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獨裁 詳略自異——評傅謹《中國戲劇史》

《中國戲劇史》 傅謹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針對歷史編纂之學，章太炎先生曾有這種說法：“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边@里所謂“旨在獨裁”，并非指史書編纂者的武斷偏激，而是指要有獨立的價值判斷，不為舊史陳規(guī)所束縛，也即要有“獨識”。這種治史觀，遠追西漢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唐代劉知幾的“獨斷”之學，近宗清代章學誠的“別識心裁”等，都主張治史要有獨立見解，不能人云亦云，淹沒在既有的歷史判斷之中。

　　一般歷史學研究如此，而專門史的研究也概莫能外。在筆者看來，傅謹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戲劇史》，就是這樣一部秉持“獨裁”之史識寫出的別具風格的戲劇史著作。

　　該書共六個篇章——序幕：中國的戲劇源流；奇峰突起：宋戲文和元雜��；精致典雅：明清傳奇與昆曲時代；百花爭艷：繽紛多彩的地方戲；波瀾起伏：戲劇市場的發(fā)育；峰回路轉：面向未來的中國戲劇。它全面概述了綿延千年的中國戲劇發(fā)展歷程。借此，我們既可以知曉中國戲劇自誕生至今的發(fā)展演變和社會歷史的變遷，也可領略閃耀其中的著名戲劇藝術家的風采和經(jīng)典戲劇作品的精髓。

　　作者的“獨裁”之史識首先表現(xiàn)在其尊重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意識。在“戲劇本體的再發(fā)現(xiàn)”一節(jié)中，作者借用《駱駝祥子》、《曹操與楊修》等新編劇目指出，古典戲劇美學向現(xiàn)實題材劇目創(chuàng)作與表演的延伸，是1990年代出現(xiàn)的民族文化主體性回歸思潮在戲劇界的重要表現(xiàn)。不難看出，作者在書中通過大量史料和對當代戲劇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狀分析，力圖證明這樣一個事實：具有獨特美學風格的中國戲劇要充分地融入世界，就必須理性地回歸傳統(tǒng)。真正的現(xiàn)代性是立足于傳統(tǒng)的，是在尊重傳統(tǒng)基礎之上的文化充分自覺。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根基如果不是建立在對歷史傳統(tǒng)的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之上，沒有對傳統(tǒng)的深知與自信，那么這種創(chuàng)新發(fā)展必然不會走遠。這或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但如果它是建立在藝術自律的基礎之上，就會必然擁有最具現(xiàn)代性的美學精神，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

　　一部相對完備的戲劇史，不只是戲劇文學史，還應該是戲劇演出史，它在展現(xiàn)劇本文學創(chuàng)作實績的同時，更要梳理出舞臺實踐的演進路徑。把舞臺表演提到與劇本創(chuàng)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讓劇本創(chuàng)作與舞臺表演兩相映照，這是傅謹先生撰寫《中國戲劇史》時遵循的另一個重要原則。

　　嚴格地講，戲劇包括戲曲和話劇，所謂的“戲劇戲曲學”是一個混淆了內涵和外延的學科名詞，把“戲劇”與“戲曲”并列，把戲劇等同于話劇，反映了學科界定上的混亂和模棱兩可的狀態(tài)。很多治戲劇史者也沿此思路，把戲劇史要么寫成話劇史，要么寫成戲曲史，只有徐慕云一個人，在其1940年前后出版的《中國戲劇史》中，首次把話劇和戲曲并列于“戲劇”這一概念下，試圖用現(xiàn)代的眼光和意識去分析當時中國戲劇的現(xiàn)狀，其學術視野無疑比同代人乃至后來者更為開闊。傅謹先生延續(xù)了徐慕云的治史之路，又對徐氏《中國戲劇史》之后七十年間更為復雜的戲劇現(xiàn)象做了新的梳理，把話劇和戲曲作為中國文化共同的有機組成部分，視野更顯開闊。同時，他又堅持戲曲始終是中國戲劇主流的歷史事實，在戲劇史的撰寫中凸顯戲曲的核心地位，相對客觀地還原了戲劇史的本來面目。

　　幾十年來，很多戲劇史研究者都有意無意地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主體就是話劇，而話劇的主體就是左翼戲劇，而最能代表左翼戲劇的就是問題劇。之所以說“有意無意”，因為研究者們都集體無意識般地把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形成的戲劇運動作為自己的期待視野，遮蔽了更多更豐富的非意識形態(tài)的民間戲劇生態(tài)。例如，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戲劇舞臺上，不僅有慷慨激昂以宣傳鼓動為目的的國防戲劇和抗戰(zhàn)戲劇，還有李健吾、陳綿的改編劇，費穆、顧仲彝的佳構劇和神仙劇，周貽白的歷史劇，姚克和楊村彬的清宮戲等等。這些戲雖然很多都游離于政治革命運動之外，但在淪陷區(qū)的演出卻非常紅火，形成一股新的商業(yè)劇洪流。但即便如此，它們也從未取代過戲曲在演出市場的主導地位。僅以北平為例，正如《中國戲劇史》中所言，如果僅從京劇班社的數(shù)量看，抗戰(zhàn)時期無疑可謂北平京劇發(fā)展的一個高峰。對于淪陷區(qū)的戲劇繁榮，說它畸形也好，正常也罷，但它確實就發(fā)生在不過六七十年前的既往歷史中，這是根據(jù)無可辯駁的史料所得出的不爭事實，是個歷史“常識”，無需做精深繁雜的考據(jù)和爬梳。而恰恰是這個“常識”，我們以往的戲劇史卻對它熟視無睹。這種熟視無睹反映出治史者的微妙心態(tài)：不喜歡或不愿承認的就忽略它，以偏狹的史識隨意裁剪客觀的歷史。這也算治史中的一種“獨裁”，不過這種“獨裁”是獨斷偏激的削足適履，而非客觀理性的價值判斷。

　　章太炎先生的原話是這樣的：“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备抵斚壬�之所以能做到“詳略自異”，行文來去自由，無不是建立在對整個中國戲劇史了然于胸的基礎之上。史料是固定的，而史識常新。治史者就要在不變的史料之上，懸起現(xiàn)代性的目光，以“獨裁”之史識，不嘩眾取寵，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撰寫新歷史、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