顯而普遍的問題,特別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浸潤下的各種文化理論,諸如女性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更是如此。王寧在《也談場外理論與文學性——答張江先生》中,認為泛文化現(xiàn)象是“強制闡釋”背后的歷史語境: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并非是進入本世紀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紀后半葉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理論衰落之后,解構(gòu)主義異軍突起,從而消解了語言中心主義,為文化理論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礎(chǔ)。賀紹俊的《以“文化政治”作為批判性反思的切入口》認為:強制闡釋就是一種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表現(xiàn)方式。教條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理論與實踐相分離,主觀與客觀相脫離。強制闡釋顯然也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論證方式,是與文學的審美實踐相分離。
不少學者認為,“強制闡釋論”可能是“中國話語介入當代西方文論價值判斷的一個有力嘗 試”(陸揚語)!捌漉r明的價值立場、宏大的理論視野以及切身的中國問題意識,必將有助于中國文論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同時也增強了學界同仁進一步拓展其論爭空間的理論興趣與理論信心(宋偉語)。在《文藝爭鳴》主辦的“‘強制闡釋論’理論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紛紛提出了借助“強制闡釋論”實現(xiàn)中國文論的力量聚合和“彎道超越”問題。陳曉明說道:很多年,我們各說各話,很難坐到一起就比較高的、比較大的理論展開對話!皬娭脐U釋論”舉起了一面旗幟,理論的隊伍又聚集在一起。趙勇認為,站在重構(gòu)中國話語體系的高度,會發(fā)現(xiàn)一些以前未曾意識到的問題。朱壽桐表示,應(yīng)將西方文學理論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現(xiàn)代文學理 論的資源融匯到當代漢語學術(shù)理論、漢語學術(shù)風范的建構(gòu)中去。張清華指出:“強調(diào)中國身份、本土自覺,是一條出路,也是一個必要的前進方向!蓖鯇幘痛艘舱f道,“中國已經(jīng)擺脫了在全球化中的被動地位,開始引領(lǐng)全球化潮流,為什么我們的文學理論不能走向前沿呢?”
在有關(guān)“強制闡釋論”的討論中,還有一些話題由文論的角度延展開來,從“強制闡釋”的角度反思古典文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相關(guān)現(xiàn)象,也有不少文章就“強制闡釋論”存在有的疏漏與隱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