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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閻雷?
“閻雷”是揚·萊馬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這位1962年出生在法國布列塔尼的攝影師, 1984年曾獲準自由進出巴黎愛麗舍宮,對時任總統(tǒng)密特朗的政壇生活進行了一年的拍攝,成為法國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攝影師。1985年,他還曾遠赴朝鮮,成為第一個進入朝鮮拍攝的西方攝影師。同年,閻雷以自由攝影師的身份首次來到中國,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拍就是30年。到今天,閻雷一共拍攝了60多個關于中國的攝影專題,出版了4本關于中國的著作。2004年,他的大型攝影集《中國》在全世界6個國家同步發(fā)行,印量達幾十萬冊,這也使他成為在西方影響巨大的中國題材攝影師。2005年,他更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貢獻,被授予法國騎士勛章。
日前,閻雷的又一本攝影集《昨天的中國》剛剛推出,他與結識多年的好友、北京798映畫廊藝術總監(jiān)那日松一道在后浪出版公司,以“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法國攝影師閻雷鏡頭里的時代激變”為主題,進行了一次對談,分享自己對中國、對攝影的深情。
16歲,我做了一個關于中國的夢
“與中國結緣是因為一個夢。 ”閻雷的中文雖不算字正腔圓,但絕對已經夠得上流利的程度,他回憶起身為藝術家的父母將他的房間布置得像一個船長的臥室,墻上還掛著一幅4米長的世界地圖,這讓閻雷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向往到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去!16歲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在中國的生活,非常神奇。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簽發(fā)針對個人的外國人旅游簽證。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得睡不著覺,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學習攝影、學習中文,我要去拍中國。當然,作為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我所擁有的資源僅僅是實現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的強烈野心。 ”
為了圓夢,閻雷用了5年的時間學習攝影,并在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進修中文。之后,他真的來到中國,開始了攝影之旅。1985年,北京八達嶺長城上正在拍攝婚紗照的一對新人; 1986年,上海里弄里,堆砌齊整的蜂窩煤、晾曬在椅子上的棉鞋和忙著勞作的老人; 1987年,青島的一片“自行車! ,男子站在陽光下張望,似乎自己都分不清哪一輛是他的了; 1988年,沈陽蘇家屯,女工們正在清理列車下壕溝里的積雪,灰藍色的棉襖與大紅的圍巾相映成趣……30年的時間,閻雷的足跡踏遍中國的各個角落,記錄了中國城鄉(xiāng)的各行各業(yè)、男女老少、衣食住行。他并不是一個新聞攝影記者,也從不自詡為藝術家,只遵從自己的所見所感,拍他認為很美的“故事” ——將鏡頭對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樸實無華,卻又生動有趣。談到自己鐘愛的作品,他覺得是1996年他在紹興東湖拍攝的一葉在風雪中行進的孤舟,“這張照片將我所喜愛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意境體現了出來,也代表了我不怕困難、追求美好的決心。 ”閻雷如是說。
“我們都有一樣的眼睛”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條大街或者胡同里,見到一位身上掛著萊卡相機,腳蹬一輛破自行車,臉上扣著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兒東張西望,還時不時‘咔嚓’兩下的,那八成就是閻雷。 ”那日松笑道。在他的印象中,第一次看到閻雷的攝影專輯《山的雕刻者》是在1995年,那會兒他們還不認識!爱敃r我在做攝影雜志的圖片編輯,有關專業(yè)的訓練,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看國外的雜志,那組照片刊登在《德國國家地理》上,看過之后我覺得簡直是如獲至寶。 ”在《山的雕刻者》中,展現的不僅是云南元陽梯田的壯美風景,還有對當地哈尼族百姓日常生活真實而細膩的記錄。這個攝影專輯以及同名紀錄片為閻雷贏得了無數個攝影和電影獎項,也讓他跨入國際級攝影家的行列。
活動現場,那日松還帶來了珍藏多年的那本《德國國家地理》 ,閻雷一邊翻看一邊回憶說:“1992年到1993年,我前后4次到元陽采訪拍攝,歷時100多天。記得第一次見到大龍——就是照片中的那位哈尼族老人,他特別害怕,以為我是鬼,還要把他送到監(jiān)獄里去。但慢慢地,他從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友善,友善就是最好的語言。之后我們變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看到我喝可樂,說也想嘗一嘗,所以我們拍紀錄片的時候,還特別在桌子上放了兩瓶可樂。半年之后,我又回到那里把制作好的片子給村民們放映,設備在大龍家里搭了三天三夜,有幾百人趕過來看,他們都是第一次見到被攝制成電影的影像,當看到認識的人時,他們就笑得特別開心。 ”直到今天,閻雷都對即將離開元陽時,大龍的一番話難以忘懷:“我記得他說‘我想感謝這些外國人,盡管外表不同,但是到最后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有一樣的鮮血,一樣的眼睛,有一樣的心能共同反思,協(xié)力合作’ 。與大龍的見面,也成了我在中國這么多年來最動人的回憶。 ”
攝影是瞬間的藝術,也是時間的藝術
此次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昨天的中國》 ,以閻雷的攝影集《中國》為底本,甄選并增補部分未公開發(fā)表的照片,重新編排成冊。書中呈現了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的社會百態(tài),在那日松看來,閻雷是用鏡頭為整個中國創(chuàng)作了一幅最鮮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看閻雷的照片就像在看關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變遷的風俗畫,這種拍攝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國攝影家中也非常少見,或者說幾乎沒有。幾年前閻雷舉辦攝影展的時候,很多人看過作品都在感慨‘我們中國的攝影師都干什么去了? ’ ”
閻雷則說:“中國的攝影家很多,也都具有相當的水平,但是真正關注當下現實的人卻很少,大家總在問:拍這個有什么用?其實,越是看似簡單、平凡的東西越有拍攝的價值,每一個畫面都是一個故事。 ”之所以在《昨天的中國》中選取從1985年至2000年這15年拍攝的作品,也是這個道理,“如果拍的是今天的中國,現在看著還沒有什么感覺,但過了10年、 20年再回頭來看,你就明白它的意義了。攝影是時間的藝術,我所依賴的就是時間和努力,一遍又一遍地去觀察、去發(fā)現更多,同時抓住一切機會按下我的快門。當年的那些照片有記憶的溫度,也能夠把新舊交替時期人們的各種狀態(tài)傳遞出來。 ”
當有讀者提問“中外攝影家的視角有什么不同”時,那日松直言:“跟閻雷一起工作的時間越長,越發(fā)現其實視角并沒有不同。2002年, 《中國》進入編輯階段時,他曾經邀請我去法國幫忙挑選照片,因為他很擔心自己拍攝的作品會對中國讀者有所傷害。事實上根本沒有,閻雷從不會帶著偏見、獵奇的眼光,他的鏡頭永遠是友善的、溫情的。要說差別,只是在技術層面,構圖、色彩或者捕捉瞬間的速度上。比如看到一個畫面,我們想拍的時候,他早已經拍完了。閻雷也是我見過的意志最為堅強的攝影家,從2000年開始,他患上了嚴重的躁郁癥,很長時間無法正常工作,一直靠吃藥維持。這種藥的副作用很大,尤其不適合長途旅行,因此他每次來中國都會非常痛苦,時差反應強烈,睡不著覺。但即便是這樣,他也沒有放棄對攝影的執(zhí)著。 ”
“我從來沒有對當年的那個夢后悔過,因為在中國經歷的一切比夢還要美。30年來,我發(fā)現了太多愛上中國的理由——如果把每個國家都比作母親的話,那么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中國一樣,深愛著那么多的孩子。在這里,我從未感受到有關人身或者財產的威脅,我總是驚喜地發(fā)現自己身處如此淳樸的氛圍,充滿了熱情和歡笑。 ”閻雷說。而當有讀者詢問他,是否懷念書中所展現的上世紀80年代時,他的回答逗笑了全場:“會懷念,但我還是更喜歡現在,發(fā)展是一件好事情。1985年我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除了友誼商店,就沒什么商店了。而且無論買什么,售貨員都擺手說‘沒有沒有’ ,現在他們說的都是‘你要幾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