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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異常豐富的文學現象與文學資料,當下文學史的研究需要引進新的維度和方法?臻g維度的引入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變革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改變文學觀念的問題。它會促進和加深對文學的理解,使文學史研究更為接近文學發(fā)展的真相。
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通常以林傳甲、黃人等人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作為起點標志,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間出版的相關著述數量眾多,僅中國文學史類的著作就有上千種,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就文學史的編撰來看,不管是通史、斷代史,還是題材史、流派史、文體史、專題史,其敘述脈絡和基本框架大多是線性式的,即按照時間順序書寫文學發(fā)展演變的過程。
線性式文學史書寫造成“創(chuàng)作空白”
線性式的文學史書寫有其長處,可以完整呈現文學發(fā)展演進的軌跡,特別是文學內部文體、技法等諸要素,在較長的時間段前后觀照,會顯得更為清晰。但是其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對文學發(fā)展演進軌跡的梳理是根據某些要素人為勾勒的。線性式文學史所展現的是經過嚴格篩選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這種研究通常是長時段的,動輒以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為單位。因篩選的標準不同,所構建的文學史景觀也就呈現出很大的差異。
文學發(fā)展演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文學史著作的線性式描述。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如果沒有能夠構成文學積累的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那么,它在線性式文學史上就會是一段空白。但在這段時間里,是不是就沒有相關文學的創(chuàng)作、閱讀和消費呢?顯然不是的。學界曾提出,明代在開國之后的一百多年間,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一片空白,之所以出現這種空白,是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時期的作品。但這就意味著在此期間就沒有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文學的發(fā)展演進并不僅僅以創(chuàng)新為目標,其功能是多元的,審美愉悅之外,還有消費、娛樂、教化、交際等實用功能,但這些在線性式文學史書寫中通常都得不到反映,甚至被作為負面元素予以貶斥。
線性式文學史的書寫以時間跳躍的方式進行,人為造成文學史上一個又一個空白期。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是因為這種研究只提供了時間維度,而缺少了空間維度。
相較詩文而言,通俗文學的空間問題更為突出。以詩文為代表的雅文學歷來被視為文學的正宗,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更為密切,在地域空間的分布上更為廣泛和普遍。通俗文學盡管從思想觀念及文本形態(tài)上來說,屬于大眾文學,但它的空間屬性更強。通俗文學通常以商業(yè)形態(tài)存在,沒有足夠的讀者、觀眾構成的文學消費市場,就無法生存。通俗文學發(fā)展成熟并達到興盛是在宋元時期,較之詩文等雅文學在時間上要晚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業(yè)因素的制約。
商業(yè)性使通俗文學的分布更為集中,呈現出較強的地域性。人們談到,宋元話本小說,基本集中在北宋的汴京與南宋的臨安。不少作品在這里產生、流傳,文本自身呈現出濃郁的地方色彩。明清時期,通俗小說向更為廣闊的地區(qū)傳播延伸,出現了一批具有鮮明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兒女英雄傳》、《歧路燈》、《海上花列傳》等。戲曲也是如此,雜劇的興起是在北方,南戲的興起是在南方。后來由于人員流動與文化交流,發(fā)生了基于地域色彩基礎上的深層變革,出現南北曲合套等現象。因此,探討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空間維度不可或缺。
白話特別是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接受與傳播往往限定于某一方言區(qū),這在戲曲、說唱文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些劇種、曲種僅在縣、鄉(xiāng)等很小的地域范圍內流傳,即便是影響較大的劇種、曲種,也受到地域限制,昆曲在北方的流傳就遠不及南方普遍,秦腔在南方也無法流行起來。方言的使用使通俗文學變成事實上的地域文學。
空間維度更能反映文學史全貌
就文學實際的存在形態(tài)來看,它都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進行的。時間是不可見的,從來都是以空間的變遷來體現;而空間也從來都不是靜止的,都是在特定時間內呈現出來的景觀。文學的發(fā)展演進在時間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某個時期會是文學史上的特殊時期或繁盛時期,某個時期則會是文學史上的平庸時期或暗淡時期。其在空間上的分布也是如此,在一個時期,某個地區(qū)會出現大作家和經典之作,其影響會以空間輻射的形式向周圍蔓延,而更多的地區(qū)則是影響的接受區(qū)而非輻射區(qū)。歷代王朝的京都通常都是文學的中心區(qū)域,不僅高水準的作家在此聚集,而且很多文學現象和事件也往往發(fā)生在這些地方。不了解文學在空間上的分布與特點,就難以了解文學發(fā)展的真實形態(tài)。
人們以往在探討文學史時,雖然以時間為主線,但還是參照使用了空間這一維度。近年來,學界對家族、地域、性別等角度的探討越來越重視,比如從江南文化、江南世家、江南閨閣等視角對小說、戲曲進行研究,更有一些研究者明確提出文學地理學的概念,這是可喜的進展。
以古代小說研究而言,近年來出版的相關著作有邱昌員的《晉唐兩宋江西小說史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唐宏峰的《旅行的現代性:晚清小說 旅行敘事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李艷茹等的《佛教寺院與唐代小說》(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張袁月的《晚清吳地小說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特別是孫遜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雙城書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4年版),該書已出版4種,即謝昆芩的《長安與洛陽:漢唐文學中的帝都氣象》、劉方的《汴京與臨安:兩宋文學中的雙城記》、蔣朝軍的《揚州與蘇州: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鄧大情的《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yè)都會》。這些著述對西安、洛陽、開封、杭州等極具地域特色的重要城市與文學,特別是與中國古代小說的關系從空間維度進行了新的解讀。
不過就總體研究狀況而言,中國古代通俗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空間維度的研究還不夠系統(tǒng)深入,空間因素只是作為一種點綴和補充,未能與時間維度并重,空間維度的研究還沒有提升到方法論的高度,沒有被充分應用到文學史的書寫中。
空間維度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有著廣闊的開展向度,其中既有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生活空間與藝術空間之分,又有城市空間與鄉(xiāng)村空間、庭院空間與山野空間、世俗空間與宗教空間之別,更有真實空間與想象空間、本土空間與異域空間的差異,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與文化特征。家族、方言、自然、人文景觀、風土人情等都是空間維度的重要組成要素。相關研究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文學背景和作家層面的探討,研究經濟、政治、文化等文學背景以及文學傳統(tǒng)在空間上的分布和呈現,探討作家成長、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二是文本層面的探討,研究文本所呈現出來的空間意識,空間作為情節(jié)、結構的元素如何參與文學的書寫,具體呈現的手法與技巧;三是傳播、接受層面的探討,研究文學作品在特定空間比如地域、族群中的改編、翻譯、接受與研究。
在學術積累快速增長的當下,文學史研究的不少領域逐漸進入瓶頸狀態(tài),相較于異常豐富的文學現象與文學資料,當下文學史的研究需要引進新的維度和方法。空間維度的引入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變革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改變文學觀念的問題。它會促進和加深對文學的理解,使文學史研究更為接近文學發(fā)展的真相?臻g維度的中國文學史的構建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它需要眾多研究者的努力。可以斷言,這將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會是未來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時間與空間雙重維度的觀照,呈現的將會是全新的、立體的中國文學史景觀。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