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雪蓮：給意大利讀者解讀中國故事或者“遣返的迷失”

傅雪蓮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自1999年起，我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至今為止，翻譯的當代作品中包括余華的《兄弟》和《十個詞匯中的中國》，韓寒的長篇小說《三重門》和《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林白的中短篇小說，鐵凝、阿乙、路內、陳染、徐小斌、虹影、海男的短篇小說，海子、于堅的詩歌，孟京輝、馬原的作品片段等。我也涉及了對一些古典作品的翻譯，包括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韓愈的《排佛骨表》、關漢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中的片段等。雖然我已經(jīng)到了“四十不惑”的年齡，但是在意大利我還算是一位“年輕譯者”。我總覺得，無論自己年齡多大，自己的譯文永遠也達不到成熟階段。當然，這種感覺很有好處，就是必須要一直努力探索目標語言的可能性、要不斷地考量如何能在架構文化橋梁的過程中不忽略文學作品的中心價值。

　　關于翻譯精度和文化差異之間會出現(xiàn)矛盾的問題，歐陽禎教授在他的《透明之眼》(1993年)中講述了一個很有啟發(fā)性的故事：1982年中國文學雜志社發(fā)表了一部屬于熊貓叢書的新書，就是Stories from the Thirties(《三十年代短篇小說選》)， 包括20、30年代的幾位中國作家(葉圣陶、張?zhí)煲淼?的短篇小說。從一種國際性的觀點來看“三十年代”在一定的程度上意味著一批著名美國作家，像費茲杰羅、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等，就像一說十九世紀末我們就會聯(lián)想起俄國、英國或者法國的文學系統(tǒng)。這個例子的目的便是為了強調翻譯過程中的一種斷裂：熊貓叢書選集的名字翻譯的沒錯，但是它的意思在美國就顯得有所不同，選集的標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意義。中國的《三十年代短篇小說選》要在美國發(fā)行時就引起了許多當?shù)爻霭嫘袠I(yè)的困惑。

　　換句話說，在各個語言系統(tǒng)里，特別是在文學世界里，“我”和“我們”必然跟自我指涉相關。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部中文作品，作為中文讀者，第一人稱或許會必然指向中文母語者。但是閱讀一部翻譯作品，意大利讀者是把第一人稱指向中文母語者，還是指向意大利文母語者呢？對意大利讀者來說，在如下余華《兄弟》中的這個片段中，“我們”是誰？

　　“我們劉鎮(zhèn)的男女老少樂開了懷笑開了顏，張口閉口都要說上一句：有其父必有其子。只要是棵樹，上面肯定掛著樹葉；只要是個劉鎮(zhèn)的人，這人的嘴邊就會掛著那句口頭禪。連吃奶的嬰兒啞啞學語時，也學起了這句拗口的文言文。人們對著李光頭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掩嘴而笑，李光頭卻是一臉無辜的表情，若無其事地走在大街小巷。他心里嘿嘿笑個不停，那個時候他快十五歲了，他已經(jīng)知道了男人是個什么東西�！�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對意大利讀者來說，這里的“我們”不是一種“你們”，便是一種“他們”。大部分意大利讀者對余華描寫的世界和時代一無所知。多數(shù)意大利人不但對中國歷史(比如說《兄弟》中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帶有虛構性質的地名(比如劉鎮(zhèn))感到陌生，而且對那些牽涉文化和傳統(tǒng)語言的因素更是不了解(例如“文言文”、中國成語、俗語、象聲詞等等)。這些對于意大利語者來說都是“遙遠因素”。作為譯者，我們的使命和宿命或許就是盡量縮短“我們”和“你們／他們”之間的距離。

　　翻譯過程中我經(jīng)常感覺到身于兩種極端之間的尷尬。一方面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學者翁貝托·�？�(1932-)所說的：翻譯就等于“表達跟原本差不多一樣的事兒”(這是2003年《大鼠還是小鼠？》的最初標題)，就是說譯者有時不得不把“原本”進行簡化、轉釋成“差不多”。各種語言像捕網(wǎng)一樣會捕獲萬事萬物、整個世界，但也會像捕網(wǎng)似的無法覆蓋“寸寸土地”。中文擁有一些意大利文中不存在的詞匯(強調一下，我在這里并不是說意大利文化缺乏這些詞匯的概念，像日本的“侘寂”，而是僅僅指稱詞匯)。如下例所示，這些精確地描寫動作的中文詞匯，不存在于意大利文中：

　　1)“爬梯子時，二鬼子被硌了一下，痛不可耐，摔在一群人的腦袋上”(路內的《四十烏鴉鏖戰(zhàn)記》)

　　2)“[李蘭]哼起了歌曲”，意文只能描寫“小聲地唱歌”

　　(余華的《兄弟》上部)

　　3)“劉作家坐在椅子里架起了二郎腿”，意文只有“交叉腿”

　　(余華的《兄弟》下部)

　　4)“元鳳站起身，甩甩手，擦著額頭細密的汗珠，朝我走過來”(阿乙的《鳥看見我了》)

　　5)“我找出大碗，一樣撥一點，拼了一碗”

　　(阿乙的《鳥看見我了》)

　　還有一些概念(比如既充當名字又充當動詞的概念)因為與文化背景直接相關，也沒有辦法進行合適地翻譯。與上面第五個例子相似的，比如說還有“月亮門”、“跨進屋門”、“炕”等。不過也有方法來補充這種語言之間的差距，下面我會再談到這點。

　　另一方面文學翻譯行為又是一種保持“異化”的過程，即法國哲學家、德學家讓帕斯科·貝弗萊特(1907-1982)指明的、又被法國語言學家、譯者和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1942-1991)進一步研究的“遣返迷失”傾向。簡言之，翻譯文學便意味著拼命表示原作的起源。其實，有充分及必要條件的話(就是說翻譯成意大利語的文本雖然不完全“透明”，但是要有效地提醒讀者去理解并遵守原本的節(jié)奏、審美觀點、自然性等)，我本人更愿意、更趨向于后者， 就是“遣返迷失”。我覺得源語言(中文)不但能夠而且可以創(chuàng)新、充實目標語言(意文)。本人的翻譯經(jīng)驗告訴我，有時候在翻譯過程中只有幾個同義詞，甚至一個也沒有。但是作家創(chuàng)造新作品時，卻具有無邊的單詞領域，甚至可以編造新詞！

　　埃可在《大鼠還是小鼠？》道：“有的損失可以確定為絕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便沒法把原本的意思翻譯成目標語言。如果我們碰到類似的可能性，譯者只能萬不得已使用編輯附注。附注就證明譯者的失敗。一種絕對損失的例子便是雙關語”。我的看法和�？梢恢�。能有哪一些手段來解決譯者的尷尬呢？我舉以下幾個例子來描述我的失敗和我的微成功。

　　我們已提到“無法翻譯的單詞”，它們經(jīng)常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背景具有密切的關系。這里最常見的例子，便是和食品有關的詞匯；事實上，許多在中國平常的食物，比如說饅頭、包子，許多意大利人聞所未聞，即使到在意大利開的中國飯館也買不到。很多譯者在翻譯“蒸小包”、“蒸夾心”等詞匯時，往往借助附注。我并不認可這種做法。我認為，即使作品上下文沒有提供相關食物的足夠信息，也沒有必要費盡意語詞匯將這些食物長篇累牘地進行描述，而是應該簡單翻譯成xiaobao, jiaxin, mantou, baozi 即可。在閱讀過程中，讀者能理解它們是食物便足夠了，再說讀者也會慢慢地與這些食物名稱熟悉起來。下文所示的《兄弟》中的片段，我認為充分展現(xiàn)了一種文化氛圍，因為在翻譯“包子”時便直接譯作了“baozi”：

　　“幾個穿著白衣服的廚師喊著“嗨喲嗨喲”的勞動號子，把巨大的蒸籠蓋抬了起來，李光頭看到里面的肉包子多得像是中學操場上開批斗會的人群，那些包子都在流著肉汁。那幾個廚師又把蒸籠蓋上了，他們說還沒蒸熟。李光頭說肯定熟啦，包子里的肉都流出來啦�！�

　　我相信一看這段話，意大利讀者便知道“baozi”是什么東西了！

　　中國地方大，語言具有多樣性。在文學作品里，不但有普通話，還會出現(xiàn)各種方言。雖然意大利地方小，可我們也有大量的方言，比如說撒丁島人和西西里島講各自的方言也是沒法溝通的。我曾思考用意大利的方言來翻譯上海話或者四川話，但是發(fā)現(xiàn)不太合適，會引起很異化的效果。那韓寒《三重門》里的幾句上海話應該怎么翻譯呢？我轉而采用一種視覺手段。比如說，“儂啥人？”，標準意大利語應該翻譯作 “Chi sei？”，但是我為了表示語言上的變化，我用“k”替代了“c”，于是便稱了 “Ki sei？”。 “K”這個字母不是意大利文中的傳統(tǒng)字母，它屬于外來字母。不過這一方式，并不是處處行之有效的。比如說，我不得不忽略阿乙小說中 “結賴” 的南昌話味道。此外，韓寒的《三重門》中有許多有意錯用的文言文(作者模仿少年常犯的錯誤)，于是我也嘗試創(chuàng)造意大利文不同時代的“混合曲”：現(xiàn)代意大利文夾雜著古意大利文。

　　我還想談談中文中一個不可忽略的特色，就是成語和俗語。以流暢性、明晰性為基準，我一直努力直接翻譯成語和俗語，不要以意大利的諺語替代，希望這樣能使譯文更貼近原文。比如說余華作品中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雖然意文有一個相同的說法(大概的意思是“世界的多元化就是世界的好處”)，但是我認為這樣翻譯不妥�！傲肿哟罅耸裁带B都有”這句話本身，含義相當清楚， 不需要用意大利諺語代替。

　　在歐洲，有一種神秘感一直環(huán)繞著中國。作為一個文學翻譯者，我想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在解讀中國故事的過程中，如何揭開中國的神秘 “面紗”。據(jù)說周恩來曾跟基辛格講：“你看看中國有10億人口，這個10億人口的中國并不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所以對基辛格先生來講也不會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我希望我的翻譯作品，能讓意大利讀者開始覺得中國不再是一個神秘國度，而我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的譯者”能更好地架構中國語言和意大利語言之間、中國文化和意大利文化之間的橋梁。

　　傅雪蓮(SilviaPozzi)

　　女，那不利東方大學畢業(yè)，印度和東亞文學專業(yè)博士。曾在四川大學和武漢大學進修�，F(xiàn)任米蘭比可卡大學中國及東南亞語言文化專業(yè)專職研究員，米蘭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教學處負責人。翻譯了林白的《大聲哭泣》、《回廊之椅》，余華的《兄弟》、《十個詞匯中的中國》，韓寒的《三重門》、《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彭揚的《灰故事》，以及鐵凝、阿乙、路內、陳染、徐小斌、虹影、海男的短篇小說。即將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選集》中馬原的《虛構》，林白的《日午》，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于堅的詩歌，孟京輝的劇本，虹影的隨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