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 >> 正文
翻譯是一種技巧還是專業(yè)?是藝術(shù)還是科學?從翻譯產(chǎn)生的那一天起,這些問題就一直圍繞著它。
根據(jù)Octavio Paz的說法,翻譯就像語言一樣古老,也是一種把思想植入口頭文本或書面文本的過程。
圍繞翻譯的爭論很多也很廣泛:
一、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二、語言翻譯與文化翻譯
三、歸化與異化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爭論最早的時候只是圍繞著西方語言之間的翻譯展開的,也就是說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之間的翻譯。而西方語言與東方語言,即與漢語、日語、印第語的翻譯問題是到最近才進入大家視野的。
一、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關(guān)于可譯性這個問題的爭論,一開始是從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的西方語言開始的,他們都篤信猶太-基督教,都擁有希臘羅馬文化淵源,我不想縮小法語、英語、西班牙語或者意大利語之間的差別,但是如果說有人認為這些語言之間都有不可譯的東西,那么要談到把他們翻譯到漢語或者日語,那就等同于癡人說夢。而實際上,不管理論家們?nèi)绾侮U述,翻譯始終存在,并將存在下去。
如果WalterBenjamin在撰寫《譯者的任務(wù)》時,懂得中文的話,他肯定能找到無數(shù)例子來佐證他不可譯性的理論。因為浩瀚的中國文化中有太多東西無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對應(yīng)的單詞,尤其在哲學和中醫(yī)方面。
哲學:道、陰陽、五行、仁(benevolencia)、中庸(justo medio)等。
中醫(yī):氣(energía),血(sangre),正氣(energía verdadera),邪氣(energía perversa), 精(esencia),神( espíritu),魂,魄,以及很多其他的。
文學:…或是戲里的生、凈、旦、末、丑,…[1]
草木皆兵 ver moros con tranchetes
入鄉(xiāng)隨俗 imitar al resto de habitantes de nuestro pueblo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就算字典里面有這些詞語的翻譯,但有時候這些翻譯本身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不知其所以然,現(xiàn)在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哲學或者中醫(yī)的著作總有好多不同的版本,而且每本譯本都有無窮無盡的腳注,這些腳注往往比正文本身還要長很多倍。
那么說到當代文學作品的漢譯,問題似乎沒有這么嚴重。然而,對于很多中國文化里面才有的詞語、概念,譯者必須采用很多翻譯手段來化解,比如釋義、替代、以及腳注等等。
面對這些問題,我的理論是建立“可譯性區(qū)間”。也就是把可譯性分成三個層面:1)對等翻譯;2)對等闡釋;3)文化闡釋。第一個層面指的是中外語言里面都有的單詞,這些單詞具有相同的語義場。第二個層面指的對于某些單詞、觀念、概念,不同的譯者使用不同的詞法和句法手段,但是這些不同的語言手段表達了相同的意思。第三個層面指的是那些單詞、觀念、概念,不同的譯者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來翻譯。
二、 語言翻譯與文化翻譯
到底是翻譯語言還是翻譯文化?這是圍繞翻譯產(chǎn)生的另一個爭論。在歷史上,翻譯始終被認為是應(yīng)用語言學的分支,是語言學的研究范疇之一,隨著翻譯中的文化內(nèi)容——這個理論的出現(xiàn),在最近50年間,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文化翻譯上。
我認為源語中的文化內(nèi)容非常重要。漢語中有相當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漢語里(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都有大量的成語、俗語、歇后語、比喻、寓言等等,但是語言翻譯和文化翻譯是無法割裂的,因此另外一個爭論不休的主題出現(xiàn)了——翻譯是靠近作者還是讀者?
當代翻譯理論提供給我們譯者許多規(guī)范技術(shù)和技巧:
1.歸化:用目的語中熟知的文化元素代替原語中的文化元素。
大部分西方的目的語言中不存在任何和“道”、“陰陽”、“仁”、“生、凈、旦、末、丑”類似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很多詞語來解釋它,但任何一個都無法完全將其取代。
2.語言增補:增加詞語來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歧義。
但是為了避免歧義,我們要增加什么詞語,要增加多少呢?
3.減少:刪除重復(fù)的詞語。
因為重復(fù)次數(shù)多,為更好理解《道德經(jīng)》,我們就要把“道”刪除?
4.彌補:增加或減少詞語來彌補含義。
我們怎么彌補西方意識中不存在詞義和概念呢?
5.仿造詞語:通過原語結(jié)構(gòu)引入新詞。
我們怎么給不存在的概念創(chuàng)一個新詞呢?從希臘拉丁字源出發(fā)能給這些概念創(chuàng)新名嗎?
6.調(diào)整:通過語義、詞義或觀點的變化改變信息的形式。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澄清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與概念的含義嗎?
7.借貸:在目的語中引入原詞。
正如我前面提到過的,近些年來,《道德經(jīng)》的很多譯本或講述“道學”的很多文章,直接用漢語名字,也就是Dao、 Yin
和Yang。然而,其他的詞,比如五行、無、德、仁等,對于是否稱為原名還存在爭議。因為,把它們譯成西班牙語會限制它們的含義并把它們限制在西方既定的意識中。(五行 = 五個元素,四個希臘的再加另一個,無 = 沒有、不是,德= 道德,仁 = 仁慈)。
8.直譯:字字對譯。
我們都知道,即使現(xiàn)代漢語都不能字字對應(yīng)去翻譯。
9.移植:在保持信息含義的基礎(chǔ)上改變語法層面。
“道”在《道德經(jīng)》中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
10.腳注:通過加注的形式解釋詞的含義和在文章語境下的含義。
我們要尊重漢語的詞語并通過大部分譯本所采用的腳注的形式解釋詞義?一個腳注足以解釋詞義?這個注釋要多長才能包含“道”的所有含義?
就這些問題中國專家還沒取得共識,更不用說在西方了。
三、 異化與歸化
粗線條的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人還是偏向于異化翻譯的。
我想簡要敘述一下中國的翻譯史,中國有2000多年的翻譯史。翻譯史學家們認為中國的翻譯史有四個大的浪潮:公元1世紀-9世紀,佛經(jīng)的翻譯。第二次,14世紀,傳教士進入中國。第三次,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第四次,從80年代至今,也就是由鄧小平主導(dǎo)的改革開放時期。雖然中國人是翻譯藝術(shù)的大師,他們比較偏向于實踐,因此系統(tǒng)研究漢語翻譯的理論與方法的書籍非常少。嚴復(fù)—現(xiàn)代中國重要的翻譯家和語言學家,提出了翻譯的三原則:信、達、雅。這三原則直到今天依然在指導(dǎo)著中國的翻譯實踐,它們是如此清晰,又是如此含糊。無數(shù)的專著和文章試圖解釋、批注這三條原則。
我們再回到歸化和異化這個問題上來。我想引用一句墨西哥俗語,因為我認為這句話在很多方面,包括在翻譯方面,能代表很多民族和文化的心聲:老相識總比新人強。
我認為人類在聽到或者看到一則信息時,為了能夠正確理解,往往借助于已經(jīng)學習過的知識,借助于以前的經(jīng)驗,借助于類似的概念。這是人類大腦運行的模式。
我認為大家在看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大腦偏向于享受,而不是學習。因此,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您在看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什么時候看腳注?您會看所有的腳注嗎?理論家們說這取決于文章本身,我認為這完全取決于譯者。
雖然關(guān)于翻譯理論的書籍浩如煙海,我們做譯者的,很少借助于這些理論書籍。我們依靠的是我們的知識、直覺、感覺,那些讓我心跳的東西,那些讓我悅耳的東西,那些在這艱苦的過程中引領(lǐng)我的東西。
最后,借莊子“意之所隨”這句話,我想說,雖然在翻譯的時候,有的單詞或者概念,表面上看是翻譯過去了,但是從深層次而言,在兩種語言里面,總是有細微的差別,這需要懂得雙語的譯者細細甄別,比如說以西班牙語為母語而且懂漢語的譯者和以漢語為母語而且懂西班牙語的譯者,在一起翻譯某部作品會比較好。
我想懇請有意把中國文學作品帶到西班牙語世界的機構(gòu),支持并且資助集體翻譯項目。通過集體翻譯,才能真正達到嚴復(fù)所說的信、達、雅。
[1] 劉震云, 一句頂一萬句, 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 2009
莉婭娜(Liljana Arsovska)
女,本科畢業(yè)于北京語言大學,研究生畢業(yè)于墨西哥學院,F(xiàn)任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及研究員。專著有《使用漢語語法》。翻譯了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一句頂一萬句》、《我叫劉躍進》,王蒙的《堅硬的稀粥》,曉航的《師兄的透鏡》,王十月的《國家訂單》, 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老舍的《茶館》,陳染的《破開》,喬葉的《取暖》,畢淑敏的《天衣無縫》、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衛(wèi)慧的《上海寶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