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曾國藩算賬，給反腐敗支招——訪張宏杰

　　《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京官時期)》，張宏杰著，中華書局2015年1月第一版，38.00元

　　對曾國藩的研究可說是當下的一門顯學，但人們對他的關(guān)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歷史學者張宏杰的新書《給曾國藩算算賬》從曾國藩的收支情況入手，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曾國藩，也展現(xiàn)了一幅真實的清代京官經(jīng)濟生活畫卷。閱讀這本書，不但使我們對曾國藩有新的認識，也能引發(fā)我們很多其他的思考。圍繞該書，本報對張宏杰做了專訪。

　　十三年京官生涯，怎一個“窮”字了得

　　讀書報：您的研究細致梳理了曾國藩的經(jīng)濟生活，在研究過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張宏杰：曾國藩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鳳凰男。一家人從小拼命供他讀書，希望他通過考學，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去北京參加會試，需要親戚們東拼西湊才籌齊路費。后來曾國藩讀書成功，被朝廷授以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相當于副處級，然而家里人卻未曾沾到什么光。道光十八年曾國藩中了進士之后呢，曾經(jīng)衣錦還鄉(xiāng)，在家里呆了一段時間。臨走的時候，他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跟他們告別。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強一點，也好不到哪去，三間茅草房，東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時，對他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蓖馍�你將來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給你做燒火夫，就是你讓我跟著享幾天福吧。曾國藩到北京整整當了五年的官，沒有給兩個舅舅寄過一文錢。這個二舅最后沒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幾年后貧病而死。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難過，嚎啕大哭了一場。

　　曾國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當中，他的經(jīng)濟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個字，窮。

　　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準備高額的路費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費用，所以很多人進京為官前，都要想方設(shè)法籌集資本。曾國藩是通過一家一家“拜客”來獲得“賀禮”的辦法來籌資。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時間，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親戚朋友家，還有大量無親無故的商鋪和官員，一共收到了將近1500兩“賀禮金”。這種“籌資”方式，以前還沒有人提及。

　　還有，曾國藩到四川擔任鄉(xiāng)試主考時，為了保持翰林體統(tǒng)，帶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上路，但是因為無力負擔過高的購置費用，他戴的蜜蠟朝珠居然是假貨。出京前，他要仆人買一個“小戥子”，用于稱量路上地方官員所送銀子的重量。

　　他老人家在做京官時，成天為錢發(fā)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shù)百，甚難措辦�！蹦菚r曾國藩已升任內(nèi)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堂堂副部級，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費。

　　讀書報：曾國藩的官為什么當?shù)眠@么窮呢？

　　張宏杰：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兩白銀。清代一兩白銀的購買力，如果對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大致心里有一個數(shù)，我們用大米購買力換算的方法，大概一兩白銀相當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幣。當時曾國藩一年的工資加上所有津貼換算過來就是25000元錢，每月2080元錢。所以曾國藩沒錢的第一個原因是收入低。第二個呢，也很簡單，花費大。道光二十年，曾國藩衣食住行全部的經(jīng)濟開支加起來為620兩白銀，也就是說他這一年的財政赤字是495兩白銀，相當于99000元人民幣。做一年官，賠了這么多錢。

　　讀書報：花費這么大�。克�的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張宏杰：曾國藩畢竟是朝廷命官。在傳統(tǒng)時代，不管收入多低，官員都要維持他的尊嚴和體面。首先住房不能合租，必須是租一個像樣的四合院，獨門獨院，門口掛塊牌子，某某官宅。曾國藩房租年支出160兩，僅這一項就比他全年工資都高了。第二大支出是社交應(yīng)酬。清代禮儀繁瑣，隨份子比今天多。另外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了之后，你也不能不回請。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給朋友婚喪嫁娶、朋友父母生日送的禮，加起來是70多兩白銀。他自己請客吃飯用了40多兩。這兩項加一起就是110多兩。第三是買服裝的支出。清代對官服的要求非常嚴格、非常瑣碎。春夏秋冬，一個官員的帽子、衣服、鞋都有嚴格的要求。然而清代沒有公款采購制度，你進京當官，這一套都置辦齊了，至少得500兩到800兩。很多京官不得不長期租借官服�；�于社交需要，曾國藩買自己的衣服、夫人孩子的衣服花了相當多的錢。另外，交通費支出也十分昂貴，卻沒有公車、沒有交通補助。

　　讀書報：這么大的赤字，如何彌補？

　　張宏杰：清代京官彌補赤字的途徑大概有以下幾種。第一是家族補貼。曾國藩家里沒多少錢，剛才提到過，他中了進士之后，湖南各個州縣幾乎都走遍了，四處向別人索取賀禮，攢了1500兩白銀帶到北京，作為他當官的資本。第二是冰敬和炭敬。地方官到北京辦事的時候，都要給自己認識的京官送上10兩、8兩的銀子，冬天就讓你拿這點兒錢買點兒炭取暖，夏天就買點兒冰消暑，就叫炭敬、冰敬。這個嚴格來講是灰色收入，但在清代這幾乎是一個公開的規(guī)則。第三個渠道就是借錢。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底，家里帶來的銀子花光了，借了50兩才勉強過了年。

　　理學修養(yǎng)助曾國藩“保持清節(jié)”

　　讀書報：當時很多官員都收灰色收入，為什么曾國藩不這樣做呢？

　　張宏杰：曾國藩是理學家，追求道德修養(yǎng)，那么就不能肆意謀求灰色收入。京官時期，曾國藩立下了“不靠做官發(fā)財”的錚錚誓言。但是，做一個清官，其實是很痛苦的。

　　我在曾國藩的日記中發(fā)現(xiàn)了一條很有意思的記載，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說：“昨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后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本褪钦f白天跟人出去吃飯，一個朋友在酒桌上聊起來，有人送了我一筆別敬，數(shù)目很大，曾國藩當時就很羨慕。晚上自己做夢，夢見有一個朋友發(fā)財，他在夢中就羨慕得不得了。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夢中都不能忘，可見我已經(jīng)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還有一條日記也很有意思，在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兩日應(yīng)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以至于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來這段時間送禮金都很周到，誰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隨的錢都很多。我為什么這么做呢？其實過幾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準備在北京擺幾桌，通過祖父的生日收一點兒賀禮，渡過目前的財政危機。想想自己發(fā)誓學做圣人，居然打這么一點兒小算盤，實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記當中痛罵自己。

　　另外有一個細節(jié)非常有說服力。有一些京官有一個比較大的經(jīng)濟來源，就是給地方官在北京辦事，謀取一些灰色收入。很多京官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巨額錢財。但在曾國藩的資料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筆這樣的記載。

　　讀書報：通過細究曾國藩經(jīng)濟生活的細節(jié)，您有何收獲？

　　張宏杰：細節(jié)中的曾國藩，遠比那個“永遠正確“的“圣人”可愛。這些細節(jié)是很有趣，我覺得通過這些細節(jié)，我完成了兩個“穿越”：一是對曾國藩內(nèi)心的“穿越”，另一個是對晚清社會的“穿越”。

　　曾國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jié)、沖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面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zhí)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欲”，更真切地領(lǐng)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過曾國藩，我們更可以直觀地了解晚清的政治與社會。通過觀察曾國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庫”，如何拒絕和處理下屬送來的禮品，我們可以觀察晚清官場種種微妙而復(fù)雜的“潛規(guī)則”的具體運作。這種觀察常�？梢猿吻逶S多流傳甚廣的誤解。比如所謂“陋規(guī)”，它的產(chǎn)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們所想象的盡入私囊。事實上，它是晚清財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讀書報：曾國藩之所以沒有淪為貪官，他的理學修養(yǎng)起了很大作用，而這種理學家的修養(yǎng)功夫是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的。這給我們什么啟發(fā)？今天官員的道德提升能否從中取資一二？

　　張宏杰：是的，中國古代官員和今天有一個重大的區(qū)別，就是古代官員都是三榜進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經(jīng)典當中。儒學對他們的人格有著強大的塑造作用。明清兩代清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是理學信徒。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學名世，他一生直節(jié)不屈，被稱為“光明俊偉薛夫子”、“鐵漢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則深受王陽明心學影響，強調(diào)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終身活在天理與世俗的交戰(zhàn)之中。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陸隴其“篤守程朱”，被尊為清代理學第一。熊賜履、李光地兩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學名臣。其它清官如張鵬翮、蔡世遠、陳鵬年等無一不是理學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學大興之時。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學。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學，“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節(jié)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這種現(xiàn)象自然并非偶然。正是理學提供的“意志萬能”理論，支撐著曾國藩等人在無比骯臟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種種誘惑。

　　所以官員有沒有信仰，對他的人生選擇是很重要的。沒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錢了。

　　高薪能否養(yǎng)廉？制度如何反腐？

　　讀書報：書中詳細計算了清朝官員的官俸收入，指出官員腐敗現(xiàn)象與收入低分不開。以此觀照當下，收入低是否是國家公職人員貪腐問題的原因之一？收入低在多大程度上導(dǎo)致貪腐？

　　張宏杰：低薪不一定導(dǎo)致貪腐。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是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xiàn)。但是，從大數(shù)據(jù)來看，收入過低，同時又沒有朱元璋那樣極為強硬的高壓鐵腕的反腐措施，則很容易引發(fā)大面積的貪腐。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薪俸最低的兩個朝代，這兩個朝代后期腐敗程度之深、面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登峰造極。這兩者之間，并非只是一種巧合。如果合法收入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數(shù)官吏的選擇必然是貪腐。

　　以曾國藩的收入為例，每月兩千塊錢，在北京能生活嗎？不可能。我們今天在北京生活的人，一個月至少也花兩三千塊錢吧？而且，今天我們一個家族，男女雙方都有收入，曾國藩一個月兩千塊錢，可是要養(yǎng)活老婆孩子一大堆人。做官賠錢不是曾國藩一個人的現(xiàn)象，這是當時京官的普遍現(xiàn)象。

　　中國歷史上，不光有低薪制，還有無薪制時代。官員們都是靠對老百姓吃拿卡要活著。這種低薪制和無薪制，反映了以皇權(quán)為核心的傳統(tǒng)財政制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從皇帝的視角看來，采取“薄俸制”和“低餉制”既省心省力，又為國家節(jié)省了大量財政經(jīng)費。但事實上，這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最高統(tǒng)治者來說，同樣是“占小便宜吃大虧”。因為大部分官員會選擇謀取灰色收入，最后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比開足工資還要大。

　　讀書報：近些年主張“高薪養(yǎng)廉”的呼聲很高，那么，“高薪”真能“養(yǎng)廉”嗎？“高薪”之外，“養(yǎng)廉”還有哪些必要的措施和政策？

　　張宏杰：高薪并不一定能養(yǎng)廉。高薪只是養(yǎng)廉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把薪水提高到讓官員們光憑薪水就能過上體面生活就行。

　　中國歷代為什么大多實行低薪制呢？因為歷代政府都想把控一切，導(dǎo)致官吏隊伍人數(shù)過多，國家財政負擔不起。所以高薪，或者說提高薪水養(yǎng)廉的前提，是政府放權(quán)，同時削減公務(wù)員隊伍。如果把公務(wù)員隊伍削減掉三分之二，同時每個公務(wù)員的工資漲上三倍，狀況可能就比較合理一些。這是高薪養(yǎng)廉需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前提條件之二，是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我們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不知道，新加坡與此配合的，還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敗。事實上，世界上清廉指數(shù)高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新聞媒體等對官員的監(jiān)督是非常嚴厲的。比如香港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位于九龍?zhí)恋拇笳瑑?nèi)，涉嫌有面積接近兩百平方米的違規(guī)建筑物。媒體接到報料后，一大早就把唐英年的宅邸包圍得水泄不通。更有幾家媒體居然租用多達9輛吊臂車從“高空”拍攝宅內(nèi)情況，“直搗唐穴”。有這樣無死角的監(jiān)督，高薪養(yǎng)廉才會起作用。要不然，高薪只能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一些清廉指數(shù)較高的國家，通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信息透明。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數(shù)”、“最適宜人類居住國家”、“環(huán)保成效”等國際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原因是從1776年，也就是中國乾隆四十一年(那一年和珅被乾隆任命為戶部侍郎，開始步入政治高層)起，瑞典就開放了政府記錄，供民眾查詢。從那一年開始，瑞典公民就有權(quán)查看官員直到首相的納稅清單，這個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任何人想了解國家領(lǐng)導(dǎo)和普通官員的收入，都可以直接給稅務(wù)部門打電話咨詢，稅務(wù)部門的工作人員會向你提供數(shù)字，并不查問你是誰。

　　196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先后制訂了財產(chǎn)申報法規(guī)，實行財產(chǎn)申報制度和金融實名制度。對于限制灰色收入，遏制公權(quán)腐敗有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