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古不成今

　　文學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僅在于它為后來的文學提供了標桿，更在于它具有創(chuàng)作資源的意義。文學經典創(chuàng)造了藝術表現(xiàn)生活的新模式，創(chuàng)造了藝術家主體的抒情方式，具有開辟時代的意義。文學經典《紅樓夢》就是一例。

　　每當我們說起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家族敘事的時候，我們會想起《紅樓夢》；每當我們討論民族審美的特殊抒情方式的時候，也會想起《紅樓夢》。

　　前者我們從巴金的《家》、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張恨水的《金粉世家》、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歐陽山的《三家巷》直到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葉廣芩的《采桑子》等小說中，可以領略其文脈流變。家或家族，一個或幾個，總是在大時代的變革中分化出新與舊、父與子、保守與激進、革命與衛(wèi)道的矛盾，成為小說故事發(fā)展的動力。與其說生活是源，而前輩的文學傳統(tǒng)是流，不如說后者所準備的藝術形式成為表現(xiàn)生活的一種方式，具有了文學之于世界的特殊價值。畢竟，后來任何藝術家對于生活的表現(xiàn)，不都是直接面對生活的，而是經過文化或審美經驗的中介，使創(chuàng)作和讀者的審美經驗能夠順利對接，進而達到在一個文化和審美傳統(tǒng)的基礎上的對話和交流。家族敘事所包含的“家國一體”的隱喻，使文學在展開生活的藝術畫卷時，往往具有內容深廣的史詩性。有論者指出，“家族主題”對于揭示中國20世紀個體的存在狀態(tài)以及其與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有著深廣的意義和可探索性，它所蘊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當代作家無法忽略掉的文學命題。

　　后者我們可以從茹志鵑的《百合花》中有所領略。當代批評家李建軍2009年曾在《〈百合花〉的來路》一文中說，茹志娟的“《百合花》是從《紅樓夢》這塊沃土上長出的一棵嘉樹——它是《紅樓夢》的孩子”。這部得到茅盾好評的小說“打通了時代與《紅樓夢》之間高高的界壁”，是一篇“抒情詩一樣優(yōu)美的小說，講述了一個關于純潔無瑕的愛的故事”。有人說它受了孫犁小說《紅棉襖》的影響，是一篇仿作，實際上往上溯源，《紅樓夢》才是它真正的源頭。是的，《紅樓夢》中關于寶玉與晴雯那不是愛情的愛情，經典情節(jié)“晴雯補裘”，和《百合花》中新媳婦與“小戰(zhàn)士”之間的純情關系，以及新媳婦為犧牲了的小戰(zhàn)士“補衣”，不是存在著兼具形似與神似的關系嗎？越是細細品味，越發(fā)現(xiàn)作者的抒情方式與《紅樓夢》一脈相承，難怪著名文學家茅盾對其拍案稱賞！李建軍進而說茹志娟“后來在《百合花》等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對生活的溫柔而細膩的情感態(tài)度，那種從容、優(yōu)雅的敘事姿態(tài)，那種對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滿詩意的表現(xiàn)能力，都無疑是受了《紅樓夢》影響的結果”。茹志娟在《紅樓夢》中所獲得的經驗支持使它“光榮地歸入了《紅樓夢》的精神譜系”。

　　要不要把無比豐富的現(xiàn)當代文藝作品歸入《紅樓夢》的精神譜系，一一勘察之，不重要！重要的是，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另一種情況。即人人言紅樓，將《紅樓夢》視為典范、視為巔峰，必然形成《紅樓夢》對文學中特別是小說的“獨步天下”的局面。一部作品成為某個藝術類型的標準，這當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如果說這種說法被夸張了，那么不妨看一看處在另一語境中學者的觀點。如長期居于美國的文學研究者夏志清認為，即便是最好的現(xiàn)代小說，在廣度和深度上也難以與《紅樓夢》相匹敵。因為除少數(shù)例外，現(xiàn)代中國作家盡管擁有所有新的藝術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學方面的抱負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實，依然更多的是傳統(tǒng)主義者。一個精通傳統(tǒng)文學的學者為了表示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輕視，總會這樣問：“近50年產生的作品，有哪一部能夠同《紅樓夢》相比？”毫無疑問，《紅樓夢》儼然成為一種高不可及的標桿。

　　在《紅樓夢》與文學經驗的關系上，人們的焦慮也許在于：要求或希望《紅樓夢》的研究者更進一步為文學經典的再創(chuàng)造提供一條可以驗證的規(guī)律。當代文學的焦慮，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精品與經典的焦慮，怎樣才能再造輝煌、再塑經典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都t樓夢》能夠為我們提供這個成功經驗嗎？

　　比對當下作品，拿《紅樓夢》這樣一種經典對照，往往令人沮喪，甚至這種比照對文學信心的培育也是不利的。一方面，《紅樓夢》為人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一方面，《紅樓夢》又讓人覺得高不可攀。第一方面，人們可以把《紅樓夢》變成教科書，循循善誘，因勢利導，使《紅樓夢》成為一種文學修養(yǎng)。第二方面，則會帶來消極后果，即以《紅樓夢》為標準，和《紅樓夢》比高下，還會有作品敢主動出籠嗎？似乎所有的作品出世都是為了和《紅樓夢》試比高下的。難道不如《紅樓夢》就不能存在嗎？此后文學的價值就是為了全面超越《紅樓夢》嗎？為什么《紅樓夢》變成了壓迫當代文學的力量？

　　勢所必然，這喚起另一種反應——遷怒于《紅樓夢》和紅學。于是，否定的觀點也紛紛出爐。

　　一種觀點是：沉湎于《紅樓夢》的民族不會有生命力。論者追溯歷史，認為曾幾何時，許多領域的研究枯萎凋落之后，對看似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的《紅樓夢》的研究卻還繼續(xù)紅火。其時社會學、政治學、法理學、倫理學的研究等“經世之學”多“關停并轉”，長期闕如，而紅學卻反而一枝獨秀，儼然成為古代經典研究中的“顯學”，與現(xiàn)代經典研究中的“魯學”交相輝映。退一步說，《紅樓夢》是一部安雌守弱的作品，我們繼承的文弱使我們更喜歡文弱的作品，還是我們的喜歡使我們更趨文弱——這極其不利于剛健雄魄精神的培養(yǎng)。弱弱的寶玉、哀哀的黛玉，還有那樣冰清玉潔的妙玉，其命運固然讓人憐惜，除此而外還有什么——總讓人憐惜不是辦法��！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圍繞一本書、一個人形成一個“學科”，養(yǎng)活那么多文學教授令人不可思議。而文學界的有些人，往往對“紅學熱”、“紅學界”保持一定的距離，敬而遠之。當因特殊事件輿論界與紅學發(fā)生論戰(zhàn)時，他們認為新時期以來紅學研究近30年的成果對文學創(chuàng)作毫無價值、毫無幫助。所以作為紅學家該反思：是不是做了可憐的空頭文學家。所謂“空頭文學家”，倘不傷害文學，一個最淺表的解釋是，沒有文學作品的文學家以及通過文學評論做成的“思想家”。

　　再舉一種觀點，即認為《紅樓夢》是停留在那種有士大夫情調的舊文學，“紅學家”他們不會用新的觀點來研究，所以紅學所謂成果當然要被貶低。即使要研究《紅樓夢》，也應該用西方文化來觀照進行。自己看自己的后腦勺，哪里看得到真面目。而且，現(xiàn)代人怎么能老去考證誰誰的身世這些無聊的事情，那叫做吃飽了沒事做，當然就沒有意義了。以《紅樓夢》為標準是無可置疑的“向后看”，沉湎于《紅樓夢》之中也不過是多愛多恨、自怨自艾等等。

　　有些人干脆說：紅學家真的像是沒有價值判斷的“知道分子”，只是擺弄些文獻、賣弄點與文學創(chuàng)作毫無關系的知識罷了。

　　凡此種種指責，也不必一一反駁。假如知道紅學已經超出了文學的范圍，具有跨學科性，還要求紅學的所有成果都必須是一種創(chuàng)作論，不是很奇怪嗎？假如認定紅學隊伍龐大，許多研究者還在成長中，出幾個“知道分子”、空頭文學家也不能代替整個紅學界啊！其實，紅學的積極成果和正面經驗遠遠要比說幾句風涼話艱難得多！爭論本身，即說明“無古不成今”。爭論得越激烈，越說明逃避《紅樓夢》與紅學，實行鴕鳥政策只可能是權宜之計，不可能蒙騙過關。因為《紅樓夢》與紅學確實包容甚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成為以文學為中心的百科知識的薈萃之地。

　　至于說到《紅樓夢》是否具有現(xiàn)代性？似乎不用我們來專門論述，因為已經有許多相關論述和論證：《紅樓夢》不僅不缺少現(xiàn)代小說的品格，而且它的超前價值還遠遠沒有挖掘凈盡。我們信手拈來一份現(xiàn)成的論述：“一是藝術形式上的，現(xiàn)代小說所孜孜追求的時間倒置、懸置、嵌合等打破直線時間順序的藝術手法，在《紅樓夢》中已有比較成功的闡釋。二是在內在意蘊上，有現(xiàn)實時間與神話、宗教時間的切割和重組，現(xiàn)實時間的倒置、懸擱與嵌合，以及‘關鍵日期’的濃筆鋪寫，都使《紅樓夢》具有一種回歸神話、宗教之源的預言性和寓言性�！�(見梅新林、崔小敬《現(xiàn)實時空與魔幻時空》一文)

　　顯然，《紅樓夢》不僅形式上有超前性，而且內容上也有多重闡釋的精神空間，這就是“千門萬戶”的《紅樓夢》何以隨著時代發(fā)展而展現(xiàn)不同風姿的原因。其在文化本源多樣性上的種種表現(xiàn)，多次喚起臺灣作家白先勇的共鳴，還是來看一看白先勇對《紅樓夢》的虔敬態(tài)度吧：“我覺得《紅樓夢》的確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對我來說它還有特別的意義，無論是它的風格、文字，還是它的人生思想，我想這是一部‘天書’，每次看都有新的意義�！�

　　是的，“新的意義”正是在傳統(tǒng)與經典富饒的文學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無古不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