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生態(tài)

　　文學期刊作為文學作品的載體，其辦刊方針、編輯理念和經營模式，對創(chuàng)作隊伍的構成、文學生產的流程、文學潮流的動向以及社團流派的孕育，都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文學期刊不斷影響文學閱讀的風尚、文學市場的趣味和文學傳播的格局，而外部的文學制度與文學生態(tài)往往會更加強勢地制約文學期刊的生存、發(fā)展與運作。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野中，文學期刊在文學傳媒中占有特殊地位。最為重要的是，文學期刊是原創(chuàng)性文學作品快捷的傳播平臺，第一時間呈現(xiàn)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新動態(tài)。盡管隨著影視和網(wǎng)絡媒體的影響力的不斷擴張，期刊的傳播空間受到擠壓，但是，文學期刊的作用依然無可替代。在當代文學生產的流程中，文學期刊是文學出版的前沿陣地，是出版機構篩選作者和作品的資源庫。新時期影視導演在選擇文學作品進行影視改編時，《人民文學》《收獲》《小說月報》《當代》等文學期刊成為重要的信息渠道。作為第一手文學史料的原創(chuàng)文學期刊，在某種意義上是當代文學史的草稿，以文學史的整體視野觀照當代文學期刊，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價值。

　　從“十七年”和“文革”時期文學為政治服務到90年代以來文學向消費文化靠攏，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期刊的獨立性不斷地經受考驗，其中不乏推波助瀾、隨波逐流的迎合，這種辦刊宗旨往往只能催生速效而速朽的文學泡沫。但是，那些堅守獨立藝術信念的作家、批評家與期刊編輯特立獨行的精神探索，不斷突破腐朽的文學觀念的束縛，為中國文學帶來新的可能性。文學期刊作為發(fā)表原創(chuàng)作品的主要陣地，不僅是展示文學發(fā)展最新動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養(yǎng)新作家、孕育新思維的精神土壤。文學期刊的編輯理念、策劃運作在當代文學思潮演進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可忽略的作用。當然，其影響既有正面的促進，也有負面的阻礙。像《文藝報》在“十七年”文學思潮變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火花》是“山藥蛋派”逐漸成型的重要推手，《朝霞》頑固地維護“文革”公開文學僵化的寫作法則，《人民文學》推動了從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的思想解放進程，《時代的報告》在新時期初期的文壇刮起了一股冷風，《鐘山》為新寫實小說開辟了成長的沃土，“聯(lián)網(wǎng)四重奏”為新生代小說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平臺，這些案例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學期刊引導或抑制文學發(fā)展的作用機制。

　　當代文學期刊的總體格局對當代文學生產具有深刻影響。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的審美觀念、文體規(guī)范的深層互動，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選擇、語言風格與價值立場，也必然對作者的構成和讀者的趣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一方面，作為載體的文學期刊的編輯策略，對特定文體形式的發(fā)展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譬如新時期初年大型文學雙月刊的創(chuàng)刊潮就為80年代中篇小說的繁榮提供了豐饒的園地；另一方面，文學期刊謬誤的價值標準與故步自封的文學趣味也必然會限制文學文體的內在活力，使之陷入八股化的怪圈，譬如《朝霞》就是“幫八股”的助推器。在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發(fā)展格局中，以文體取向為依據(jù)，主要可以劃分為綜合性文學期刊和專門性文學期刊。《人民文學》和大多數(shù)省級文學期刊選擇了綜合路線，包容了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偶爾也會發(fā)表話劇、文學評論。而專門性文學期刊只關注一種文體，像《小說月報》《小說界》《散文》《隨筆》《詩刊》《星星》《文學評論》都深耕不輟，專門挖掘單一文體的審美深度，并拓展其文體邊界。文學期刊的文體策略為當代文學文體的發(fā)展與成熟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像“百花時代”《人民文學》所倡導的“干預生活”的短篇小說與“特寫”文體、《今天》等民間詩刊追求文體解放的自由詩風、《收獲》在80年代中期苦心經營的“新潮小說”，都以敏銳把握時代脈搏的期刊立場，有力地推動了當代文學的文體創(chuàng)新。

　　在文學期刊的文體選擇方面，除了刊發(fā)詩歌、散文、戲劇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的專門刊物，綜合性文學刊物都對小說情有獨鐘，這種審美趣味加劇了文體發(fā)展的不平衡。在“十七年”和新時期初期，綜合性文學期刊都將短篇小說作為利器，發(fā)揮其敏銳把握時代脈動的“輕騎兵”的作用。在80年代初期，隨著一批大型文學期刊的陸續(xù)創(chuàng)辦，期刊容量的擴充為隨后的中篇小說熱提供了歷史契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潮流的沖刷之下，長篇小說一如瘋長的灌木，既充滿生機，又顯得混亂而蕪雜。進入新世紀以后，《收獲》《鐘山》《十月》《當代》等大型文學期刊，都陸續(xù)出版長篇小說專號或長篇小說選刊�！度嗣裎膶W》在“十七年”時期就以連載形式選發(fā)長篇小說，在2007年后開始刊發(fā)原創(chuàng)長篇小說，作為其壓陣之作，譬如2007年麥家的《風聲》、2008年畢飛宇的《推拿》、2009年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出延津記》。至于文學評論，隨著學院批評的崛起，從90年代以來，評論期刊越來越重視編輯規(guī)范，對表述、格式、注釋乃至篇幅都提出了特別的要求。這種傾向使得文學批評的學院氣息日益濃厚，但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譬如批評文體的八股化，缺乏藝術個性和創(chuàng)造活力，刻板的文體框架抑制了靈動的感悟和自由的表達。

　　在公開出版的文學期刊中，根據(jù)其主辦機構的性質，可以區(qū)分為兩種核心類型，即由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的各級組織主辦的機關刊物，以及由出版社主辦的文學期刊。這兩類期刊的界限也不是壁壘分明，像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刊物也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收獲》也曾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相對而言，文聯(lián)和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期刊更加重視組織功能，在組織來稿時貫徹文藝政策，團結作家隊伍，引領文學風尚；而出版社主辦的期刊往往更加貼近讀者，表現(xiàn)出更為敏銳的市場感覺。機關刊物的等級結構極為鮮明，各省市的機關刊物以《人民文學》為樣板，文體的覆蓋范圍較為全面，追求多種樣式的平衡發(fā)展。編者對于文學政策的調整與文學風尚的變化，具有較強的適應性，能夠迅捷地做出反應與改變。為了全面呈現(xiàn)各種文學力量的發(fā)展狀態(tài)，機關刊物在作者構成上也往往執(zhí)行老中青結合的調和路線。在文學期刊失去自主性的特殊時期，作者隊伍的單一化現(xiàn)象也極為突出，譬如從1964年到1966年，年輕的工農兵業(yè)余作者就占據(jù)了絕對的主導地位。這類期刊追求面面俱到，也導致了重點不夠突出、特色不夠鮮明的局限性。在等級思維的影響下，省市級文學期刊的辦刊視野較為狹小，向本土作者傾斜，偏好本土題材，成為封閉的園地，缺乏開放性與創(chuàng)新性。欄目設置大同小異，四平八穩(wěn)的平庸之作充斥版面，同質化是省市級文學期刊亟待突破的瓶頸。

　　出版社主辦的文學期刊在辦刊策略上更加強調特色，不片面追求綜合性�！蹲x者》《青年文摘》向讀者提供“心靈雞湯”，萃選的文章有較強的文學性，可以視為泛文學刊物或準文學刊物。文學選刊《小說月報》和通俗文學刊物《故事會》也以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人無我有的品牌效應。社辦文學刊物在文體策略上往往選擇“專門”路線，譬如《小說界》《小說月報》《散文》《隨筆》《名人傳記》《名作欣賞》《微型小說選刊》等等，都是單一文體刊物，《當代》《十月》《花城》等大型文學刊物也一直把小說作為重中之重，即使給詩歌、評論留出了一些有限的空間，也只是一種點綴與補白。另一方面，不少出版社主辦的文學與文化期刊都發(fā)揮主營領域的特長，譬如中國青年出版社主辦的《青年文學》、譯林出版社主辦的《譯林》、北京三聯(lián)書店主辦的《讀書》、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主辦的《兒童文學》雜志等等，都獨樹一幟，辦出了專業(yè)水準。

　　同人期刊的命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當代文學自由空間的伸縮。在共和國初期，胡風同人的《起點》、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靳以編輯的《小說月刊》、沙鷗和王亞平主編的《大眾詩歌》等同人雜志的短暫存在，是新中國成立前同人雜志傳統(tǒng)的余波。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保留同人期刊的提議的幻滅，以及“百花時代”江蘇《探求者》、四川《星星》的遭遇，宣告了同人期刊成為一種文化禁忌。這種狀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文革”結束。新時期初期，《今天》《沃土》《秋實》等同人期刊的涌現(xiàn)，在突破“文革”陰影的潮流中，推開了文學表達的另一扇精神窗口。到了80年代中期，第三代詩歌和以在校大學生為主體的校園詩歌的崛起，催生了以《非非》《他們》《莽漢》等一大批同人期刊為平臺的詩歌群體，1986年10月，由《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lián)合主辦的“中國詩壇1986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見證了民間詩歌和同人詩刊蓬勃生長的繁茂季節(jié)。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風起云涌，詩歌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都漸趨冷清，同人期刊也走向萎縮。在中國大陸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開啟之后，“詩江湖”、“詩生活”、“靈石島”等詩歌網(wǎng)站陸續(xù)建立，越來越多的詩人借助網(wǎng)站、博客等網(wǎng)絡傳播形式來傳播自己的詩作，并與同道展開交流，網(wǎng)絡空間的擴張，進一步擠壓了同人期刊的生存空間。同人期刊在新時期詩歌發(fā)展的流程中功不可沒，為獨立的個體表達保留了一個狹小卻必要的空間，保護了詩歌文體的多樣性與審美價值的豐富性。但是，由于傳播范圍的局限性，同人期刊對于小說、散文等更加大眾化的文體，影響甚微。

　　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發(fā)展與變遷，無法脫離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背景。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不僅影響當代文學期刊的數(shù)量、結構與辦刊定位，還更為深入地改變當代文學期刊在當代文學制度建設中扮演的角色類型，重新塑造文學期刊的文化功能、歷史命運和傳播方式。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復雜多樣，文學期刊的行政歸屬(機關刊物、社辦刊物與民間刊物)和等級結構(國家級、省市級、地區(qū)級)，文學期刊的歷史變遷(創(chuàng)刊、�？�、復刊、改版)，文學期刊的功能定位(原創(chuàng)期刊或選刊、綜合型或專志型、純文學期刊或通俗文學期刊)，文學期刊與其他媒介形態(tài)(文學出版、文學副刊、影視改編、網(wǎng)絡傳播等)的關系，編者、作者、讀者的三邊互動，文學期刊的各個側面都有其獨特的運行機制，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樣，是靜態(tài)的、封閉的、形式單一的存在。因此，只有在系統(tǒng)考察代表性文學期刊的基礎上，將個案分析與整體研究進行有機結合，對當代文學期刊的歷史發(fā)展進行過程性研究，注意不同期刊之間的差異性，在多元視野中進行交叉互動的立體透視，才能夠深入考察當代文學體制對于文學期刊的生存、發(fā)展的規(guī)約，描述文學期刊在“十七年”、“文革”、“新時期”的生存環(huán)境與基本格局，揭示文學期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生產本位到消費本位的時空轉換與艱難選擇。通過審視文學期刊的復雜結構與動態(tài)進程，文學期刊與文學變遷之間的互動模式也就逐漸浮現(xiàn)出來。

　　總體而言，當代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發(fā)展之間相互依存，表現(xiàn)出一種同步性特征，即文學期刊繁榮的階段也往往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興盛時期，而文學期刊凋零的階段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蕭條時期。當然，隨著新媒體的發(fā)展和網(wǎng)絡文學的普及，這種同步結構可能逐漸被打破，文學期刊在文學生產和文學傳播中的重要性也將被不斷削弱。但是，只要印刷文化不會衰亡，以語言為媒介的文學就無法擺脫文學期刊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