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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軍:公知寫作 血性擔當

http://taihexuan.com 2016年01月08日17:44 來源: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 劉斌

  【采訪手記】方正的國字臉,碩大的鼻子,一副近視鏡,鏡片后面瞇縫著一雙溫和的笑眼,深邃的瞳孔放射著炙熱灼人的睿光,那犀利的目光像一排觀察瞬時萬變的靈敏天網雷達,將稍縱即逝的人間丑陋的蛛絲馬跡死死鎖定,窮追不舍,直至真相大白。這是朱曉軍給我留下初次見面的第一印象。

  七月流火之時,朱曉軍夫婦北上來京,炳銀老師給他們接風,我與他相見相識。一襲清風,一表儒雅,那張笑臉,那雙瞇縫的笑眼就是一張靚麗的名片。

  那段時期,朱曉軍的作品我已經開始研讀了,《天使在作戰(zhàn)》、《大荒羈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烏坎事件調查》、《讓百姓做主》、《高官的良心》、《天地良心》、《忠誠是天》等閱后,給我留下了一長串的深深思考。

  他是一個理工男,一位教授,生活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從他家到曲院風荷僅4公里;妻子梁春芳也是教授,獲得過中國圖書獎,擔任過高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女兒也很優(yōu)秀,在美國讀博士,獲得過美國風味化學學會的獎學金,2015年,全美頒給一個學生,給了她這位中國留學生。他多幸福啊!完全可以靠爛熟于心的學識,過著養(yǎng)尊處優(yōu)的閑適日子,春天到太子灣賞花,蘇堤看柳,夏天可赴花港觀魚,金山攬月,秋天可去龍井品茗,植物園賞桂,冬季可登六和望遠,保叔踏雪,多悠悠雅致,為何偏偏迷入“歧途”踏入報告文學又險又澀,又沒銀兩金幣的苦徑之途?

  接風宴上,烤鴨彌漫著皇城佳品的美味濃香,燕京啤酒四溢著特殊的可口清涼,文友們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地漫談神侃,獨我有心腹事:機不可失,采訪為大。于是乎,不錯時機的向朱曉軍發(fā)問,抓住“由頭”引他訴說。

  一時間,滿座皆靜,聽他娓娓道來。北國剛烈血性的熏陶,加上江南水氣氤氳的滋潤,朱曉軍以他特有的柔中帶剛輕聲喃語,如潺潺溪流,耐人尋思,一席心底話,讓我茅塞頓開,疑惑大解。

  當下為文者,有責任使然的,有血性擔當?shù),有使命在肩的,也有逐利追名的,還有興趣愛好的,據(jù)本人調查,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中國約有2000萬人在寫作,200萬人為網絡撰文,20萬人以網文為生,還有2萬人寫報告文學,2000人是中堅骨干,200人小有名氣,20人組成第一方陣,其中有多少人能像朱曉軍那樣,舍去安閑優(yōu)雅的生活而面對社會不平,擔起社會責任,以報告文學為器,在維護法制建設、公平正義,推進民主進程的前沿中,像一名無畏的戰(zhàn)士沖鋒陷陣呢?

  與朱曉軍的一席交談,讓我知曉了一個真正報告文學作家的責任、胸襟、氣度和格局,知曉了什么是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什么是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作品?那些有影響力的有穿透力的報告文學作品是怎樣產生的?

  報告文學寫作是公知寫作,此觀點即是。公共知識分子有著濃厚的專業(yè)基礎和知識系統(tǒng)結構,他們對社會、對人生有獨立思考,獨立見解和自由思想,最可貴的是,他們有鮮明的愛憎情感和嚴肅的批評精神,具有強烈的立場表達意識,報告文學作家應首先必備這個品質,朱曉軍為我們做出了榜樣,而那些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其言論則是對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的損壞。

  朱曉軍為寫《烏坎事件調查》,先后采訪3年,數(shù)下烏坎,他不是在用生命寫作,而是在玩命寫作。采訪中冒著多重的風險和危險,深入事件前沿,調查了解掌握第一手素材,勇敢無畏地揭示真相。

  寫作時,他每天凌晨4時即起,在陰冷潮濕的天目山奮筆疾書,沒有海一般的胸襟,山一般的意志,沒有捍衛(wèi)社會的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的強烈社會責任感是很難繼續(xù)下去的。

  我再度端詳他那雙充滿豐富情感的瞇縫著的笑眼,透過眸子我清晰地發(fā)現(xiàn)他的眼睛布滿血絲,這是否勞累過度引起的眼底滲血?果不出所料,梁春芳教授揭開了謎底,由于長期伏案勞作,每天在電腦上工作十幾個小時,朱曉軍不僅患有白內障,而且患有高血壓和輕度腦梗。這是一個用生命來寫作的作家,一個可敬的報告文學作家!

  一個多小時的“餐桌采訪”,朱曉軍給我留下可敬的深刻印象。約定金秋十月,我赴杭州對他進行深度采訪?上В本┦聞绽p身,我未能成行,得知他的學生張振華應邀攜新作《挺進非洲》去杭州幾所高校講座,請捎去采訪提綱,過后與朱教授電話溝通,遂成這篇訪談。

  劉斌:朱曉軍教授,據(jù)我的學習研究,知道您從事報告文學寫作已經有30年的歷史,您從理工科跨界到報告文學寫作,并成為優(yōu)秀作家,頗具影響的作品頻頻面世,成就顯著,您能不能談下您的第一篇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作情況。

  朱曉軍:好。我是起個大早,趕個晚集。我從小喜歡文學,高中時寫過一篇短篇小說,當?shù)貜V播電臺播講了。我最大的渴望是上大學,讀中文系,然后當記者或作家。高考時,父親不同意我學文科,希望我讀工科,最好是學機械。父親搞了一輩子建筑機械管理。1978年,我考入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現(xiàn)已歸入哈爾濱工業(yè)大學)。讀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是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我在讀大一。班級只有一份《中國青年報》,37個同學搶著看。我一下就喜歡上報告文學。

  第一次寫報告文學是在1984年,我29歲,人生出現(xiàn)拐點——徹底放棄苦讀4年的專業(yè),調到一家期刊社當編輯。為什么說徹底放棄?在此之前我已經偏離自己專業(yè),我畢業(yè)后被分到哈爾濱工程機械制造廠,先在總裝車間當一年技術員,然后調到輪胎起重機研究所做助理工程師?墒,我在研究所沒干幾天就被借調到黑龍江省建委,先在人事教育處,后是調研室,給一把手當秘書。我有兩個苦惱,一是沒住房,我是工作后恢復高考上的大學,畢業(yè)時27歲,28歲結婚,我和妻子分別住在自己單位的單身宿舍,“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可是沒有,那時還沒有商品房,住房靠單位分配。第二個苦惱是省建委超編,一時半會兒調不進去。調研室主任說,這你擔什么心,你是一把手的秘書,只要有退休的就會把你調進來。我怕三五年調不進來,專業(yè)又丟了,回研究所撿不起來。

  這時,有一本雜志改刊,希望我過去當編輯,可以發(fā)個記者證。這個記者證燃起我過去的夢,立馬辦手續(xù)。建委正在開全省工作會議,副省長的講話稿和建委一把手的開幕詞都是我寫的。會議結束后,我告訴一把手,我調到雜志社去了,他說,你不要走,先把你的關系落到省建筑設計院,有編制就把你調進來。明年給你解決住房,兩屋一廚,給你提升調研室副主任,我還是離開了。

  報告文學對我來說,猶如青春萌動時暗戀的女孩,見到報告文學作品就會買,有空就讀徐遲、理由、蘇曉康。進雜志社后,我就采寫了第一篇報告文學《汗血凝華》,發(fā)在那本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上。寫的是畫家鞠北碩,醫(yī)院多次下達病危通知,他不僅頑強地活下,而且還堅持創(chuàng)作,很勵志。

  后來,報刊出現(xiàn)一種新文體——特稿,也稱為紀實,或大特寫,在我所編的期刊最早發(fā)短篇報告文學,后來改發(fā)特稿,我也就隨之改寫特稿。

  劉斌:您是學理工科的,您的作品卻直面現(xiàn)實,旗幟鮮明,路見不平,仗義直言,請談談您的成名作《天使在作戰(zhàn)》這部作品直指醫(yī)療領域的腐敗黑幕,所揭示的真相觸目驚心,引起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對推進醫(yī)療體制的改革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從而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您能不能談談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情況和感悟。

  朱曉軍:似乎我每次人生的拐點后都與報告文學有關系。我是在第二個拐點后開始投入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2003年,女兒被保送到浙江大學,我到杭州“陪讀”,被浙江理工大學引進,成為寫作學和編輯學教師。寫作的時鐘停擺了,我每天忙著備課、講課和申報課題。兩年后,我開設了紀實特稿采訪與寫作。

  這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關注力和興趣已不像過去那樣“一條大河波浪寬”,不論波浪多么寬都不會流到大河之外,而現(xiàn)在像千條江河,洶涌澎湃,各有各的佛羅倫薩。讀高中時,聽說郊區(qū)中學的教師在報紙發(fā)表幾篇作品,我騎幾十公里的單車跑去討教,現(xiàn)在的學生即使你耳提面命,聽者幾?為調動學生的寫作興趣,我不得不帶他們找線索,確定選題,采訪寫作。我說,現(xiàn)在是信息時代,也是寫作時代,信息離不開寫作,寫作好的肯定有飯吃。學生不相信,我說,那我就打個樣給你們看看。2006年,我又撿起了特稿寫作,在家庭雜志發(fā)十來篇特稿,其中三篇頭題,稿費收入十多萬元,還獲得家庭雜志獎勵的一輛車。

  報告文學《天使在作戰(zhàn)》就是在這年創(chuàng)作。新世紀后,醫(yī)療腐敗越來越嚴重了,越來越難以遏止了,相當一部分“白衣天使”墮落成“吃人”的“白醫(yī)魔鬼”,病人憤憤地說:“十個劫道的,不如一個賣藥的。”哈爾濱出現(xiàn)“天價醫(yī)藥費”,沈陽出現(xiàn)“敲骨吸髓”等讓人驚恐不安的事件?床≠F,看病難成為三大社會問題之一,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說,他最為痛心的是“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y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

  救死扶傷是醫(yī)生的天職,醫(yī)生怎能欺騙和敲詐病人?我的母親是醫(yī)生,我的伯伯和姑姑是醫(yī)生,我姨也是醫(yī)生。我的母親是婦產科醫(yī)生,出診時總是和顏悅色,百問不煩,病人都說,“羅大夫人好,態(tài)度好。”記得7歲那年的數(shù)九寒冬,我和5歲的弟弟趁媽媽午休回家的功夫跑到離家兩三里的嫩江去玩。我第一次見到冰窟窿很好奇,跳了下去,沒想到水漫上來,棉褲浸透了,好不容易才爬上來;氐郊,見房門緊鎖,媽媽去上班了。我和弟弟去醫(yī)院找媽媽,棉褲凍硬了,兩條腿像僵硬的棍子,行走時相互摩擦著,“嘩啦、嘩啦”地響。到了醫(yī)院,我站在走廊,讓弟弟去找媽媽,棉褲上的冰化了,水流在地上。媽媽出來了,把鑰匙給我,讓我和弟弟回家。我很失望,媽媽為什么不把我送回家,給我換上衣服?后來,媽媽說,在醫(yī)院媽媽只能屬于病人,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F(xiàn)在的一些醫(yī)生把錢放在第一位,病人被放在第N位,怎能看好病,又怎能讓病人放心?

  我想寫一篇揭露醫(yī)療腐敗的特稿,可是采訪誰,誰能說得清楚?醫(yī)療是門專業(yè),而且分得很細,內科的不見得清楚外科的事,外科不見得清楚眼科的事,眼科不見得清楚婦科的事,婦科不見得清楚性病科的事……病人就更不清楚了,猶如一大群文盲,被人賣了還感恩不盡地在賣身契上摁手印呢。真正了解醫(yī)療腐敗的是內行,是內部的人,是醫(yī)院的領導和相關科室的醫(yī)生和護士,可是他們有的是醫(yī)療腐敗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有的即便沒得到利益,也不愿意揭露行業(yè)內的“潛規(guī)則”,不愿“犯眾怒”。

  2006年年初,家庭雜志社的編輯楊立平約我寫一篇特稿,讓我去上海采訪陳曉蘭醫(yī)生。我上網查一下,陳曉蘭原來是上海市廣中地段醫(yī)院理療科的醫(yī)生,她在9年前發(fā)現(xiàn)所在醫(yī)院用假冒偽劣醫(yī)療器械為病人治療,向虹口區(qū)紀委實名舉報,結果兩次被迫下崗,失去了工作。謀財害命的商家、用假器械對病人進行假治療的醫(yī)院沒受到應有處罰,舉報者卻被迫下崗了?為什么好醫(yī)生像過街老鼠,唯利是圖的醫(yī)生春風得意,是法律出現(xiàn)漏洞,還是執(zhí)法部門出現(xiàn)問題?

  父親經常對陳曉蘭說:“在英語中醫(yī)生和博士是同一個單詞。你要經常反思自己的醫(yī)德和醫(yī)術是否配得上這一稱呼!彼母改付籍厴I(yè)于圣約翰大學,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陳曉蘭在父母的支持下,屢戰(zhàn)屢敗,不屈不撓。8年抗戰(zhàn)取得最終的勝利,陳曉蘭8年32次進京上訪,僅國家藥監(jiān)局局長接待日就去過9次。別人上訪是為自己的利益,她為的是全國的病人。

  有關陳曉蘭的報道打動了我,可是怎么找到她呢?她下崗了,原單位不可能告訴她的聯(lián)系方式,打電話給報道過陳曉蘭的記者,又遭到回絕。這怎么辦?我只得上網搜尋,功夫不負有心人,居然搜到陳曉蘭家的電話號碼。我喜出望外,急忙把電話打了過去,聯(lián)系上了陳曉蘭,卻被拒絕了,她說她很忙,沒時間接受采訪。

  “我知道您忙,僅占用您半小時時間,您看可以么?”我對陳曉蘭說。我畢竟有20多年的采訪經驗,知道見了面就好辦了。陳曉蘭猶豫一下,接受了。春節(jié)過后,我就坐最早的一趟火車去上海采訪。下火車坐地鐵,轉公交車,在小區(qū)門口跟陳曉蘭見了面。陳曉蘭穿得挺隨便,卻有著知識女性所特有的氣質。我跟陳曉蘭去了她家,原想采訪三四個小時,結果卻早晨8點多鐘聊到中午,又從中午聊到晚上五六點鐘。中午到外邊餐廳吃飯時,她說什么也不讓我埋單。她下崗了,沒有經濟收入,讓我內心不安。她一再跟我解釋,海外親戚不斷寄錢給她,吃飯是不成問題的。

  回杭州后,一篇五六千字的特稿很快就完成了,卻意猶未盡,有了創(chuàng)作報告文學的沖動。我打電話給《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問他對這個選題是否感興趣。曉升表示,有興趣,趕快采寫!于是,我再次去上海采訪陳曉蘭。隨著采訪的深入,我發(fā)現(xiàn)醫(yī)療器械領域的腐敗是從上到下的,上到國家藥監(jiān)局局長、醫(yī)療器械司司長,下到地段醫(yī)院院長和醫(yī)生,《北京文學》能發(fā)么?別白忙活。在返杭州的火車上,我給曉升打電話問,這么敏感的稿子能發(fā)么?曉升當即表態(tài):“發(fā),第6期頭題!”

  報告文學《天使在作戰(zhàn)》發(fā)表后,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新中國60年優(yōu)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這部作品被收入《中國優(yōu)秀報告文學讀本》、《中國文庫·1949-2009報告文學選》、《中國新世紀寫實文學經典》《21世紀報告文學排行榜》等近十種報告文學選,陳曉蘭醫(yī)生被評為“影響中國醫(yī)改進程的二十人”之一、央視“全國2007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年感動中國人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讀到《天使在作戰(zhàn)》,讓人們了解真正的天使和“正版”醫(yī)生。

  劉斌:您因為《天使在作戰(zhàn)》這個稿子獲得了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評委給予這篇矛頭直指醫(yī)療腐敗的作品的評語是:“《天使在作戰(zhàn)》充分體現(xiàn)了報告文學的戰(zhàn)斗性,對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敢于秉筆直書,涌現(xiàn)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毙氯A社報道說,朱曉軍教授一舉創(chuàng)造了全國高校在職教師和業(yè)余文學作家首獲此殊榮的兩項紀錄,并稱您為“兩棲教授”可以說,社會各界對您和您的作品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得知您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朱曉軍:接到評獎辦公室的電話,說我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時,我感到特別意外,隨之而來的是激動和感奮。我認為獲獎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這部作品的主人公陳曉蘭,我不過是個記錄者而已。

  這一獎項也是授予報告文學這一有著責任感、使命感和勇于擔當?shù)淖骷胰后w的。報告文學是來自時代前沿的報告,既要高瞻遠矚,又要有憂患意識和戰(zhàn)斗精神。報告文學似乎天生就是一種富有戰(zhàn)斗性的文體,報告文學寫作者應該學習魯迅,要有魯迅那樣的硬骨頭,要敢于斗爭,決不妥協(xié)。

  報告文學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寫作方式。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報告文學作家要用良心寫作。

  劉斌:《天使在作戰(zhàn)》是您的第四篇報告文學,前三篇是《汗血凝華》、《大荒羈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和《讓天說話》,這三篇都正能量的,是“歌功頌德”的,您的寫作是如何從歌功頌德的《讓天說話》到具有戰(zhàn)斗性和批斗性的《天使在作戰(zhàn)》的?另外,《讓天說話》是您的一部重要的作品,能不能講一下創(chuàng)作過程和感受?

  朱曉軍:您準備得很充分,提問得太好了,許多記者采訪我時都是從《天使在作戰(zhàn)》談起,我也很少跟他們提起那前三篇。

  《汗血凝華》是正面的,是“歌德”的,《大荒羈旅》也是,寫的都是小人物。寫《大荒羈旅》是打抱不平,知青文學僅有兩部分,一部分反映的是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苦難歲月,另一部分是知青返城后的尷尬和無奈,卻沒人寫留下來這些人。我認為對返城知青來說,知青生活僅僅是人生的一段經歷,留下來的知青卻是永遠的知青。于是,我就一次次跑到北大荒去采訪,記得一次在建三江采訪時,一位上海知青紅著眼圈,舉起酒杯說:“朱記者,感謝你還記得我們,你不來連我自己都忘了自己還是個知青。你隨意,我干了!彼B敬我三“缸子”。北大荒人說的“缸子”,指的是玻璃缸子,也就是喝水用的玻璃杯。一缸子三四兩酒,還是60度的,他喝有1斤多酒。

  《讓天說話》是在2002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約兩三萬字。這是一篇不同尋常的歌功頌德的作品,這是我的筆第一次從小人物轉到領導干部上,寫的是一位正廳級官員——雞西礦務局長趙文林。這部作品猶如一枚道釘釘在我記憶的深處,13年過去了,依然那么疼痛,那么不安。本想寫一部長篇,卻沒寫出來,讓我深為遺憾,采訪到的許多珍貴素材和資料沒寫進去。我感到特別對不住趙文林,對不住他的夫人,對不住溫振江和數(shù)十位采訪對象。

  溫振江是雞西礦務局紀委書記。2006年9月18日,“6.20礦難”已過去快三個月了,我第三次到雞西采訪。礦務局宣傳部副部長劉維久給溫振江打電話說,有位叫朱曉軍的記者要采訪他,他一口就回絕了。劉維久講了兩點采訪他的理由:“一是這個記者寫過《“6.20礦難”,第一責任人的悲情人生》,發(fā)表在《家庭》雜志上,社會反響很好;二是劉杰茹建議他采訪你。”

  溫振江是趙文林的支持者,他們兩人關系不錯,劉杰茹是趙文林的夫人。

  溫振江說,好,這個記者我見,我請他喝酒!

  我們是在礦務局的餐廳見面的。溫振江年過半百,面色黝黑,敦敦實實,落座后就一邊倒酒,一邊說道:“我讀過你的《‘6.20礦難’:第一責任人的悲情人生》,寫得真實,寫得好!我今天以個人的名義請你喝酒……”

  他將盈盈的一杯酒遞過來,盛酒的不是酒杯,是喝水用的玻璃杯,那杯酒起碼有三兩。我眼睛盯著那杯酒,很打憷,這杯酒下去,也許就鉆到桌子底下了,卻沒吱聲。

  他又抓過一個玻璃杯,繼續(xù)倒。秘書過來,趴在我的耳邊小聲地說:“朱記者,很抱歉,溫書記不能陪你喝酒!辈豢鞆奈业男念^閃過,這什么意思,難道這酒讓我自己喝?溫振江和他的秘書在一邊看我怎么醉倒,怎么鉆到桌子底下?“溫書記查出了癌癥,醫(yī)生說他是不能喝酒!泵貢诱f說。

  我吃驚地望著溫振江,說道:“溫書記,你就不要喝了,下午還要工作,我自己喝,不是有那么一句話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溫書記可能聽到了秘書說的話,還沒等我勸就說:“不行,今天這酒我要喝!”斬釘截鐵,不容商量。他把那杯酒倒?jié)M,端起來:“你說趙文林好,不行;我說他好,也不行。百姓是天,讓天說話!”

  “好,太好了,讓天說話,我的這篇報告文學就叫‘讓天說話’!”我激動地說。

  話越聊越投機,酒越喝越多,我勸溫振江少喝點兒,別傷身體,他也是性情中人,哪里勸得?那杯酒不知不覺喝沒了,倒上再喝,喝沒再倒,到底喝了多少酒,我已沒數(shù)了。我不由想到還有三天就是中秋節(jié)了,“6.20礦難”的124位遇難者的家屬將舉頭望明月,家里難團圓,這個節(jié)怎么過?

  溫振江說,我明天請劉杰茹吃飯,你來作陪。

  我說,不,我來一趟不容易,我來請客你作陪。

  溫振江跟我爭來爭去,他說,他僅在趙文林的告別儀式上跟劉杰茹見過一面。事后,他讓部下多次看望她。他說,“趙文林走了,我們不能忘記他,要照顧好他的老伴兒……”

  我們一醉方休,怎么分手的都記不得了,僅記得第二天請劉杰茹吃飯。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溫振江的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溫書記昨天喝多了,今天沒起來,晚上請劉杰茹吃飯的事暫時取消。

  趙文林是英雄,悲情英雄!2000年,他由副廳升為正廳,派到雞西礦務局當局長,接到任命那天深夜,劉杰茹聽到哭聲,開燈一看,趙文林抱著枕頭哭著。她問他怎么了,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他這才說出去雞西的事。

  雞西礦務局是占地數(shù)千平方公里,擁有14個煤礦,46萬職工和家屬的特大國有企業(yè)。在鼎盛時期,年產量高達2000萬噸,雄居全國第二。20世紀90年代,它衰落了,成為“天下第一窮”的礦務局,總資產59億元,負債率高達98%,所剩資本金還不足3億元,累計拖欠職工工資就高達3.7億元,平均拖欠18個月,最長的達48個月!1997年至1998年,千人以上的上訪平均1.4天1次,1999年4月19日,數(shù)千礦工和家屬阻斷了雞西的鐵路與公路,導致交通中斷44小時,震驚了黨中央和國務院。

  有人說,老趙哪里去當局長,還是坐在火山口上;還有人說,老趙不是去當官的,而是受難的。礦工拿不到工資,有經驗的跑出去打工了,煤礦為維持生產不得不從招一批農民工,這些人不僅沒有經驗,還不懂安全生產,井下瓦斯?jié)舛瘸瑯税踩到y(tǒng)就會報警,這時礦工就要停工,返回井上,如繼續(xù)生產將會斷電,對礦工來說,停產就沒有工資,這井就白下了,為了不斷電,有的農民工就用黃泥把瓦斯的探頭糊上。還有,瓦斯遇到明火就會燃燒,井下就會爆炸,有的農民工居然膽敢在井下吸煙……

  難道趙文林不清楚雞西礦務局的危情么?當過七八年安監(jiān)局長,是位經驗豐富的煤炭安全生產專家,他心里十分清楚雞西是高瓦斯井,每天有10萬礦工在井下,哪怕有一個礦工不注意安全生產都有可能引發(fā)導致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特大礦難,作為礦務局一把手的他就是千古罪人!

  “文林哪,不行咱就別去了!”劉杰茹勸道。

  “省委這樣信任咱,把46萬人吃飯的擔子交給了咱,咱就是豁出一切拼它一回……”

  趙文林這輩子坎坎坷坷,他34歲就當上了礦長,創(chuàng)下全國薄煤層開采的最佳業(yè)績。提副局長時,局長說,你反正要到局里來了,把礦里那幾處門市房交給局里吧。他堅決不同意,“那是礦里的財產,我交出去了,能對得起那幾千職工嗎?”從早晨談到中午,趙文林說什么也不答應,局長惱了,你還沒當副局長就這樣,要是當上了還不知誰管誰呢,把茶杯摔了。趙文林也火了,憑什么我到局里來就得把礦里資產帶來,難道調你去煤炭部,你還得把礦務局的辦公樓帶去?他把茶杯也摔了。他這一摔,不僅要到手的副廳沒了,還被調去管安全,七八年后才提為副局長,名譽上是第一副局長,卻領著一群分流人員去開荒種地。幾年后,他又為礦務局參與投資建的水庫跟副省長發(fā)生爭執(zhí)。上面要收上去,他堅持不同意,副省長氣憤地說,我要是分管煤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趙文林撤掉。

  有人說,老趙不會拉關系,不會走上層路線,不會送禮和跑官,只憑實打實地干,硬碰硬地管,能保住副局長的位子也就不錯了。老趙說,“過一五十一,報啥啥不批”,我都53歲了,一分錢沒花,一份禮沒送,一次官也沒跑,卻提升了正廳。

  他到雞西后,不聽匯報,不進辦公室,一口氣下了15天井,發(fā)現(xiàn)了雞西礦務局存在的安全隱患大、事故率高、采掘失調等12個重大問題,他說,領導必須沖在第一線,“從今往后,不僅井長要下井,礦長要下井,礦黨委書記要下井,副局長和局長也要下井,副局長不得少于15天,局長不得少于12天,礦長和礦黨委書記不得少于18天……”

  他在自己的日記上寫道:“礦工的吃飯重如山,礦工的安全大如天!薄叭矣冢褐矣邳h,忠于礦工,忠于職守。”他堵住轉賬漏洞,采取陽光下操作,遏止了腐敗,許多人對他恨之入骨;煤礦發(fā)生瓦斯燃燒事故,他把皮包和手表交給局辦主任,換上防毒作業(yè)服,親自下井救火,有人說:“局長,你在這里太危險!”他說:“我危險別人就不危險么?生命對你對我不都是一樣的么?”

  遇難后,妻子發(fā)現(xiàn)他辦公桌的抽屜里居然有1.38萬元的餐費發(fā)票。她蒙了,文林是局長啊,單位請客也輪不到他去結賬,個人也沒必要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請這么多客啊?他的司機告訴她,他個人請過許多客,哪個在礦工干得好,他以個人的名義請客;哪個采煤隊產量高,他請客。他任局長的第一年,十幾個煤礦的產量都上去了,他高興得要請20多個礦長和礦黨委書記喝酒。聽說局長請客,有人提出去雞西最好的飯店,點高檔菜,喝茅臺酒。酒喝完了,他把包遞給局辦主任:“替我把賬結了。”

  “局長,怎么是你結賬?”20多位礦長和書記瞪大眼睛問。

  “我請客,我不結賬誰結賬?”

  “局長,算了,這頓飯我們結吧,哪個礦還報銷不了這筆錢?”

  “不行,我請客哪能讓別人埋單?”

  出了飯店,礦長和書記都拍大腿:“也不知道局長個人埋單哪,要知道上這么高檔的飯店,點那么貴的菜,喝茅臺酒干什么,咱也不是沒吃過,沒喝過!

  “啥也別說了,回去好好干工作,把產量搞上去吧!

  每月下12天井,這是他給自己定的指標,他卻每月下18天井。他已53歲,下井回來已筋疲力盡,爬上7層的辦公室已兩腿發(fā)軟。有人勸他坐電梯上去,他卻說:“產量實現(xiàn)1000萬噸,我再坐電梯。”在他的領導下,雞西礦務局發(fā)生了變化,產量提高了,經濟效益上去了,可是就在要走出困境時,城子河煤礦發(fā)生了瓦斯爆炸,正在井下檢查工作的他遇難了。

  他出殯時,雞西百姓空巷相送,街頭扯著:“好官,你連早飯都沒吃,怎么就走了?”

  “八百天,你下六百天井,好好休息吧!”

  局機關一位54歲的處長掩淚寫道:“來生你當局長,我還跟你干!”

  跟他搭過班子的領導揮毫寫下:“高德高望高品格,好官好友好大哥!”

  一位礦工的女兒打電話給父親:“爸,這個月少給我寄100元生活費吧,你代我給趙文林買籃菊花送去!痹诒本┳x大學的她哭著說,每逢父親寄來的生活費,她就想起趙文林。礦區(qū)每年有800多名礦工的子女考上大學,可是許多家庭供不起。有位礦工的孩子告訴爺爺:“我考上大學了!”沒想到,爺爺給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誰讓你考的?你考上了,誰供你?”孩子的父親死在井下,母親離家出走,靠爺爺那點養(yǎng)老金讀完了高中。爺爺打完就后悔了,抱住孫子放聲大哭:“孩子爺爺對不起你……”

  趙文林來后,他說,企業(yè)再窮也得讓礦工的孩子讀書,從有限的資金中擠出60萬元,還把雞西市獎勵礦務局領導班子的5萬元錢捐獻了出來。

  趙文林遇難后,從他的包里發(fā)現(xiàn)三樣東西,寫滿心得體會的《共產黨宣言》的單行本、寫滿旁注的安全作業(yè)規(guī)程,還有一份他的就職發(fā)言稿。他的司機說,這是他讀的第N本《共產黨宣言》,他一次買好多本,當所有空白處都寫滿心得后就換一本,就職發(fā)言稿也換過多次,他要提醒自己對礦工們做出了哪些承諾。

  趙文林的妻子劉杰茹非常相信我,將他到雞西兩年多的日記借給了我,足足有好七八本。我從日記上了解到,趙文林對黨內腐敗深惡痛絕,甚至有過失望,有過困惑,一度想通過佛教來尋找安慰,最后回到共產黨的起點,在《共產黨宣言》上尋找到了精神支柱。

  雞西礦務局的員工認為,他是雞西幾十年來最好的局長,要求追念他為革命烈士,成立趙文林先進事跡寫作組……

  可是,他是礦務局長,是“6.20礦難”的第一責任人,對那123位遇難者負有責任。

  “6.20礦難”是一場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悲劇遠超過124人的遇難。

  我將《讓天說話》發(fā)在自己的博客上了,一位雞西的讀者留言:“溫振江書記也與世長辭了,好人不長命!”另一位讀者說:“文中所說的趙局長的事跡有些我不知道,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老趙的確是一名真抓實干的好干部,來到雞西800天,下井就有680天,而且經常一天下幾個井。沒有他雞西局早已經破產,50萬人失去生計。當年的情況的確非常慘,我家的一個親屬曾經68個月不開工資;我父親是一名科長,一年拿到手的還不足兩千元……雞西局的產量已經達到了1700多萬噸,隨著進一步擴大,今年可能就能達到2000萬噸!

  我在網上查過,雞西礦務局在趙文林遇難后的第三年走出了困境,是按他設計的路線圖突圍的,F(xiàn)今雞西礦業(yè)集團的總經理仍然每月下井12天。

  克里姆林宮紅墻外有一無名烈士墓,上面寫著:“你的名字無人知道,你的功勛永垂不朽!笔郎嫌性S多無名烈士,他們跟有名的烈士一樣偉大。趙文林不是烈士,在雞西人心目中,他是永垂不朽的。我認為,給那些被歷史忽略的好人樹碑立傳,這是報告文學寫作者的責任。

  劉斌:您的另外一篇重要作品《讓百姓做主》是篇農村題材,而您一直生活在城市,沒有農村生活體驗,又沒有農村的親屬,怎么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這篇作品是如何創(chuàng)作的?

  朱曉軍:這個選題是李炳銀老師給我的,我當時挺猶豫,怕自己寫不好。我不僅敬佩炳銀老師在文學理論的造詣,也深信他對選題的判斷力,所以沒有放棄。

  第一次去金華采訪時,我心里一點底也沒有,過去沒有采訪過農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們打交道。經過接觸才知道農民是純樸的,熱情的,是容易交往的。我不僅結識了在城里經商的年輕村民,如廖祥海、張林軍、余根基等人,還接觸到了像鄧士根那樣的年過半百的村民。

  對炳銀老師看好的這個選題,我下了一番功夫,先后去金華采訪不下六七次,整理出來的文字有幾十萬字,還拍了大量的圖片。初稿完成后,修改了三四遍,最后一遍是存放數(shù)月后修改的。

  劉斌:《讓百姓做主》這部作品直面社會現(xiàn)實,揭示了百姓十分關注的敏感問題,反應的社會實質是什么?

  朱曉軍:這部作品寫的是浙西金華一偏僻小山村,叫琴壇。這個村子我去采訪過多次,它就像那個名字那么優(yōu)美,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它海拔高達1000多米,地勢較高,山勢險峻,在當?shù)赜小靶∥鞑亍敝Q。村里平地稀少,房屋都建在山坡上,站遠處看去房屋一層層的,像拉薩布達拉宮似的。可惜的是它像分糖果時溜出去的孩子被現(xiàn)代遺忘了,在經濟發(fā)達的浙江,像別墅小區(qū)似的村莊隨處可見,可是琴壇村卻像上世紀80年代似的一片破舊的土屋。村民靠茶葉和高山蔬菜維生,日子像扎在腰的褲帶勒得很緊。窮像根鞭子,把村里的青壯年往城市趕。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去了金華市區(qū),或經商,或打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孩子。

  2009年10月下旬,經民選當上村主任的鄧士明沒經村兩委討論,沒經村民代表大會通過就將一條穿村而過的龍?zhí)断o了金華的老板搞旅游,承包期為28年,每年1.6萬元。那老板在其他村還承包一段龍?zhí)断,每年的承包費為16.66萬元。在城里做生意和打工的年輕人一聽就不干了。

  “農村自治不等于村主任自治,龍?zhí)断谴謇飪H有的集體資源,他憑啥擅自承包出去,而且承包價還不到其他地方的十分之一?”年輕人“殺”回村子,要求鄧士明廢止合同,收回龍?zhí)断?/p>

  鄧士明斷然拒絕。最后,年輕人在金華市成立了同鄉(xiāng)會,啟動了罷免程序,罷免鄧士明,于是一場圍繞罷免與反罷免而展開的驚心動魄的斗爭拉開了序幕……

  這部作品在《北京文學》2011年4期發(fā)表后,不僅《光明日報》《深圳特區(qū)報》《錢江晚報》等主流媒體推介,《羊城晚報》《青島日報》《人民網》《鳳凰網》《文匯報、新民晚報網》《網易》《北方網》,以及《村委會主任》月刊等數(shù)十家媒體連載,而且許多影視公司找上門來,洽談影視劇改編權,福建省著名編劇薛偉強先生將它改編成三集廣播劇《琴壇溪》,榮獲浙江省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獎”和第十二屆中國廣播劇專家獎。2011年,這部作品登上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2012年,獲得第二屆中國短篇報告文學獎……

  報告文學跟小說的不同在于小說的重點是怎么寫,報告文學的重點在于寫什么。這部作品的成功充分證明了李炳銀對報告文學選題的敏感性和判斷力。如沒有炳銀老師給的這一選題,我是不可能取得這么多成績的。

  另外,我也感激琴壇村的年輕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中國農村的希望。中國許多農村都跟琴壇差不多,青壯年都到城市做生意和打工去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帶不到城里去的孩子,連年輕點兒的婦女都很少了,她們耐不住貧窮和寂寞,或跟老公進城了,或自己去城里打工了,耕地撂荒了。村里家家戶戶房門緊鎖,鎖頭早已銹死,房子像年過古稀的老人“彎著腰拄著棍,刮風下雨淌眼淚”,墻體已傾斜,裂著一道道縫隙,甚至雞不叫,狗不吠,給人“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感覺。

  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對農村卻很關注,每當看到這類報道就擔憂,農村以后怎么辦?農民進城了,混得好的在城里或鎮(zhèn)上買了房子,兒女也跟出來了;混不好的也許要等老了,打不了工了,在城里無法生存下去才會回去。農村沒有了年輕人,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發(fā)展和前程。

  出乎意料的是琴壇村的年輕人雖然進了城,卻沒有放棄家鄉(xiāng)。他們說不管在城里生活多少年,即便買了房子和車子,將來也還是要回去的,村主任不經村兩委研究討論,不經村民代表同意就把龍溪灘超低價承包出去,損害了村里的利益,我們不能不管。

  有人叫板:“你們別站著說話不腰疼,罷免了鄧士明,村里老的老,小的小,誰來當村主任,你們回來當?”

  是啊,正因為青壯年大都進城了,所以才讓既沒什么文化,頭腦又簡單,連村民小組長都沒干過的鄧士明當上了村主任。不管怎么說,鄧士明跟那些老年人相比,起碼身體健康,精力充沛。

  鄧士明為什么沒去打工?他是個孝子,為了七旬老母親,他留在了村里。鄧士明人不壞,不大適合當村主任。他有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哥哥在鄉(xiāng)小教書,大弟是監(jiān)獄的執(zhí)法大隊長,小弟是金華一家大公司的副總,哥們幾個只有他沒有離開農村,還是個農民。村委會換屆選舉時,哥哥和弟弟就回村幫他拉票,想讓他當村主任。哥哥對村民承諾,如果士明當選,村委會的方案他負責;小弟承諾,如果二哥當選,逢年過節(jié),他來出錢慰問全村的老人……

  有人說,士明頭腦簡單點兒,想啥說啥,沒有彎彎繞,不過做事實在,敢于較真;也有人說,反正是個窮村,誰當村主任也都沒啥希望,士明要當就讓他當當吧!還有人說,鄧士明根本就不適合當村干部,一是能力比較低,二是做事沒頭腦,三是愛亂講話。

  鄧家在村里威望比較高,鄧士明的父親當過好多年村支書,口碑不錯,遺憾的是英年早逝,四十多歲就沒了。他父親為村里做過不少好事,山上的茶樹就是他父親帶領鄉(xiāng)親們種的,村民至今還在受益。鄧士明參選時,村里許多年輕人幫著拉票,否則他也不會順利當選。

  村民擔憂把鄧士明罷免了,有可能讓六七十歲的老人來當村主任,他們三天兩頭鬧病,那還不如鄧士明呢。最終,在城里做生意的年輕人呼吁:大家站出來讓村民選,挑選上誰誰回村當村主任。最后,在金華做物流生意的張榮海當選為村主任,放棄在金華的生意回村了;兩年后,在金華做模具生意的廖祥海當選為村支書,放棄了年收入20多萬元回村了……

  被罷免的村委會主任鄧士明也不是壞人,我每次去采訪他都給予友善幫助!蹲尠傩兆鲋鳌吩凇侗本┪膶W》發(fā)表后,我又去了幾趟琴壇村,他還領我去山里采訪過。說實話,他這人純樸厚道,有啥說啥,絕不藏著掖著,這既是他的優(yōu)點也是他的短板。一次,我見他穿件白色短袖襯衫,坐在樹蔭下,言談舉止居然有點兒文化味兒。我開玩笑地說,你比過去更像村主任了。

  他笑了,跟我講一番自己對村莊發(fā)展的想法,以及對琴壇村未來的關心,這人還滿可愛的。

  劉斌:您給我講講寫這個稿件時的采訪經歷?

  朱曉軍:這篇報告文學采訪比較順利,我接到炳銀老師的電話后,查到箬陽鄉(xiāng)政府的電話,打電話找到了鄉(xiāng)黨委書記,好像姓金,然后就趕到金華去采訪。我第一次去金華,下車后就找不到北了,鄉(xiāng)委副書記把我接到了賓館,找來要采訪的村黨支部書記鄧士根,村支委廖祥海、余根基,還有村民張林軍等人。這是我第一次采訪農民,除鄧士根之外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最年輕的是廖祥海和張林軍,才二十多歲。

  采訪中遇到最頭痛的事是村民的表達非常不準確,鄧士明把龍?zhí)断邪鋈ィ械拇迕駞s說他把溪灘給賣掉了;鄧士明為查賬花掉幾千元的旅差費和誤工費,有的村民卻說他花掉幾萬元,甚至是十幾萬元……我很較真,他們說了,我就得認真調查核對,可是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都弄不清誰說的對。后來,我發(fā)現(xiàn)村民表達的是一種感受和情緒,并非真實的數(shù)據(jù),于是我在文中寫道:“罷免村主任的消息早已像深秋的落葉刮得滿村都是。落葉是沒有生命的,飄落時多大就多大了;傳聞生長在舌頭上,是活的。傳聞在村東頭是松針的話,嘩啦嘩啦地到村西頭就可能變?yōu)榱税驼拼笮〉奈嗤┤~。村民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是豐富的,他們不追求準確,追求的是生動,追求的是如何表達自己感受與情緒。他們說鄧士明花掉幾萬的旅差費和誤工費,說的不是花掉了一萬元、兩萬元,或者三萬元,那是說他花掉很多錢,那可能是三五千元,也可能是六七千元;他們說鄧士明把龍?zhí)断o賣了,那也不是真的,而是表明他們對他的做法表示不滿和反對!

  第二次去金華是我在溫州參加浙江省報告文學年會后去的,我在會上結識了金華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王槐榮,于是跟他去了金華。王槐榮是“紅二代”,老父親當過金華軍分區(qū)的司令。在他的介紹下,我認識了婺城區(qū)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李英。琴壇村恰恰又是婺城區(qū)的,李英陪我去采訪,并提供了許多幫助,于是我提出與他合作。

  劉斌:《“烏坎事件”調查》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北京文學》以頭題發(fā)表,并在封面刊登您的漫畫,請詳細談談采寫“烏坎事件調查”的艱辛和幕后故事。

  朱曉軍:這是一部寫得最慢,耗時最長的作品,甚至讓我抓狂,若不是楊曉升支持,師力斌鼓勵也許就放棄了。這個選題跟《讓百姓做主》一樣,并不是我自己找的。2012年3月,我去北京出差,到北京文學看望了楊曉升,又去看望了師力斌。師力斌是北大的博士,任北京文學副主編和報告文學欄目的責任編輯,我們交往了多年,他不僅學識淵博,人也特別好。一見面他就問我看沒看過有關“烏坎事件”的報道。我看過,不過沒往心里去。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選題,你應該寫。他說一番對這個選題的看法,我一聽就熱血沸騰了,跑到曉升那請纓。曉升是不大贊同我寫的,可能擔心我去粵東采訪,人生地不熟,連句粵語也聽不懂,會困難重重?墒,我態(tài)度堅決,他也就答應了,并提出給我報銷往返的機票和住宿費。

  第一次去烏坎,我是跟同事廖衛(wèi)民一起去的。衛(wèi)民是浙江大學傳播學專業(yè)的博士,對“烏坎事件”也特別有興趣,想進行田野性調查,做傳播學方面的研究。廖衛(wèi)民性情溫和,儒儒雅雅,個子不矮,看上很壯實,跟他同行或多或少會踏實點兒。我們從杭州飛往深圳,然后坐大巴去陸豐,再坐出租車去烏坎。進烏坎時,夜幕已經落下,我沒問廖衛(wèi)民有何感受,我或多或少有點兒緊張。

  去烏坎前,我通過微博聯(lián)系了被稱為“烏坎宣傳部長”的張建興。他是一位年僅21歲的男孩,在“烏坎事件”中,他緊緊跟隨被稱之“烏坎靈魂”的林祖鑾(又名林祖戀)。他把我和廖衛(wèi)民安排在村民的家里,我們在那住了五六天。那時,烏坎村委會重新選舉剛結束,當選的都是“維權骨干”。我先后采訪了“烏坎事件”的一號人物林祖鑾,二號人物、曾擔任村民代表理事會會長的楊色茂,以及在“烏坎事件”中被捕的年輕村民莊烈宏、洪銳潮、張建城。林祖鑾當選為村黨總支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當選為村委會副主任,莊烈宏和張建城當選為村委委員,我還采訪了二十來位村民。

  劉斌:您的《高官的良心》從采訪到出版僅一年,為什么《“烏坎事件”調查》寫三年之久?

  朱曉軍:我先后去過烏坎三次,采訪過數(shù)十人,這并非寫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分析、思考和觀察與等待。

  2011年以后,我的寫作速度陡然慢了下來,而且越來越慢!陡吖俚牧夹摹肥2010年寫的,寫作的速度還可以,僅用半年的時間就完成了,30來萬字。寫《天使在作戰(zhàn)》還要快,4萬多字幾乎一氣呵成,僅用一周多的時間。寫作速度慢下來,說實話我很急,自己也在找原因,為什么寫得這么慢,到底慢在哪兒?過去一天寫三五千字,現(xiàn)在怎么僅寫三五百了?我發(fā)現(xiàn)在不論采訪與寫作都慢了下來,采訪時注重深入挖掘,注重人物的感受與情感,注重想法和思維。在寫作上注重對事實的核實、因果關系的梳理,注重因果關系的分析了,慢在對人物的解讀與把握了,過去輕易放過的情節(jié)、細節(jié)、背景,以及人物的情感與感受、內心的沖突、心理軌跡,性格的變化等等,現(xiàn)在不輕易放過了。把這些搞清楚不容易,有時一個細節(jié)就要耗費幾小時,甚至幾天。過去,采訪對象說啥稍微梳理和分析一下就寫了,現(xiàn)在要一遍遍地剖析,他說的是否實情,有多少水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為什么要說假話,想掩蓋什么?同一事件,有時三人會說出三樣,誰說的是真,誰說的是假?采訪對象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有用的,即便是假話,有時也能傳達出真音,要學會從謊話里挖掘出真相。在寫作前,要讀懂筆下的人,讀懂筆下的事,讀懂筆下的背景,要從錯綜復雜的事物中弄清因果關系。

  為什么還要等待呢?我覺得烏坎事件并沒真正落下帷幕,烏坎村民一人一票選舉了村委會這并非結局,事情還在發(fā)展變化著,比如競選時那些“維權骨干”的承諾兌現(xiàn)不了怎么辦,村委會選舉符合村民意愿,可是意愿會變化的,新當選的村委會干部也會變化的,事情沒有結局就沒法看清楚,也無法知道是悲劇,還是喜劇,抑或是正劇,還是鬧劇。

  2014年3月烏坎村委會換屆選舉時,烏坎已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楊色茂、洪銳潮與林祖鑾決裂后,因受賄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和四年,莊烈宏借赴美旅游,公開尋求政治庇護。林祖鑾雖然再次當選村委會主任,不過威望大減,甚至像過街老鼠似的怕遇見人,他說,“遇見人說好不行,說不好不行;說真話不行,說假話更不行,什么話都很難說!庇腥嗽诖逦瘯T口旁掛出“烏坎村委無能,給我滾蛋”等標語,甚至有些村民懷念“烏坎事件”前的村干部,他們說:“老村委什么都好,就是賣地不好;新村委除不賣地,什么都不好。”2015年初,林祖鑾家門上又貼出:“謝絕會客!

  通過這篇作品,我體會到有時是不能求快的,有時需要耐心等待,水落石出,才會真相大白。

  劉斌:用四年的時間寫一篇報告文學,實在是不容易,然而好作品都是“磨”出來的。十年磨一劍,您這四年成一文,肯定是值得的。

  朱曉軍:放在過去,我肯定會認為不值。那時候5000字的特稿,從找線索、采訪到交稿也就一周左右的時間,可以賺2萬元稿費,最低也要5000多元。辛辛苦苦采寫三年,就發(fā)出來一篇6萬字的報告文學,肯定是虧了,而且虧大了。現(xiàn)在不這么看了,不能什么都用錢來衡量,報告文學寫作首先要考慮它的價值和意義,我以后的寫作重點要放在像《讓天說話》《天使在作戰(zhàn)》《“烏坎事件”調查》這樣的選題上。作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寫作時間更有限,即便活到100歲,也就能寫三四十年。不該把寶貴的生命全部奉獻給鈔票,要給自己,給社會,給后人留下點什么,要有使命感,責任感,要敢于擔當,要做些別人不做的“傻事兒”,要做“賠錢買賣”。

  《“烏坎事件”調查》在《北京文學》發(fā)表后,收到北京大學讀者的來信:“讀了《‘烏坎事件’調查》,既解渴又震撼……讀了這篇作品,我不僅知道了這個事件發(fā)生的來龍去脈,還引發(fā)了一系列關于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的思考,尤其是互聯(lián)網時代如何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fā)生,我覺得是我國各級基層干部都必須嚴肅面對、深刻反思的重大課題!

  作家尤鳳偉說:“一口氣讀完朱曉軍的報告文學《‘烏坎事件’調查》,讀后震動而感慨?梢哉f這是我期待已久的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作品。作品通過“烏坎事件”這一滴水,折射出中國繁復現(xiàn)實生活之大景象,發(fā)人深省。感謝作者與發(fā)刊所具令人欽敬的勇氣與社會良知!

  師力斌認為:“朱曉軍的《‘烏坎事件’調查》的確是近年難得一見的重磅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相信會給讀者帶來閱讀震撼!”

  讀到這些,我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這遠比賺幾萬、十幾萬元錢有價值和意義。

  劉斌:您近期在《北京文學》發(fā)表的《快遞中國》是一部力作?爝f已成為國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種方式,但是快遞是怎么產生的,發(fā)源地在哪里,它是如何保證這樣一種速度,怎樣運作發(fā)展的,很多人并不清楚?您抓住了這個令人關注的選題,非常有價值,有意義,請談談創(chuàng)作《快遞中國》創(chuàng)作的來龍去脈。

  朱曉軍:2013年,我陪李炳銀老師去桐廬,桐廬縣文聯(lián)主席董利榮講起“三通一達”——桐廬的一群既沒文化又沒資本的農民走出大山,創(chuàng)辦了申通、中通、圓通和韻達等幾家快遞公司,他們的快遞業(yè)務量已占全國的60%。我大為震驚,又感到慚愧,杭州到桐廬不過一小時車程,我怎么就不知道這事呢?

  我覺得這可以寫篇以中國夢為主題的短篇報告文學,就叫“大山里的中國夢”,發(fā)在《人民日報》上。在董利榮的幫助下,我開始了采訪。誰知采訪剛進行一半就接到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的電話,有一項重要的寫作項目,希望我能承擔。我到浙江這十幾年來,省作協(xié)對我很關照,于是就去寫長篇報告文學《高地》,不過“三通一達”采訪沒停,我的合作者在繼續(xù)采訪。

  劉斌:您近年為什么經常跟別人合作,比如《讓百姓做主》《忠誠是天》《富翁是這樣打造的——對中國母親的批判》《快遞中國——中國農民的夢想與輝煌》?

  這個問題提得好。有人懷疑我是不是獲魯迅文學獎后就不再寫稿,以合作的方式在別人作品上掛名了。其實,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渴望能有一支創(chuàng)作團隊,我研究過群體人才學,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只有合作才能取長補短,實現(xiàn)能量互補,1+1大于2。我時常不自信,覺得作為被文革耽誤的一代,知識結構上存有缺欠,希望通過合作來彌補。

  近年來,我的寫作速度降下來了,過去半年就能完成的長篇,現(xiàn)在要兩年三年。有句網絡語言——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起來。對于圖書出版來說,只有在合適的時間,發(fā)表合適的作品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應。我希望通過合作提高寫作速度,通過合作中實現(xiàn)1+1大于2,提高作品的質量。

  幸虧有了合作者,《高地》殺青時,采訪基本完成,并在學生的幫助下,整理出近百萬字的素材。謀篇布局后,楊麗萍寫《快遞中國》的初稿,我完成了《“烏坎事件”調查》的最后一稿。然后,我們在一起商討后,我作《快遞中國》的二稿,每寫完一章就交給她修改。二稿完后,彼此通讀兩遍,研究一下修改方案,我們又用兩個多月時間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三稿。

  這個項目被選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建明主席給予很高度的評價:“這個題材非常好!這不僅體現(xiàn)了中國農民的夢,也是浙江創(chuàng)業(yè)的典型,是浙江精神的體現(xiàn)。這個表現(xiàn)形式非常有意義,這樣的作品非常好!

  我們壓縮一篇4萬字的中篇,發(fā)表在《北京文學》上,取得不錯的反響,國內幾家報紙有意連載,正在商談。美國舊金山《星島日報》捷足先登已開始了連載!缎菎u日報》是“一份歷史悠久、發(fā)行網覆蓋全球的中文國際報章”。

  這次合作很成功,沒有合作是達不到如此效果的。

  劉斌:請您談一下您對報告文學的文本功能作用的理解?

  朱曉軍:傳統(tǒng)的報告文學有“三性”,即新聞性、文學性和政論性(也有說是批判性或戰(zhàn)斗性)。這“三性”是否需要堅守,如何堅守,這對報告文學寫作者來說,是不得不思考的事情。

  報告文學是搭載著報紙的輪船在中國登陸的。過去的新聞文體只有三種,也就是消息、通訊和新聞評論,報告文學即有新聞性、文學性,又有政論性,對報紙來說是一種“高大上”,深受歡迎。改革開放前,報告文學與通訊的邊界模糊,作者的文體意識也很淡漠,有些作品究竟是報告文學還是通訊,就是專家也難以區(qū)分,如2009年,林韋的《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穆青、馮健、周原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錄》等作品,不僅獲得了“新中國六十年優(yōu)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還被收入《人民日報60年優(yōu)秀通訊選》。

  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報告文學的鼎盛時期,涌現(xiàn)出大量的膾炙人口的作品,一時洛陽紙貴?墒,如今除少數(shù)作品有人翻閱,絕大多數(shù)被遺忘了,為什么?新聞性強,時效性就大,新聞的特點就是“今天是金子,明天是銀子,后天是垃圾”,那些報告文學隨著刊載它們的報紙和舊刊物進了廢品收購站。

  現(xiàn)在的報告文學不再是“輕騎兵”,不在以“尖刀班”形式去后人搭載報刊的列車,而是以“師旅團”,成建制去搭載圖書的馬車,自然會在選題上,敘事方式與節(jié)奏上要有所變化。

  2015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外的報道將她的作品稱之為紀實文學、非虛構寫作,我認為不論對她的作品如何定義,均不影響報告文學寫作者的借鑒。阿列克謝耶維奇創(chuàng)作5部長篇,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40周年時,她創(chuàng)作了《戰(zhàn)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在慘劇發(fā)生15年后,她創(chuàng)作了《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她說:“我不只是記錄事件和事實的枯燥歷史,而是在寫一部人類情感的歷史。人人在事件過程中所想的、所記憶的!

  我認為,既然圖書已成為報告文學的大本營,追逐社會熱點就不再是報告文學的菜了,要將它讓給新聞特稿、深度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報告文學前沿已不再瞬息萬變的前線,而是在相對穩(wěn)定的陣地。報告在報告文學的地位也要隨之發(fā)生變化,報告不再是主角,是靈魂,它將成為平臺,一個反映人的真實情感、真實感受、真實靈魂的平臺。報告文學的采訪難度不僅隨著篇幅變長而加大,而且隨著深度和內涵變化而加強,同時,報告文學作家的使命感、責任感也要進一步加強。寫作的難度將越來越大,投入的時間與精力將越來越多,讀者對真實性和精準性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劉斌:有人認為,報告文學這樣一種文體即將從報紙消失,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朱曉軍:報告文學基本上已經從報紙退出,現(xiàn)在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偶爾發(fā)一篇短篇報告文學之外,其他報紙已經不發(fā)了。全國有2202種報紙,出版有數(shù)千部報告文學相比,聊勝于無。不僅如此,報告文學在期刊也難覓蹤影,全國有近萬種期刊,學術的和專業(yè)的除外也有數(shù)千種之多,可發(fā)報告文學的寥寥無幾,除兩種報告文學期刊——《中國報告文學》、《中國作家(紀實版)》之外,《北京文學》每期發(fā)一篇,最多兩篇,《當代》偶爾發(fā)一篇,再就沒有了。

  上世紀80年代,新聞文體只消息、通訊和新聞評論,出現(xiàn)了報告文學的繁盛。90年代后,出現(xiàn)了新聞特稿、深度報道、調查性報道等文體,它們跟報告文學具有相同的基因——新聞性與文學性,它們的新聞性、節(jié)奏感、敘事速度均比報告文學強,更適合于報紙。它們占領了短篇報告文學的版面,取代了短篇報告文學的地位。短篇報告文學失去載體,也就漸漸消失了。

  報紙并非全然排斥報告文學,當新聞性強,具有震撼力的中篇或長篇報告文學出現(xiàn)時,也會伸出雙臂擁抱一下。如中國報告文學重鎮(zhèn)——《北京文學》受到報紙的關注,《北京文學》刊發(fā)的許多作品被報紙連載與轉載。2006年6月初,《北京文學》第6期校樣上的一篇報告文學引起《北京青年報》的興趣,想要連載。他們兩家在同一印刷廠印制,彼此很熟!侗本┪膶W》同意他們連載,不過要等6月15日見刊之后?墒,《北京青年報》連載的作品將在8日載完,如9日連載其他作品的話,就要等1個多月后才能連載這篇報告文學。最后,在《北京文學》出刊的一周前,《北京青年報》開始了連載。這篇報告文學在《北京青年報》和《北京文學》刊出后引起強烈反響,被《南方日報》《深圳晚報》《大眾日報》《今晚報》等數(shù)十種報紙和期刊連載與轉載,這篇報告文學就是《天使在作戰(zhàn)》。

  在知青上山下鄉(xiāng)40周年時,《北京文學》發(fā)表了《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在家長將孩子成才寄托于名校名師,忽視家庭教育和對孩子獨立生活能力培養(yǎng)的前提下,《北京文學》發(fā)表了《富翁是這樣打造的——對中國母親的批判》;農村民主化進程中,當選的村主任無視村民意愿,他們刊發(fā)了《讓百姓作主》……這些報告文學作品之所能被報紙連載,就是這些作品具有較強的新聞性,所表現(xiàn)的內容是公眾共同需要、共同關注的。

  報紙的連載改變不了報告文學的這種轉場態(tài)勢。我很喜歡“轉場”一詞,我的腦海會出現(xiàn)這么一個場面:大雪紛飛,衰草寒煙,牧民趕著羊群去下一個牧場。報告文學的轉場與牧民有所不同,對牧民來說,季節(jié)變化后,他們還會趕著羊群歸來,報告文學則有去無回,再也回不到過去,回不到上世紀80年代在報刊上的那種繁盛。我們稍微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報紙加載的報告文學是同小說等文學作品放在同一版面的。

  劉斌:報告文學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寫作,要有良知、責任和擔當,要有憂國憂民的大情懷、大悲憫,大作為,要旗幟鮮明,揭示真相,捍衛(wèi)真理,維和公道,推進民主與公平,促進法制建設。報告文學從來不是風花雪月,輕歌曼舞,而是匕首投槍,直指社會假惡丑,所以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品深受人們喜愛,您的作品里充分體現(xiàn)了這些元素,請談談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責任與擔當,公共知識分子寫作的堅守與自覺。

  朱曉軍:美國波士頓市中心的小公園,有六座六層的玻璃塔并肩聳立,塔壁刻有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代號和幸存者的留言,旁邊有座一人高的石碑,上面刻著德國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撰寫的碑文:

  當初他們(德國法西斯)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后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馬丁牧師的懺悔如錐似刃地捅在我們的軟肋,讓我們痛在心上,思在心上,悟在心上。

  自私是人類的天性,不可擺脫。我們在那個荒誕的年代——文革期間,試圖改變過,在墻壁涂寫“大公無私”、“寧愿為公前進一步死,絕不為私后退半步生”;我們“狠斗私心一閃念”,即便是拿了公家一顆螺絲釘,吃了生產隊一根胡蘿卜也要批斗與自我批斗?墒,我們每個人都像馬丁牧師似的,不論父母,還是丈夫、兒女,無辜被批斗,被游街,被暴打,被判刑,被槍殺,不僅不敢作聲,甚至高呼“打倒”,“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為什么?自私、懦弱。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蔽覀兠總人都像馬丁那樣以自私自利出發(fā),以害人害已告終。人類是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動物。人類不能像老虎和雄獅那樣獨步非洲原野,是需要依靠群體和社會而存在的?墒,“馬丁式的自私”,頻頻發(fā)生的無視他人死活的“冷漠”事件是人類生態(tài)的破壞。假如我們祖先要是這樣的話,人類早就滅絕了。

  報告文學寫作者不僅是歷史進程的記錄者,也是參與者。報告文學不僅能記錄歷史,也能干預現(xiàn)實,改變現(xiàn)實。報告文學不僅能歌功頌德,為好人樹碑立傳,也能揭露黑幕,批判現(xiàn)實,追究責任。

  有學者說,報告文學是一種知識分子寫作的一種形式,它是作為社會良知的表現(xiàn)才備受推崇的。報告文學的寫作者不僅要密切關注人類社會的命運與時代的發(fā)展變化,還要富于同情心,體恤社會底層的饑苦;不僅要有良心,有正義感,不為權錢所左右,不見利忘義,還要有勇氣,有魄力,有膽識,有擔當,勇于站出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報告文學寫作者是憂國憂民的,有著醫(yī)生的犀利目光,善于發(fā)現(xiàn)病兆,從繁榮中看到腐敗,從鼎盛中發(fā)現(xiàn)衰敗,從維穩(wěn)中發(fā)現(xiàn)貧富的懸殊,應該看到工人和農民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紅利,有些農民還在貧困線上掙扎,農村一群群光棍窮得討不上老婆,一幫幫孩子被離家出走的母親遺棄在山村;應該看到該分擔改革成本的人卻強占了改革的紅利,弱肉強食仍然存在……

  報告文學的寫作者應該擔當起社會責任,應該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應該有戰(zhàn)士的姿態(tài),勇于沖鋒陷陣。“有錢能使鬼推磨”,可是鬼絕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出來推磨。報告文學可以減少社會的陰暗角落,讓鬼出不來。在社會腐敗面前,報告文學寫作者可以大有作為。在社會轉型期,報告文學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文體。

  劉斌:最后,請談談您目前創(chuàng)作的情況,今后的寫作計劃?

  朱曉軍:我始終認為,作品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履痕和歷程的記載,要想手中的筆不停下來,不僅要自覺地尋找新目標,還要不斷地“還債”,也就是過去因種種原因沒有完成的,把它完成……

  我下一個計劃是完成四五十萬字的《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這是寫了20多年的選題,在我的記憶里,第一次去北大荒采訪知青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今年暑期采訪上海知青、寶泉嶺農場管理局原工會主席周軍岳時,他卻十分肯定地說,我第一次采訪他是在1989年。如此算來已26年。

  這部作品準備在2018年知青上山下鄉(xiāng)50周年前完成。

  朱曉軍簡介:

  朱曉軍,教授、一級作家、編審,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浙江省報告文學創(chuàng)委會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在《北京文學》、《當代》、《中國作家》等期刊發(fā)表作品百余篇,出版有報告文學《一個醫(yī)生的救贖》、《高官的良心》、《讓天說話》等12部,先后榮獲魯迅文學獎、“新中國六十年優(yōu)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和中國優(yōu)秀短篇報告文學獎等獎項,F(xiàn)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學。

  劉斌簡介:

  劉斌,資深媒體人、報告文學作家。作品有《從深圳起飛》、《崛起水晶城》、《深圳一號》、《雪域橫起通天路》、《中國民航年輕機長》、《中國大學生空中小姐》、《名流訪談》等。

  (選自《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2015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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