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也是復數(shù)

——有感于顧桃的“新民族志”電影

　　●若把現(xiàn)代影視生產(chǎn)比作機器紡織錦緞，那拍攝紀錄片相當于手工制作。商業(yè)電影生產(chǎn)為賺錢，必須盡量縮短時間，以減少人吃馬喂；而紀錄片創(chuàng)作則以拍攝時間跨度愈大而愈顯其價值。

　　●顧桃拍攝《犴達罕》的可貴之處在于不是獵奇，而是帶著悲憫之心，記錄社會變遷和人口較少民族文化的命運，引起人們的同情和關注，而同情和關注正是主流社會提供幫助的前提，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部分。

　　“致力于拍攝紀錄影片是一種信仰”，這個觀點是我在訪問英國BBC時，一名新聞官在介紹英國媒體人為何鐘愛紀錄片時講的。若把現(xiàn)代影視生產(chǎn)比作機器紡織錦緞，那拍攝紀錄片相當于手工制作。商業(yè)電影生產(chǎn)為賺錢，必須盡量縮短時間，以減少人吃馬喂；而紀錄片創(chuàng)作則以拍攝時間跨度愈大而愈顯其價值。

　　這個信仰有一種信念在支撐，那就是“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也是復數(shù)”。在“2015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中，獲得中國民族博物館永久收藏金獎后，導演顧桃如是說。

　　我看過顧桃的4部作品：《犴達罕》、《烏魯布鐵》、《雨果的假期》、《敖魯古雅·敖魯古雅》。他獲金獎的作品是《雨果的假期》，而我最喜歡的作品是《犴達罕》。顧桃的作品，我總體稱之為“新民族志”電影。

　　“犴達罕”本是大興安嶺森林中一種體型很大的野生動物，由于生態(tài)破壞和盜獵狂獗，已日漸稀有。在當今中國的電影人中，顧桃正像是氣質(zhì)獨特的“犴達罕”，在“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也是復數(shù)”的信念鼓舞下，堅守著他對紀錄影片的追求。

　　《犴達罕》結束時，主人公維加說：“如果有更文明社會的警察向我開槍，那就開槍吧！”隨后黑屏，可明明聽到一聲槍響，那子彈像是直射我的胸膛，腦子轟的一下也黑屏了，強烈的震撼直達內(nèi)心深處。維加這個才華橫溢的鄂溫克獵人，這個在離開狩獵文明后似乎喪失了方向的“藝術酒鬼”，讓人把他永遠記在了心里。

　　鄂溫克族，尤其是敖魯古雅使鹿部落，當他們置身于劇烈變遷的社會，搬下山來住進新居，離開了世代相襲的狩獵文化，對心靈故鄉(xiāng)的眷戀最為深痛、最難舍難離，其“陣痛”的表達也有些令人撕心裂肺的感覺。他們的內(nèi)心需要理解但還遠未被人理解，體察他們的人文關懷也處于缺失的狀態(tài)……顧桃拍攝《犴達罕》的可貴之處在于不是獵奇，而是帶著悲憫之心，記錄社會變遷和人口較少民族文化的命運，引起人們的同情和關注，而同情和關注正是主流社會提供幫助的前提，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部分。

　　維加的姐姐柳芭，曾是孫曾田拍攝的紀錄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里的主人公。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畫家，在精神流浪中常常醉臥林中甚至馬路上。有一回，她醉臥路旁，恰遇一個高大的蒙古族男子扶起了她，這位男子正是電影導演寧才。再后來，柳芭離世了。這對寧才的心靈以很大的震撼，他立即著手自編自導了一部故事片，名叫《故鄉(xiāng)》。這部影片未能在國內(nèi)上映，但在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得過贊譽。

　　在顧桃的紀錄片中，民族志文獻的描述與呈現(xiàn)的影像都說明：對于一個“根蒂不深、人數(shù)又少”的民族，環(huán)境、文化、酒、人的命運，它們的歷史淵源和不解之緣，是需要我們關注、探討并提出解決方案的。據(jù)有關調(diào)查顯示，鄂溫克等族獵民在移民下山后，因飲酒過度而導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比例是過高的。一個狩獵民族飲酒的習慣一定與自然環(huán)境寒冷、嚴酷有關，與狩獵生產(chǎn)方式、宗教信仰有關，與生活的單調(diào)和精神苦悶有關，也與祖輩家庭影響、社會人際交往的需求有關。當然，文藝創(chuàng)作不適宜放大悲慘，而應當通過審美的構建和完成，以珍惜的態(tài)度去解讀其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靈魂密碼，體現(xiàn)作者的人文情懷。

　　作為一個生活在北京的滿族藝術家，顧桃的追求是難能可貴的。他的作品當下是小眾，今后仍會是小眾。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他所承載的“復數(shù)”是人類大家庭成員之間關愛的厚度，是代表著一個文明古國大眾應有的審美高度。

　　這一點，法國有些讓人嫉妒：他們的孩子，會一群一群地圍坐在博物館放映廳里，認真好奇地觀看年代久遠的黑白紀錄影片。更不要說藝術院線的影廳，總有著固定的觀眾群。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15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曾放映一組紀錄片：上世紀初由英國人類學家拍攝的《森林人》，上世紀中期的中國紀錄片《鄂倫春族》和本世紀初的《山神》等，這些縱跨一百年的一個民族歷史文化變遷的珍貴影像，即便是贈票也鮮有人前來觀影。這也從一個方面深刻地說明：一個民族的復興是需要文化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