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平和而理性的歷史觀

　　金滿樓新作《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

　　倡導平和而理性的歷史觀

　　《重讀甲午》作者金滿樓

金滿樓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4年6月

　　120年前，甲午年無疑是災難之年、恥辱之年；120年后，又值甲午，這是復興之年、圖強之年。歷史的轉輪重回甲午，當年的慘敗是深埋在國人心頭的一根倒刺，一碰就疼，大量的讀者都迫切想知道，中國為什么會戰(zhàn)敗而日本為什么會戰(zhàn)勝？更重要的是，日本究竟是怎樣強大起來的？

　　有關“中國”的這個題目，日本人放在剖析臺上已剖析了千百次，但反觀中國，甲午戰(zhàn)爭前的國人對日本尚無所知或知之甚少。近代史研究學者金滿樓，近日接受海南日報記者采訪談及6月新作《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倡導一種平和而理性的歷史觀，是筆者在該書寫作中想呈現(xiàn)出的追求目標�！�

　　■ 本報記者 杜穎 實習生 黃一丹

　　重讀歷史，方能知恥而勇

　　文化周刊：能談談《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的創(chuàng)作目的和寫作理念嗎？

　　金滿樓：戴季陶寫《日本論》時說，除清末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外，就沒看見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而日本所做關于中國的書籍，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囊括了政治、經(jīng)濟、社會、地理、歷史等各個方面�！爸袊�”這個題目，日本人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多是一味的排斥反對。

　　讓人警醒的是，甲午前的國人對日本尚無所知，戰(zhàn)后還是對東鄰不了解。到了今天，普通民眾對日本的感覺多同樣如此，比如一些網(wǎng)上出現(xiàn)的過激言論，就存在著不理性的氛圍，認識與了解近鄰竟成了不易之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遺憾。

　　倡導一種平和而理性的歷史觀，是我想在寫作中追求的目標。從這個角度而言，《重讀甲午》不是“應景之作”，是想試圖對之前的歷史敘述進行重新梳理與修正，目的無他，意在提醒國人客觀地看待我們無法擺脫的鄰國，同時理性地對待之前的歷史失敗，知恥而勇，奮發(fā)圖強，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化周刊：今年正值甲午中日戰(zhàn)爭120周年，反思戰(zhàn)爭對處理中日關系有何現(xiàn)實意義？

　　金滿樓：對120年前的中國人而言，甲午年無疑是災難之年，但這場災難究竟因何而起、國人又該從何處雪恥，卻是百年前乃至現(xiàn)在都值得深思的問題。孫子兵法中說，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甲午的慘敗正好從反面印證了這一至理名言。正所謂，盛世易毀，居安思危。至少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時期，如何穩(wěn)定并保持這種局面并力求變得更好、更強，是所有國人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事實上，相對落后的國家并不需要過分的急躁，如能摸準時代的脈搏，迎頭趕上，同樣具備后發(fā)優(yōu)勢，即，我們應努力去做到“有所恃，而恃人不敢犯也”。

　　長時段全景分析中日國運

　　文化周刊：此書以全視角描繪了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在西方文明入侵東方世界后，為謀生存、求自強走上不同維新道路乃至兵戎相見的歷史卷書。該書的獨創(chuàng)之處在哪里？有何思辨特征？

　　金滿樓：我以洋務運動及明治維新作為切入口，用比較的方法透析甲午前后的中日恩怨糾葛，試圖以一種“格局”的視角，在歷史的長鏡頭中聚焦當年的這場中日國運戰(zhàn)。之所以采取這種寫法，是與我的學術背景有一定關系，因為我學的是歷史專業(yè)，之后讀的是國際關系學，這種國別比較史的架構相對得心應手，由此也有別于其他同類題材書。在我看來，單純的敘述甲午戰(zhàn)爭的過程近乎俗套，而且意義也不大，用一種長時段、全景式的方法來了解東亞兩大國的競爭史，或許更具現(xiàn)實的啟發(fā)意義，并讓讀者擁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文化周刊：該書題為《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而全書僅用第四章“決戰(zhàn)甲午”記錄和還原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歷史圖景，本書中您關注的焦點是什么？

　　金滿樓：目前關于甲午的歷史書，多數(shù)關注于當年的戰(zhàn)事如何，而鮮有對近代中日兩國相互競爭過程的系統(tǒng)梳理，看下來仍讓人覺得霧里看花，不明所以。此外，還有許多有意無意、似是而非的誤導，如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制度比較、日本對中國及俄國的戰(zhàn)勝是立憲所致等，這些都忽視了一個最本質(zhì)的問題，即日本在對外戰(zhàn)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其實是集權主義與軍國主義的勝利。

　　歷史已經(jīng)證明，沒有道德與信義的強者生存邏輯最終會破產(chǎn)，正如《菊與刀》中說，日本在為其戰(zhàn)爭的“正義性”辯護時，其踐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讓別人生存”的基本準則。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生存，你資源有限，但也不能建立在踐踏剝奪他人、他國生存的基礎上。反過來說，軍國主義危害巨大，但失敗者一心一意為了強大、為了復仇，那東亞的天空同樣危險。在不遠的未來，中日兩國政治家、同時也是兩國國民必須思考的問題就是，要從思想上根除擺脫這種“一山不容二虎”的山大王概念，東亞才會有真正的長久和平。

　　解讀時代特征和民族特性

　　文化周刊：您在書中是如何就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清政府敗北的深層次原因進行解讀的？

　　金滿樓：甲午失敗有多個原因，海軍的失利、陸軍的全面落敗只是表象。以深層論，一是清廷決策者缺乏戰(zhàn)略眼光，誤判時代特征(弱肉強食的19世紀)，這導致在與日本的軍備競賽中落于下風；二是清廷治理模式仍為傳統(tǒng)的“小政府、大社會”， 在社會各層面上，包括教育、實業(yè)、政府機能等各方面，清廷均全面落后于明治政府，導致的結果是，中國的資源、人口等方面均超過日本，但缺乏動員能力而無法應付大規(guī)模的近代戰(zhàn)爭。

　　文化周刊：著名軍事史專家徐焰少將在本書作的《序》中談到“國民性”問題。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民眾絕大多數(shù)是狂熱支持侵華的；中國清廷不僅無能，百姓也是萎靡不振。”您在本書中是如何詮釋“國民性”這一問題？

　　金滿樓：傳統(tǒng)中國是農(nóng)業(yè)社會，文治習氣濃厚，這與日本的武家社會有較大區(qū)別。以國民性而言，甲午戰(zhàn)爭對中國的影響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當時大部分國民依舊愚弱無知，一些內(nèi)地省份的民眾甚至根本不知道戰(zhàn)爭的爆發(fā)，覺醒與動員更不用提；另一方面，則是士人的覺醒超出想象甚至走向了不必要的急躁，如沈葆楨所說，“天下事多壞于因循，而糾因循之弊，繼之以魯莽，則其禍更烈”。從某種程度上說，甲午的戰(zhàn)敗開啟了中國激進主義之先河，因為戰(zhàn)敗，所以著急，結果是越急越亂，越亂越壞，每到歷史的重要關口，中國總會在激進主義的干擾下選擇一條最糟糕的路。以此而論，許倬云說的“辛亥革命是人心思變的爆發(fā)點”未必準確，事實上，中國近代史上人心思變的爆發(fā)點是甲午的戰(zhàn)敗，此后中國才真正開始了近代的歷程。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diào)都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