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曙明:在我的歷史書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重返五四現(xiàn)場》[增補版] 葉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6年前，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作家葉曙明推出《重返五四現(xiàn)場》一書。他在書中將1895年的公車上書視為“五四”時代的起點，又將陳炯明評價為與梁啟超、陳獨秀并立的新文化運動三個代表性人物之一。一時不解與贊譽聲皆有，何亮亮、解璽璋等多位著名評論家推介該書。

　　6年后的最近，葉曙明在最新出版的增補版《重返五四現(xiàn)場》的序言里談到，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是首次把知識分子的訴求引向?qū)�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再版時，葉曙明直言他不再關(guān)心五四運動的起點，卻更在意我們什么時候才能走出五四時代。

　　近日，深晚記者專訪葉曙明，隨他一道重讀“五四”歷史，尋找更多新的感悟。

　　新文化運動可視作一種理論補課

　　深圳晚報：我們對五四運動有很多認識，您覺得這認識中是否存在誤讀？

　　葉曙明：“五四”是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是由當時的各式人等共同創(chuàng)造的，因此，你從任何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都會看到不同的“五四”，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所以不存在什么誤讀。有人說它是啟蒙運動，有人說它是愛國運動，有人說它是青年運動，有人說它是全民運動，有人說它是民主自由，有人說它是暴民政治。這是因為每個人看歷史的角度不同，想達到的目的不同，所以各說各話，誰都沒有誤讀，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深圳晚報：這本書的副標題是“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為何將1919年定為國家的“青春記憶”？

　　葉曙明：1919年，距離中國推翻帝制、實行共和制不過8年，甚至只是幼兒期，還不到青春期。但在短短的8年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兩次帝制復辟，而且南北陷于分裂。這說明1912年的共和制是有點倉促上馬的，是早產(chǎn)的，是缺乏理論準備，缺乏全民共識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視作一種理論的補課。各種主張、各種主義，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后，要在中國公然復辟帝制，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主要功績。

　　深圳晚報：余世存曾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混亂的狀態(tài)”。您在這混亂中拎出兩個詞統(tǒng)領(lǐng)全書，一個是上篇的“啟蒙”，一個是下篇的“救亡”，這是概括五四運動的關(guān)鍵詞嗎？

　　葉曙明：正如余世存所說，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任何想用簡單的幾個概念把它歸納起來，都會有捉襟見肘、詞不達意之感。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魅力所在。我用這兩個詞劃分上下篇，不是要定義那段歷史，而只是想傳達一個意思：這是兩個不同的“運動”，是歷史的一個拐彎處。至于是把上篇命名為“新文化運動”，下篇命名為“五四運動”；或者上篇為“百家爭鳴”，下篇為“二元革命”，均無不可。

　　歷史的有趣之處多在細節(jié)

　　深圳晚報：書中文章讀來生動，確有“現(xiàn)場”之感，但若論重返，如何撥開近百年前的歷史迷霧確保其真實性？

　　葉曙明：歷史本無所謂絕對的真實，別說歷史，就是當下發(fā)生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終極的真相。出現(xiàn)這樣的情形，不一定是人們刻意回避真相，而是每個人視野有限、角度各異，看到的歷史必然是不同的。盲人摸象，說大象就像一根柱子，并不絕對錯，這確實是從他的角度得出的“真實性”。但問題是還有其他角度，如果說大象的某一部分像一根柱子就對了。因此，我覺得可怕的不是沒有找到終極真相，而是被迫接受這就是唯一的真相。

　　深圳晚報：您在書中有大量的細節(jié)、語氣和形容詞等，是否加入了您的主觀想象？如有，您在寫作時如何處理主客觀的關(guān)系？

　　葉曙明：在我的歷史書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也就是五四青年上街游行時，在馬路上歡呼鼓掌，如同矮子看戲一般喝彩的人物。我所看到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也不指望能夠看到全部；我的理解肯定也是非常受個人學識、修為、表達能力的局限。主觀想象是絕對免不了的，任何人寫歷史都免不了，《史記》里也有不少是主觀想象的東西，細節(jié)、語氣、形容詞等，比如司馬遷寫荊軻刺秦失敗，現(xiàn)場感就很強，“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司馬遷看見荊軻笑了？聽見荊軻罵了？他怎么知道荊軻是箕踞而坐，而不是躺在地上？

　　人類大概還沒創(chuàng)作出一本純客觀的，不含作者主觀想象的書來。下筆的時候，忠于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歷史，忠于對自己所見之事的想象，就可以了。至于作者從自己的角度、在自己可及范圍外所看不到的那一部分歷史，誰也無法苛求。

　　深圳晚報：您寫作了不止一本“現(xiàn)場”書，還有此前的《國會現(xiàn)場》、《重返辛亥現(xiàn)場》，似乎您很青睞用“重返現(xiàn)場”講歷史？

　　葉曙明：在我的書中不想探討理論問題，也就是說，不想從理論上作出什么結(jié)論。我承認，理論是我的弱項。我沒有讀過大學，沒有受過學院系統(tǒng)的理論訓練，缺乏深奧的理論詞匯和高屋建瓴的理論高度，當然，我不覺得這是什么壞事，甚至可能是好事也不定，少了很多束縛，有更多關(guān)注細節(jié)的余暇，也許這有點“低級趣味”，但歷史的有趣之處多在細節(jié)，在低級之處。我只是把我從我這個角度看到的歷史說說而已，希望在故事上能自圓其說，在邏輯上能說得通，就滿意了。

　　歷史沒有什么偶然因素

　　深圳晚報：書中以廣東人梁啟超當作五四運動開端，以廣東人陳炯明終，廣州地域文化特色很濃。廣東文化入手的角度，大概跟您對該領(lǐng)域的研究有關(guān)？

　　葉曙明：肯定是有關(guān)的，如果沒有關(guān)，我怎么知道有個梁啟超，怎么知道有個陳炯明？如果不以人來劃分，我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以戊戌變法為起點，以接受了蘇俄理論的革命政府在南方建立為終點。但恰好在這兩個節(jié)點上，都與一批廣東人有關(guān)。這大概不算是“從廣東文化入手”吧，如果我從蔡元培寫起，就是從浙江文化入手嗎？

　　其實把五四運動與戊戌變法聯(lián)系起來看的，我不是第一人，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就稱戊戌變法是改革中國文明的第二階段，五四運動是第三階段。只不過我把推動這些“階段”發(fā)展的那些人的地域背景拎出來，強調(diào)一下，讓人多一個看歷史的角度而已。

　　深圳晚報：看到一段評論，“要是沒那個“后記”里透露出來的書生思維，葉曙明先生的著作就會厚重�？稍谧詈笠徊糠种�，葉曙明先生突然激動起來，居然寄希望于歷史的偶然因素匯聚成必然因素(這種想法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非常盛行)�！蔽恼伦髡咄瑫r認為您的這本書未能擺脫“盛行進化論和盲目樂觀情緒”。您的看法如何？

　　葉曙明：很感謝這位讀者的評論。不過說實話，正如我剛才所說，理論是我的弱項。我不太懂什么進化論和這主義那主義的。但如果這本書確實是厚重的，我相信不會因為三兩千字的后記，就把它變輕薄了。偶然因素、必然因素，這些都是趣味性的詞匯，不必太過拘泥。如果一定要認真地說，我倒覺得，歷史沒有什么偶然因素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從今天回過頭看，是各種小的必然因素匯聚成大的必然因素。

　　至于樂觀情緒，我不知道這位讀者怎么知道我是盲目的？不妨再進一步問：這世上有盲目的人嗎？其實沒有，大家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fā)，根據(jù)自己的認知去思考、選擇，從沒有什么“盲目”之說。我對歷史其實無所謂悲觀，也無所謂樂觀，只是覺得該走的彎路，一步也不會少走；這個苦難民族該經(jīng)歷的東西，一件也不會拉下。

　　最后要說明的是，作者本人所寫的序言、后記之類的東西，其實往往可以不必細看，很多時候是出版商出于功利的考慮，要么是為市場，要么是為其他目的，而希望作者寫這么一個東西。如果幾千字就能寫清楚，何必寫這么一本書？

　　葉曙明

　　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山河國運》、《大變局：1911》、《國會現(xiàn)場》、《草莽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