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藝學要有“中國創(chuàng)造”

　　世界各民族的文學藝術，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的特征。既要研究各國文藝的共同點，也要研究各自的不同特征。

　　我們的文藝學教科書，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和前蘇聯的文藝學體系而構建起來的。我以為，我們首先要研究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文藝的發(fā)展歷程和它的特殊規(guī)律，參照西方的學術成果，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自己的文藝學。

　　中華文學和西方文學有諸多不同點，其中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西方文學以拼音文字為載體，中華文學以方塊文字為載體。漢語一字一音，有四聲、平仄，有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義，等等，由此產生了種種與西方不同的表達方式，也產生了一些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學品種。譬如運用諧音字，就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很獨特的手法。劉禹錫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就是運用諧音字表達愛情的千古絕唱。又如楹聯，乃是我國所獨有的一種藝術形式。自唐宋以來，楹聯在中國老百姓中十分普及�！扒чT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每逢過年，幾乎每家都要貼春聯。中國的詩詞歌賦中有對有聯，西方就沒有。那么，楹聯算不算文學？我們的《現代漢語辭典》文學條目是這么寫的：“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根據這個定義，楹聯可以歸入哪一類？恐怕哪一類都算不上。所以，現代教科書上的文學概念，基本上是根據西方流行的文學品種概括出來的。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駱賓王的《討武瞾檄》，當然可以勉強歸入散文，但和新文學中的散文是很不一樣的�！冻鰩煴怼肥侵T葛亮寫給劉禪的奏章、《討武瞾檄》是駱賓王為徐敬業(yè)寫的告示，按照教科書的文體分類，它只能算公文、應用文，不能算文學。

　　《現代漢語詞典》的“藝術”條目是這么寫的：“用形象來反映現實但比現實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包括文學、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曲藝等”。這里，把曲藝包括進去了，這是很大的進步。但沒有書法。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沒有書法。文藝學教科書，解釋得了荷馬史詩，解釋得了希臘悲劇，卻解釋不了類似書法、楹聯這樣的中華文藝。許多文藝品種都以“形象地反映生活”為追求目標，但中華文藝中亦有很“另類”者。譬如書法，雖以象形文字為書寫對象，卻并不追求再現生活中的具象。繪畫講究“酷似”，書法則追求氣韻，追求“精、氣、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猛烈批判了我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它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民主科學精神是十分可貴的，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存在著嚴重的形而上學，對傳統(tǒng)文化有片面否定的傾向。在批判傳統(tǒng)文化的時候，一些人把矛頭指向漢字，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后，根子在于語言的不科學，出路就在于廢除方塊字，實行漢字的拉丁化、拼音化。不論胡適這樣的右翼文人，還是魯迅、瞿秋白這樣的左翼文人，在這一點上似乎并無歧見。新中國成立后，成立了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這個委員會沒有否定漢字，沒有贊同漢字拼音化的主張，而是實行簡化漢字。這是十分英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要感謝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他實行“書同文、車同軌”，對于凝聚中華民族產生了無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國，它們大多沒有延續(xù)至今，中華民族則至今延綿不斷。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我們的方塊字，在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如果沒有共同的象形文字，如果文字不具有與他人迥異的特點，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能延續(xù)不斷地凝聚至今嗎？

　　習近平同志不久前批評了語文教材中的“去中國化”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不但存在于教育領域，其他領域也存在。搞“去中國化”，有的是自覺的，大多是受習慣勢力的影響，跟著潮流走。不少同志真心實意地為建設中國的文藝學體系而努力。有人以為，只要把古典文論中的一些概念，譬如“風骨”、“神韻”、“性靈”、“境界”等，轉換成現代漢語詞匯，轉換成能與西方文藝學概念接軌的詞匯，就能實現中國文論的現代化。我以為問題沒有那么簡單。中國的文字和西方大不一樣，文藝傳統(tǒng)也很不一樣。他們有他們的體系，我們有我們的體系。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的情況搞清楚，立足本國，放眼世界。如果連本民族的藝術特征都搞不清楚，還怎么可能更宏觀地把握世界各國藝術的共同特征？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下苦功夫研究中華文化，從中引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只有把握好民族文藝的特殊規(guī)律，又深入研究世界各國文藝的特征，我們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寫好當代的文藝學。我們的文藝學不僅要“中國制造”，還要“中國創(chuàng)造”。要越過“移植”這道門檻，進入真正的獨立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