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羅娃：中國故事翻譯與大學生的翻譯教育

扎哈羅娃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如果某位漢學家決定試一試翻譯文學作品，那他就會面臨三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大體上來講，什么是從外文翻譯成母語。第二個問題是什么是從中文翻譯成俄文。第三個問題是什么是文學作品的翻譯。這三個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每個人都知道，俄羅斯每所教漢語的大學都上翻譯課。比如，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從三年級開始首先翻譯較簡單的小說，在五年級翻譯更復雜的。遺憾的是，按照大學的課程他們沒有翻譯理論課。但是，如果要成為專門的翻譯家，那就要先給他們講翻譯理論課，先講西方語言理論翻譯，再講從中文翻譯成俄文�？墒俏覀冎两窈苌儆袧h語翻譯理論教科書。原因如下：雖然俄中關(guān)系有三百多年歷史了，從中文翻譯成俄文的書籍成千上萬本，可是從事翻譯學理論的只有幾位學者，翻譯教科書僅有三四本。

　　在這篇很短的文章里，筆者試著研究下列問題：

　　1、哪些漢學家在哪一些文章中提到翻譯中國古典故事的問題？哪些文章可以介紹給學生？

　　2、學生翻譯中國故事時會遇到哪些困難？

　　俄羅斯第一位從事翻譯理論的學者是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中國名字阿翰林)。他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同時關(guān)注翻譯理論的問題。他在創(chuàng)作活躍的四十年內(nèi)發(fā)表了十多篇文章、摘要和隨筆，足以證明他對翻譯的興趣。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對翻譯理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考慮翻譯理論的問題。

　　因為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一生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所以他對文學翻譯最感興趣。關(guān)于文學翻譯他的最重要的觀念就像警句：“漢學翻譯家應(yīng)該用很長的時間很努力地學做翻譯(可是不管以前，還是現(xiàn)在他們都不學)”(阿列克謝耶夫，2003，511

　　頁)。他所說的情況是事實。他還指出：“加上復雜，冗長和不斷的注解，接近逐字逐句的，模仿俄文的結(jié)構(gòu)(言語語體)；同時應(yīng)該是有節(jié)奏的，反映(相稱地)中文小說的韻律，最后，翻譯應(yīng)該是準確的，可是用俄語結(jié)構(gòu)寫的，完全不顧中文的結(jié)構(gòu)”。(阿列克謝耶夫，2003，139頁)。

　　阿列克謝耶夫本人從事翻譯時，除了詩歌以外，一生翻譯《聊齋志異》。如中國有名的俄羅斯語文學家李明濱寫到：“阿翰林提出‘像公文一樣準確’的原則，即要求從字面上和精神上都忠實于原文的原則，他自己在翻譯中身體力行，正因為如此，《聊齋志異》的譯作一再修訂，直至成了范本，所以能長期流傳”(李明濱，2011，44頁)。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寫關(guān)于翻譯理論文章二十多年間，有很多中國古典和現(xiàn)代文學作品被譯成俄文，更多的翻譯家從事翻譯，積累了經(jīng)驗。但是與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有關(guān)的文章極為罕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只有幾位漢學家提到翻譯理論的問題。1979年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員費德林發(fā)表了《課文的翻譯與解釋》的文章。他重視翻譯理論問題，翻譯家的作用與志向，翻譯與原文的相適應(yīng)。費德林認為，文學翻譯家應(yīng)該追求配合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準確。

　　素羅金·尤去世之前是俄羅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語文學博士。在2003年發(fā)表的一本《翻譯家的地位：翻譯學與課文心理注解過程》的書中，他寫到：“到第二十一世紀初，人文學的目前情況和已變的世界客觀條件需要對翻譯問題有新的了解”(素羅金·尤，2003，8頁)。提到著名的漢學家所做的翻譯，他寫到：“這不是翻譯，而是中國故事的俄語說法”(素羅金·尤，2003，82頁)。提到孟列夫語文學博士所做的干寶《搜神記》的翻譯時，素羅金批評翻譯說，他用了“太多異國情調(diào)的詞”，俄羅斯讀者如果沒有受過適當?shù)慕逃�是不能了解書中的特殊詞語的。比如孟列夫沒譯成俄文的“丈”、“斤”、“尺”、”寸”等詞語，但要是中國讀者念這些詞就明白意思是什么，俄羅斯讀者卻很難理解，翻譯家應(yīng)該給予解釋。解釋的時候，翻譯家常用下面詞組：“丈”等于三米多，“斤”等于差不多半公斤，“斗”是散粒物料的中國度量衡，等于大約十升。這些“多”、“差不多”、“大約”指出翻譯準確性有相對性(素羅金·尤， 88-89頁)。如果翻譯者利用俄文的度量衡和長量，這完全不會損害內(nèi)容。

　　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杰出的漢學家李福清院士是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學生和信徒。2010年他發(fā)布了一篇文章研究阿列克謝耶夫所翻譯的聊齋故事。阿列克謝耶夫第一次發(fā)布的《聊齋志異》的翻譯是在一九二二年。在評論里作者寫道：“念著這本書我們頭一次了解中國人的想象力，中國人特殊的魔幻學”(李福清，126頁)。

　　阿列克謝耶夫的翻譯受到了俄羅斯、德國和法國漢學家們的高度評價。他們說：“由于聊齋故事的優(yōu)點和俄羅斯翻譯家的天才，阿列克謝耶夫所翻譯的聊齋故事得到了眾多讀者的了解”(李福清，127頁)。此外，評論家指出，阿列克謝耶夫所做的翻譯就文學風格來說超過聊齋的法文和英文翻譯。阿列克謝耶夫的翻譯最大的特點是他有自己的特殊翻譯風格。由于這種風格，不管是漢學家還是一般的俄羅斯讀者，當讀聊齋故事時都能明白內(nèi)容，都感興趣。這種特殊的風格是什么呢？首先這是特殊的語法結(jié)構(gòu)。阿列克謝耶夫翻譯時一般利用比較短的句子，他差不多不用主從復合句，需要的話，用并列復合句。其次，他不用人稱代詞，因為聊齋故事是用文言文寫的，而文言文沒有人稱代詞。再者，翻譯對話時阿列克謝耶夫常用感嘆詞語，來加強對話，使其更富情感性。

　　所以，雖然關(guān)于翻譯中國故事的理論文章不多，但是他們的作者給年輕的翻譯提供了很寶貴的材料。老師應(yīng)該給學生綜合整理翻譯家的經(jīng)驗：翻譯中國故事時我們會遇到下列困難：

　　1、如果說到原文和翻譯的關(guān)聯(lián)，翻譯家應(yīng)該注意挑選詞句。

　　2、應(yīng)該首先表達意義。

　　3、注意文化情調(diào)。翻譯文化情調(diào)時應(yīng)該利用幾個翻譯方法。最常用的也可能最受批評的是表音方法。很多翻譯家利用翻譯文化情調(diào)的方法，但是更準確的要說到情調(diào)的表達，因為“翻譯”是語言怪念而“情調(diào)”是語言過度的怪念。一般來說，為了翻譯文化情調(diào)很少制造新的詞語，更普遍的方法就是在俄語找到合適的俄羅斯情調(diào)。比如，中國的“秀才”翻譯成俄文的“大學生”。還有一種方法是仿造。有時候翻譯專家把仿造翻譯叫做自由的翻譯。一般來說，做自由翻譯時，翻譯加上補充說明使本文賦有新的意義，更生動。其實翻譯家有權(quán)利這樣做，因為他是作家的代替人。據(jù)著名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翻譯家切克金說，“翻譯家首先是讀者，第一個也是特殊的外文課文的讀者。首先他是外國讀者，所以他是本國民族文化的兒子，所以他接受的世界跟中國作家不同”(切克金，1987，145頁)。理所當然，翻譯家個人在文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水平就影響到他的翻譯水平。

　　最后我想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介紹一下莫斯科語言大學的老師怎么教四年級學生翻譯《白蛇傳》。開始搞文學翻譯以前，四年級的學生已經(jīng)聽完了“翻譯通論課程”和“中文翻譯理論課程”。但是因為學生還沒有翻譯經(jīng)驗，所以老師允許他們用描述翻譯和大概翻譯方法。第一個困難就是怎么翻譯姓名，第二個困難是怎么找到合適的俄文風格，第三個困難是怎樣表達作者的風格。但是我希望，將來我們有更多的翻譯理論的文章幫助學生克服困難。

　　參考資料：

　　1、阿列克謝耶夫，《從中文文學翻譯的原則》、《關(guān)于中國文學的作品》(第二部)，東方文學出版社，2003年。　　

　　2、李明濱，《中國文學俄羅斯傳播史》，學苑出版社，2011年。　　

　　3、索羅金·尤，《翻譯家的地位：翻譯學與課文心理注解過程》，格諾基色出版社，莫斯科，2003年。　

　　4、李福清，《阿列克謝耶夫院士譯聊齋》、《東方古典作品俄語譯》，莫斯科，2008年。

　　5、切克金，《俄羅斯文學在東方》、《翻譯的理論與實踐》，莫斯科，1987年。

　　扎哈羅娃(Natalia Zakharova)

　　女，畢業(yè)于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語言學博士�，F(xiàn)任莫斯科語言大學漢語語言文學文化專業(yè)教授，俄羅斯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亞非國家文學部主任，主講漢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曾多次前往上海外國語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講課。俄羅斯作家協(xié)會成員。個人專著30部。翻譯了冰心的《小桔燈》，陸文夫的《美食家》，鄧友梅的《那五》，王蒙的《春瑅六橋》，蘇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