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評事件”到批評精神

2015年軍旅文學評論的啟示

　　傅逸塵對軍旅文學作品的持續(xù)觀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引人矚目的拓展。他認真研讀了主要軍旅作家的短篇小說，分析得失，更指出制約他們創(chuàng)作進一步升華的原因：通俗化“轉(zhuǎn)向”導致文學中崇高品質(zhì)的喪失(《軍旅中短篇小說的尷尬與問題》)。同時，他對軍旅長篇小說的整體樣貌有相當出色的描述，發(fā)表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5年一、二期的4.6萬字長文《不要人夸好顏色 只留清氣滿乾坤——新世紀十年軍旅長篇小說研究》，足可見其閱讀的深入扎實。同時，傅逸塵還將當代中國軍旅文學中的抗戰(zhàn)題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的中國敘事”坐標，進行視野更為開闊的比較閱讀，力圖尋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構架。

　　2015年的軍旅文學批評，有一事最值得銘記：在可以說是人為的情況下，發(fā)生了一次比較嚴重的“批評事件”。我之所以稱其為“事件”，一是因為 它的孤立性，依常識判斷，這種事情不可能經(jīng)常發(fā)生；二是它的結果有點出乎預料，原本可能是佯裝的靶標，引來了真實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軍藝術學 院文學系的“創(chuàng)意寫作教學”活動中，系主任徐貴祥把自己發(fā)表在《十月》雜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說《識字班》交給同學們，希望他們毫無顧忌、毫不留情地展開批 評。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年輕學子們以令人瞠目的勇氣在這位茅盾文學獎得主頭上動土。結果是，徐貴祥“引火燒身”，收獲了篇幅遠超過其作品的一組批評文章。 這些批評文章，有的已在《解放軍文藝》等報刊發(fā)表，并全部結集在東方出版社出版。從批評所涉及的內(nèi)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廣度，既有勇氣更不乏卓異見識。當代 軍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評“青睞”者幾乎沒有。我們不妨這樣來理解：一個作家能不能引起評論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討論價值的命題，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 是他(她)的寫作是否受到尊重的一個標志。寫了大量作品但無人問津，或只是借助營銷手段獲取廉價吹捧，都是非�？杀�的。換一個說法，作家享受到批評——無 論高度肯定還是嚴厲批判，應被視為一份殊榮。

　　此批評“事件”啟示良多。文學系師生磊落相見，教學相長，推行活潑教學理念是一個方面；涉入文學不深的年輕作者，挑戰(zhàn)具有一定影響的軍旅作家的 權威性，破除對所謂名家、大家的迷信和簡單崇拜也是一個方面。但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年輕無畏的批評者們在徐貴祥的小說中確實發(fā)現(xiàn)并指出了其創(chuàng)作上的許 多重要破綻，從文本層面、藝術思想層面、審美理想層面，甚至價值觀層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見解，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義重大。因為徐貴祥在當代中 國軍旅作家中有相當?shù)拇�表性，徐貴祥創(chuàng)作的優(yōu)長和缺陷，他筆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敗，正是在大部分軍旅作家那里也都普遍存在的。

　　徐貴祥苦心孤詣，意在推動教學實踐，成效如何，且當另外評說，但他在文學世界里“以身試法”的勇氣，他在面對后生晚輩口無遮攔的批評解剖時的從 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疑，這樣的一次作品與批評的碰撞，對長期以來軍旅文學有寫作而無批評的狀況的改變，是標志性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軍旅 文學的理論家、批評家對軍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喪失了有效的觀察，當然，批評本身存在的意義也就基本上喪失了。雖然我們看到每年都有評論文章發(fā)表，有研究專 著出版，但從總體看，無論是美學旨趣方面，還是社會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軍旅文學的批評家們都是面目模糊的，沒有嚴苛的藝術標準，沒有清晰的價值尺 度，沒有科學的評價方法。依此反觀，許多軍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為的幻覺，以為僅靠一定的聲名積累，就可以永遠寫下去，作品本身的優(yōu)劣則根本無需置 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發(fā)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場售賣的成功，作品就算徹底完成了。作品與讀者、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評價、文學最終的接受狀況及社會效應這些層面 的多重關系，似乎都已經(jīng)解體，至少在軍旅文學隊伍中我們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次對小說《識字班》的“毀滅性”批評中，雖然暫時未見理論性或方法論意義上 的鮮明創(chuàng)新，但眾多年輕的批評者們各踞戰(zhàn)位，攻其一點，打擊可謂精準。徐貴祥以抗戰(zhàn)時期一個農(nóng)村女子識字班幾位女性及其丈夫為描寫對象的這部小說，寫得痛 快飽滿，一氣呵成，甚至忘乎所以，結果留下了太多顯而易見的遺憾，而雜志方面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編輯尺度，留下了諸多顯而易見的漏洞。即如在讀 研究生李夢媛所作的解讀，《識字班》雖可見徐貴祥“從臉譜化、類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掙脫出來”的努力，但最終對女主人公傅菊珍這個人物的塑造仍存在 著重大缺陷，他沒能讓這個人物獲得成長：“從一個粗淺的農(nóng)民階級快速地過渡到一個愿意為了戰(zhàn)斗的勝利而大義滅親的英烈女子”，這樣的處理是“唐突的”。

　　同樣，徐貴祥在《識字班》里著意塑造的金廣友這個形象也遭到了強烈質(zhì)疑。另一位研究生徐彤指出其在人性問題上的嚴重局限：“在《識字班》中，正 是金廣友這個人物，將戰(zhàn)爭最真實也是最殘酷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呈現(xiàn)在了自己的妻子與讀者面前(畏戰(zhàn)、怕死)……一般人都會具有的這些恐懼和怯懦，中國現(xiàn)當 代的戰(zhàn)爭文學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悲天憫人的反思與關懷�！毙熨F祥的處理是，“在最后關頭，金廣友一改‘逃兵’本色，變得無私無畏，英勇殺敵，即使面對妻子 的勸說也不為所動，仍是生死不顧，矢志報國，挨了一身槍子后，終于氣絕身亡�！毙焱�認為，“金廣友的死，如果能夠回歸到人物本身的欲望上面，賦予他一種毀 滅的極致之美，也許會達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作者筆下，人物的欲望，在結尾之前的確已經(jīng)積蓄到了一種幾欲噴發(fā)的地步，可是最關鍵的收尾處，這個人物所有原初 的、發(fā)乎本心的欲望和需求驟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從外部賦予他的使命和責任，是一種早已被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東西，甚至連他的死都是為國捐軀，為了‘人類偉大 的解放事業(yè)’而獻出生命。其時，金廣友已經(jīng)再度‘回歸’絕對主流和意識形態(tài)化‘宏大敘事’的鐵律，‘回歸’到了諸多軍旅作家筆觸共同寫就的那支‘戰(zhàn)斗英雄 隊伍’當中�！毕裥焱�這樣的意見，不僅對徐貴祥的單篇作品，對大部分禁錮在相同定式中軍旅作家的寫作，都可謂振聾發(fā)聵。李夢媛更進一步提出，徐作中“用男 人們對于性和肉體的欲望來刺激他們沖上前線的動力，這似乎扭曲了男人們浴血奮戰(zhàn)、保家衛(wèi)國的初衷。但從《識字班》這個題材上來看，其原本所要表達的主旨應 該是農(nóng)村婦女在識字班中的學習與蛻變，以及她們對家庭、丈夫等產(chǎn)生影響，從而表現(xiàn)她們對戰(zhàn)斗勝利功不可沒。但讀完全文后，總感覺文中的兩性關系似乎略有壓 弱原本主旨之嫌。最開始以肉體的欲望鼓勵丈夫參軍參戰(zhàn)，之后以同樣的方式獎賞他，滿足他，包括其中殷福塘以覬覦別人的媳婦為目的參與戰(zhàn)斗，這樣的情節(jié)安排 似乎將兩性關系的比重擴大得比預想中的多，所以可能也因此沖淡了原本所要表達的識字班對于戰(zhàn)斗勝利的作用”。這就涉及到軍旅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問題，這樣的 問題在幾代軍旅作家，甚至是女性作家那里，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個看法在縱華政那里也得到了印證：“傅菊珍們覺醒的女性意識，只是認識到自己的身體屬性 并利用了這一屬性”，“傅菊珍不是江姐，他的女性意識還只是停留在初級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高度自覺。起碼，文本還沒有給她成長的空間。她在金廣友三人逃 兵路上的‘勸說’已經(jīng)生硬了，當在民工路上撿起槍瞄準自己丈夫的時候，令人頓時陌生起來”。所以，“只是敘述者在講述故事時，是運用男性語言在寫女性，而 不是用女性語言來寫。”

　　還有結構問題：“縱觀全文，很明顯可以感覺到故事的鋪陳應該是有明暗兩條脈絡貫穿其中的，一條是后方識字班女人們的蛻變，另一條是前線男人們的 戰(zhàn)斗與成長，而作者選用《識字班》作為題目，顯然是要以女人的作用作為主線去完成這篇小說。通篇看來，其實女性在識字班的成長歷程并沒有所預期的那樣豐 富，反而是男人們，從怯戰(zhàn)到參戰(zhàn)，從可恥的‘皇協(xié)軍’到人人稱頌的‘英雄’，從想要叛逃到回歸隊伍，這些成長與蛻變已經(jīng)慢慢地成為了作品的主線。而對于女 人們，多是突出了他們的影響而淡弱了她們的成長，這似乎已經(jīng)將明線暗線顛倒而置了�！鳖愃频南�利見解不勝枚舉。批評的觸角真正深入到了文本內(nèi)外的諸多方 向。路迪雨嬰將《識字班》中塑造的傅菊珍與孫犁《荷花淀》中的抗戰(zhàn)女性形象做了文學史意義上的比較，認為“相對于孫犁筆下女性形象的雷同化、概念化，具有 保守性，被傳統(tǒng)的日常行為規(guī)范和道德準則限制了自由和發(fā)展……而在《識字班》里，一個個性格獨立愛憎分明，敢于突破傳統(tǒng)封建禮教的鮮活女性形象，這背后有 著作者要防止女性角色類型化的意識”，然而她筆鋒一轉(zhuǎn)說：“由于整部小說開場描寫人物性格的鋪墊不夠，導致傅菊珍的性格弊端特別突顯。甚至有些地方會給人 造成一種她貪圖虛榮的感覺。比如她讓自己的丈夫去打鬼子，給人的感覺是她的抗日動機不是從一個民族的利益出發(f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崩讖目∫灿^察 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幾乎都是胸懷國家、深明大義，都不約而同、急不可耐、費盡心機地送郎上戰(zhàn)場，都把自己當作‘慰勞品’而自己毫無‘需求’，甚至面對 戰(zhàn)爭也都很少有基于女人的‘一己之私’和千回百折的心路歷程，更缺乏堅硬之下的柔情”。不一而足。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舉例上述批評“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并非是要就事論事，我希望通過檢視其中所散發(fā)出的積極能量，簡單闡明一點：目前的軍旅文學 發(fā)展中批評精神的失落，要對當前創(chuàng)作的失范負上一定的責任。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除了大量無關痛癢的作品討論會發(fā)言，除了不斷重復的一些鑲嵌了“英雄”、“家 國”詞語的空話套話，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可言。今天已經(jīng)在出版這樣那樣的軍旅“文學史”，包括對一些作家的研究專著之類，很多質(zhì)量參差不齊、 水準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正在被蓋棺論定；一些粗劣不堪的作品，在藝術精神與社會理想、審美特質(zhì)與生命智慧，甚至在語言、想象、寓言結構的生成等諸多 關系的處理上都含混錯謬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經(jīng)典”的格位。這種急切追求當下的成就感而不是對歷史負責的病癥，一如當今社會其他方面所見。

　　現(xiàn)在我們尤為需要的，是從思想理論、文化哲學高度，對多年來因加速度“成就輝煌”而造成的惡疾加以矯正，而這需要有思想影響力、有美學建樹的理 論和批評大家。面對目前產(chǎn)量夠多但質(zhì)量難成正比例的軍旅文學作品，如何定位，怎樣評判，能不能準確辨析和確認其藝術上的優(yōu)劣，嚴格區(qū)分其價值趣味的高低， 都有賴批評的擔當�？茖W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嚴明、立場的堅定，這些必不可少。具體一點，軍旅文學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存在的合法性問題，軍旅作家的 藝術品格、思想修養(yǎng)和社會責任問題，這些都需要準確的理論說明和精微的批評闡釋。事實上，從文本(包括形式)批評，到社會學批評，從對一般的美學問題的檢 討，到對時代思想與道德狀況的探察，批評家們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都是現(xiàn)成的，我們并不需要發(fā)明特別的方法或語言。只要能夠認真地去閱讀，實事求是地加以 鑒別，誠摯地說出自己的認識與判斷就可以了。正如圍繞《識字班》展開的“批評事件”所顯示的，在今天開放多元的社會環(huán)境下，一般的審美經(jīng)驗問題、社會思想 文化問題，乃至作家的趣味、價值訴求問題，都是完全可以進行理性探討的，也是可以進行交鋒辯難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問題、意識形態(tài)問題，比如對歷史 問題的認知、對歷史表達中洞見或歧見的論爭等等，也是可以從學理、學術層面開展的。

　　惟愿發(fā)生在2015年的這次“批評事件”，能夠?qū)�軍旅文學中匱乏已久的批評精神起到一次召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