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寫作和生活最好彼此浸潤

　　深圳作家蔡東最新小說集《我想要的一天》出版，接受本報專訪

　　寫作和生活最好彼此浸潤

《我想要的一天》 蔡東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價：28.00元

　　“我寫作的隱秘動力，來自于靈魂深處的矛盾�！弊罱钲谧骷也號|的新小說集《我想要的一天》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該書共收入蔡東近年間創(chuàng)作的六部中短篇小說，集中展現(xiàn)其個人風格和創(chuàng)作品質。文學評論家申霞艷評價蔡東的“寫作是逆向的，是對時代成功學的拒斥，她力求在城市的繁華、喧鬧中確定雅、閑和靜在人生中的價值”。圍繞該書及其創(chuàng)作經驗，蔡東日前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據(jù)了解，作為當下優(yōu)秀的80后小說家，蔡東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木蘭辭》《我想要的一天》《月圓之夜》，出版文學理論專著《深圳文學：生長與展望》。

　　“怎樣活”是小說核心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我想要的一天”，這是一句非常詩意的話，甚至有點像海子喊出“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所以這句話又是失意的。在城市生活的巨大籠子里，“我”的自由訴求顯得既渺小又虛妄。那么，想要的“這一天”是否永遠無法等到？

　　蔡東：小說里虛構的人物春莉擁有了她想要的一天；就現(xiàn)實生活來說，保護自我永遠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生命一旦覺知，什么都有可能，對此我不是悲觀的。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像在讀《往生》時，我頭腦里同時蹦出的是一部香港電影《女人四十》，但小說里康蓮的結局顯然跟電影女主角的結局不同，還是逃脫不了生活的煎熬。

　　蔡東：第一稿的結局是康蓮往生，一了百了，修訂時覺得這樣處理簡單了，生活的復雜性反而沒了，也無余味，修訂稿決定讓康蓮繼續(xù)活著。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在家國動蕩的大時代中，人們通常只剩下“活著”的思考。但在和平年代里，“怎樣活”就是最大的問題。讀您的小說，我并不太關心結果，我比較注重對“怎樣活”的思考發(fā)生過程。

　　蔡東：其實也不是我決定的，生活大抵如此吧。說到“怎樣活”，這確實是我在小說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希望在小說里看到異質性和多樣性，在成功的定義如此粗鄙狹隘的今天，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個幽僻的角落，充滿興味地開始每一天的生活。現(xiàn)在人們大都活得太主流了。主流也沒什么，但至少要留一點空間給愿意走僻靜之路的人。

　　喜歡有力量感的小說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這十多年來，我們看到一些女性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很有意識地彰顯女性獨立自審意識，彰顯女性本能欲望，但有時是把男性作為一個出氣取笑對象。而您的小說同樣關乎女性，卻對男性同樣給予了一定的悲憫�？梢哉務勗騿�？

　　蔡東：可以說我寫的那些男性，陳江流，童家羽，林君，張亭軒，他們的性情、人生選擇恰恰是我所追慕的，他們身上散發(fā)著不庸俗的氣息，有超越性，有精神氣象。當面對具體的人的時候，女性主義往往失之偏頗。我感受到的是，男人女人都在受著各自的苦，所以廣外的申霞艷老師用四個字評價我的小說，“不忍之心”，我想原因就在于這個“不忍之心”吧。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出于女性視角，一些女性作家對城市生活的細剖喜歡朝向“液態(tài)寫作”、“水上書寫”，但您的寫作感覺如同女主角一樣，都有一種堅強。您的書寫是否有“發(fā)為金石之聲”的企圖？

　　蔡東：或者說韌力。這的確是我的偏好，喜歡有力量感的小說。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在您眼中，哪些作品屬于“有力量感的小說”？

　　蔡東：帕斯捷爾納克、雨果、托爾斯泰，他們的小說，不是輕輕巧巧的，沉實，開闊，帶給我的是持久的震撼，那種閱讀體驗太刻骨了。他們很老派，不偷懶，一字一句地寫，沉得住氣。小說有很多種經濟的寫法，太滑太順手了，肯定有問題。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像您這一代80后小說家，有時常聽到對你們作品的批評正是“不夠厚重”，亦即作品缺乏某種歷史時代的“大敘事”的貫穿，對此您怎么看？

　　蔡東：這方面大家可能各有各的理解。“大敘事”不一定是指外在的歷史節(jié)點或事件，或人為地拉長敘述的時間跨度，營造所謂“史詩感”�？ǚ蚩üP下的人變成蟲子， K怎樣都進不了城堡，這就是關于時代和人的“大敘事”，他不是一味追求宏大的，恰恰他的口子開得特別小�！都t樓夢》寫家常生活，甚至它主動避嫌，“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哉”，但《紅樓夢》的永恒和深邃卻遠超標榜大歷史的作品。說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我確實沒有這個情結。

　　關于深圳生活的發(fā)現(xiàn)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所以，一針一線繡好“城市小說詩學”，就是您的創(chuàng)作追求？

　　蔡東：我對深圳的理解和書寫，沒有達到鄧一光的高度，也沒有那種幽深感�！俺鞘形膶W”要讓讀者看到，城市的特質體現(xiàn)在哪里，人在城市是怎樣的生命存在。城市表象的大同小異容易對寫作構成一種限制，而對鄧一光這種靈敏、有提取能力的作家來說，則到處是寫作的火花。我的一部分小說像《出入》《凈塵山》《無岸》《福地》，是關于深圳生活的發(fā)現(xiàn)，還有的時候，則純粹是為了敘述的方便。

　　不過人置身于城市中，也會受到特別的觸發(fā)和沖擊，容易有變異的東西出來。之所以寫《福地》，是想到有一天死后埋在了深圳，想想就覺得害怕，回去呢，回去也一樣害怕。就是浮游狀態(tài)，不管你身處哪里都是被懸置的感覺，這不是無病呻吟，不是矯情的修辭，是很真切的體驗。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祖籍山東，碩士畢業(yè)后來到深圳。剛才也說到小說中有關于深圳生活的發(fā)現(xiàn)，但我感覺您的“深圳”只是一種有關城市生活圖景的修辭，并沒有太多特殊情感。不知我的理解對嗎？深圳是您創(chuàng)作的精神家園嗎？

　　蔡東：是的，我身邊的同事朋友，在深圳穩(wěn)定生活多年的人，還都覺得自己老了不會留在這里，過境，多漫長的過境�？赡茉傧乱淮�，孩子的感覺會跟我們不同。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那么，在深圳生活久了，會不會也給您帶來某種生活慣性？這種慣性會否影響到您在寫作上尋求多種可能性呢？

　　蔡東：寫作或多或少都有慣性，慣性讓自己舒服呀，所以還是要有意識地去抵抗才行，這個自覺要有。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讀者往往都非常好奇，“日常生活里的蔡東”和“小說家蔡東”是一樣的嗎？

　　蔡東：有分裂也有融合。生活里我向往閑散，寫作時是個苦吟派。我也比較警惕，別將寫作和生活完全割裂。有文學需求的人，其寫作和生活最好是彼此浸潤的。我在創(chuàng)作談里描述過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寫作來到生活中時，宛若液體滲入液體，宛如濃墨徐徐滴入水中，它們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緩慢地洇了開來，試探著容納了對方，終至渾然一色，無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