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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報:孫老師,您是帶著任務去新疆采訪的。現(xiàn)在報告文學界有一種看法是“受邀”采訪,這一類的報告文學寫作,是否也需帶著問題意識去采寫和創(chuàng)作?
孫晶巖:2010年,應北京援疆和田指揮部邀請,北京文聯(lián)派我前往和田,采寫北京援疆干部。當時只是邀請我寫一個中篇報告文學,我很快就在《北京文學》雜志發(fā)表了報告文學《大漠胡楊》,就可以交差了。我之所以堅持采訪創(chuàng)作,是緣于我對新疆人民的感情。我在新疆感覺到“7.5”事件后,維漢關系有所倒退,如果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設想。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就是“新疆不能丟”。我從小在西北當兵,22年前就采訪過昆侖山戍邊軍人。我牽掛那些淳樸的人民,懷念那片渾厚的土地。我十多年前寫西氣東輸工程時就是從新疆起步開始采訪,我覺得自己和新疆有緣,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就是我?guī)е鴨栴}意識去寫作的實例,這里不僅有歌頌,也有批判。“西望胡楊”這四個字就體現(xiàn)了我對新疆的關注和懷念。
讀書報:《西望胡楊》展現(xiàn)了北京援疆人的精神風貌,傳遞了建設邊疆、保衛(wèi)邊疆的正能量,您在采訪的過程中,很多動人的事跡讓人讀后特別難忘。您的創(chuàng)作是怎樣一種心情?
孫晶巖:看到解放60多年,南疆的老百姓還住在笆子房里,我特別難受。我覺得共產黨的宗旨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現(xiàn)在南疆這么貧困,我們對老百姓是欠債的,所以黨的援疆政策就是富民政策,得人心的政策。當我走進維吾爾族鄉(xiāng)親家,與他們促膝長談的時候;當我在47團老戰(zhàn)士墓地憑吊,面對凄凄荒草荒涼墓碑的時候;當我得知我接觸過的援疆教師犧牲在和田的時候;當我看到援疆干部被病痛折磨咬牙堅持戰(zhàn)斗的時候;當我看到援疆干部被跳蚤叮咬身上貼滿創(chuàng)可貼的時候,當我看到援疆干部因為工作,父母去世都不能盡孝的時候……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在如此艱苦的環(huán)境下,我親眼看到北京人高調做事,低調做人,秉承“首善標準”,堅持高起點規(guī)劃、高標準設計、高水平建設、高效率推進,以一流的工作業(yè)績,服務和田跨越式發(fā)展和長治久安,體現(xiàn)首都水平。四年來,北京累計投資49.11億元,著力惠民。北京援疆給和田人民蓋了大量的富民安居房、棚戶區(qū)改造房,學校、醫(yī)院,北京人蓋的樓特別結實,能抗8級地震。和田市拓寬改造、新修了六條路,多所醫(yī)院學校,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觀。
和田不僅經濟落后,而且暴力恐怖案件時有發(fā)生。有一天,我和援疆干部高崇耀一起下鄉(xiāng),碰到一群人在前面聚眾圍觀,場面混亂。他說:“孫老師您千萬別下車,一會兒我下去,我被砍死了算烈士,指揮部給我們買了保險……”聽了這話我心里特別難受,我們的援疆干部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工作,他們每人的宿舍里放著一根防暴棒,一個警用手電。和田還經常發(fā)生地震,援疆干部在精神、肉體上都是超負荷工作,對家人還要報喜不報憂,他們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覺得自己為援疆人做事,怎么做都不為過。
讀書報:不到邊疆不知邊疆反恐形勢的嚴酷。
孫晶巖:到了邊疆,國家意識會增強。在北京,我見過升旗,可是在新疆,我能見到拔旗,就是暴恐怖分子拔掉五星紅旗,所以我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大困難,我一定要完成這部書,用筆桿子同“三股勢力”作戰(zhàn),謳歌援疆政策,呼喚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tǒng)一。
讀書報:這部近60萬字的作品中,不僅滿腔熱情地歌頌了援疆干部的無私奉獻精神,還獨辟蹊徑地探究了新疆維吾爾族的文化史、文學史、音樂史、藝術史、宗教史,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在材料取舍上秉持怎樣的原則?
孫晶巖:在新疆,我深切感受到維吾爾族人民的善良淳樸,感受到維吾爾族歌舞的興盛,我覺得一個民族有如此美妙的歌舞,一定有文學因子的支撐。為了研究維吾爾族文學史、文化史、藝術史,我自費去圖書館、檔案館、文化館查閱資料,找學者請教,學習維語與維吾爾群眾廣泛交流,發(fā)現(xiàn)維吾爾族曾經有過輝煌而燦爛的文化,《福樂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11世紀喀喇汗王朝杰出的詩人,一千年前偉大的學者和思想家,納瓦依是六百年前的詩人,維吾爾族文學史實際是一部詩歌史,維吾爾族詩人燦若群星,我搜集十二木卡姆歌詞,文字美得令人心醉。我到昆侖山采訪,那么高的地方,連呼吸都很困難,可是帳篷里卻放著都塔爾,人們彈奏著樂器,盡情地歌唱。在南疆,戈壁越大沙漠越寬環(huán)境越荒蕪的地方,維吾爾族人的歌聲就越嘹亮。在本書第25頁至28頁,我從五個方面專門駁斥民族分裂分子分裂祖國的謬論。我要告訴讀者:維吾爾族是一個快樂的民族,善良的民族,維吾爾族文化不是一種仇恨的文化,殺戮的文化,我用了三章的篇幅來寫新疆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大美新疆,再寫北京援疆的故事。編輯問我寫援疆你寫新疆的歷史文化干什么?我說必須寫,不了解新疆怎么可能熱愛她,不熱愛怎么可能建設好她?中國有六分之一的國土在新疆,卻沒有六分之一的人了解新疆,尤其是最近新疆發(fā)生了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很多內地人都不敢去新疆,這就中了民族分裂分子的奸計了。書中對于維吾爾族文化史、文學史、音樂史、民族變遷史及維吾爾族為中華民族統(tǒng)一所做貢獻的描寫,關于新疆音樂的興盛必然有文學因子的支撐、維吾爾族文學史是詩歌發(fā)展史、民族融合是歷史的必然、維吾爾族是一個重情重義具有豐富想象力和浪漫情懷的民族的結論,對于維吾爾族人民歷史功績的肯定,對于新疆問題的獨立思考,都是我發(fā)自內心的感受。
讀書報:您是報告文學界大家公認的“勞!保瑒(chuàng)作的動力來自什么?為什么您會有這樣一貫的創(chuàng)作熱情和激情?孫晶巖:評論家賀紹俊教授說我是“有著執(zhí)著信念的報告文學作家”,我覺得他說到了點子上,一個人一時富有激情容易做到,而幾十年如一日,滿腔熱情地創(chuàng)作了60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至今還能保持女學生式的勤奮和激情,唯一能夠解釋的動力就是信念。我是50歲的年齡,30歲的心態(tài),我在寫作中是快樂的,寫作是我生存的方式。不管是否得獎,我的狀態(tài)始終是在路上。讀書報:費孝通先生對您有很大的影響?您認為自己的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孫晶巖:過去,我寫報告文學就是憑著激情,熱情地寫好人好事。費孝通對我的影響就是要堅持田野調查,多讀書,勤思考,有文化內涵。我寫新疆時有很多問題弄不懂,查資料也找不到。比如墨玉縣有個夏合勒克莊園,我想了解維吾爾族封建主的歷史,全國只有國家圖書館有一個孤本,但因當時國圖的北樓裝修不外借。書到用時方恨少,當時特別懷念費孝通先生,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類學、社會學他都了如指掌,現(xiàn)在再找到這樣的大師太難了。我翻閱著《費孝通文集》,看到扉頁上他給我的親筆題字,眼淚嘩嘩地流,我特別后悔為什么當初不多向他請教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我在田野調查上得到過費老的指教,我在學養(yǎng)上永遠也趕不上費老,但我可以沿著他的足跡前行。我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檔案館發(fā)黃的故紙堆里,查到了毛澤東1952年給喀什地區(qū)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xiāng)農民的信,興奮極了,一下子就找到了維吾爾族人民懷念毛澤東的金鑰匙。
讀書報:評論界對《西望胡楊》評價很高,但是也有人認為,您的寫作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您怎么看?孫晶巖:《西望胡楊》引起的社會反響令我驚訝,不僅是評論界,社會各界都在關注,書籍出版后,我接到了很多電話、短信、電子郵件,有中宣部領導、中國文聯(lián)領導、中國作協(xié)領導、北京文聯(lián)領導、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領導、援疆辦、北京援疆和田指揮部領導的高度評價,也有援疆干部、普通老百姓的熱情贊揚,有的家庭夫妻、父子爭搶讀我的書,那天我看到微信上有一個鏈接,是青創(chuàng)會熱贊《西望胡楊》,很多年輕人喜歡拙作令我特別高興。最近搜狐讀書首頁有我三萬字的關于《西望胡楊》的訪談,有1100多名網(wǎng)友參與評論。過去我的寫作確實有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毛病,但是近年來我的創(chuàng)作有了質的變化,你讀讀近年來我的作品《中國看守所調查》《西望胡楊》,也許會改變看法。讀書報:您認為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應該具備哪些因素?自己的創(chuàng)作還存在哪些問題?孫晶巖: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應該思想深刻、觀點犀利、文筆優(yōu)美,形象鮮活,比如徐遲、理由的報告文學,我就特別喜歡。我覺得迄今為止在文學性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夠超越徐遲和理由。我的作品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要是最真的,每一個鮮活的人物都是我從田野調查中挖掘出來的,每一個生動的故事都是我用情寫作的。我還要多讀書,作家沒有知識儲備是無法承擔重大題材的創(chuàng)作,雖然當了多年的大學教師,但我至今仍然覺得自己是個小學生,需要不斷充電。我現(xiàn)在經常去高校聽課,學習哲學和國際政治學,加強文學修養(yǎng),錘煉文字,力爭在創(chuàng)作上更上一層樓。我的信條是蘸著血汗創(chuàng)作,摯愛真善美。關切天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