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動力的多民族母語文學

　　不久前，在涼山彝族自治州參加中國多民族母語文學研討會，與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學者交流，并到彝漢雙語教學的鄉(xiāng)村小學進行實地調研，引發(fā)了我關于多民族母語文學的一些思考。

　　所謂多民族母語文學是指中國境內除了通用的漢語之外，擁有自己民族語言和文字的口頭和書面文學。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文學事實，在主流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卻始終沒有成為引起廣泛關注的學術命題。應該說，這是由于我們不合理的文學觀念所造成的。我們的教育、媒體、學術體系中常規(guī)化的“文學”更多以書面文學的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現(xiàn)代文類作為主要內容，母語文學在這種文學理論法則中是作為亞文學形態(tài)出現(xiàn)的。

　　然而，新世紀以來不同民族語種文學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已經(jīng)讓我們越來越無法閉目塞聽、固步自封。這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文化方針和民族政策的扶持，比如《民族文學》多種少數(shù)民族文字版的誕生；另一方面則因為地方族群精英出于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意識到較之于其他資源，文化同樣是一種重要的資本，各種地方民族語文學雜志、書籍也大量出版。由此，中國文學得以展開它在漢語之外豐富復雜的面貌。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朝鮮文、藏文、彝文、壯文、傣文……都產(chǎn)生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即便那些沒有文字的民族也有自己豐富的母語口頭文學傳承。這些母語文學豐富了“中文”的內涵與外延，也讓“中國文學”具有了在文化內涵、美學品位、文體風格、修辭方式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拓展。

　　為什么要關注母語文學？顯然不光是民族平等政策在文學領域的反映，而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復雜現(xiàn)實的敏感與尊重，因為不同語種的多民族文學所關聯(lián)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是中國文學深厚的思想源泉和實踐動力，許多語種比如柯爾克孜文、朝鮮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等還涉及到現(xiàn)實的地緣政治與文化交流。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中國多民族母語文學都到了不得不引起嚴肅的學理探討的時候了。

　　母語是一種思維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兩者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毋庸置疑。它們的關聯(lián)并不僅僅是語言作為文學的表現(xiàn)工具，而是語言在根本的意義上構成了文學整個的形成方式、內容及內涵。20世紀哲學發(fā)生了一個從認識論到語言論的轉型，即語言不再被視為一種手段，而是一種方法論。人們普遍認識到，我們都是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通過敘述來把握實在，語言就是存在的家園。這種“語言學轉向”帶來的沖擊對于人文社會科學是巨大的，它提醒人們認識到擁有何種語言就擁有何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語言實際上是一種思維。

　　按照1951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界定：“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維與交流的自然工具�！蹦刚Z在本體的意義上，構成了操母語者最初的精神、情感、思想與心靈世界，這決定了母語文學的基本底質；表現(xiàn)于外在形式上，則構成了母語文學參差多態(tài)的美學風貌。母語的多樣性和通用語的標準化之間構成了一定的張力結構，從而為文學多樣性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間和展示平臺。

　　多民族母語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豐富性構成，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具有補充、充實、創(chuàng)造的功能。其一是它們各自具有地方性、族群性的內容，保存了不同文化、習俗、精神遺產(chǎn)的傳統(tǒng)。藏文、彝文、蒙古文、維吾爾文、東巴文等都有豐厚的典籍，如《薩迦格言》《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辭典》和畢摩經(jīng)書、東巴經(jīng)書等，這些多元性存在打開了中原漢語言文學之外廣闊的文學空間。其二是那些掌握母語同時又掌握第二、第三種書寫語言的作家，會將母語思維帶入到另外的書寫語言之中，讓傳統(tǒng)的母語書寫文學、民間口頭文學滋養(yǎng)著當代作家文學。比如我們會在蒙古族的賽春嘎、巴·布林貝赫、瑪拉沁夫、阿爾泰，維吾爾族的黎·穆塔里甫、阿拉提·阿斯木、買買提明·吾守爾，哈薩克族的唐加勒克、艾多斯·阿曼泰、胡馬爾別克·壯汗，彝族的吉狄馬加、阿庫烏霧、賈瓦盤加、時長日黑，藏族的阿來、扎西達娃、次仁羅布、尼瑪潘多等作家的作品中，讀到有別于傳統(tǒng)漢語文學的特點。后一點尤為重要，應該說母語文學書寫，從縱向歷史發(fā)展來看，是對于傳統(tǒng)母語文化的承傳創(chuàng)變，革故鼎新；從橫向的現(xiàn)代進程來看，為現(xiàn)代漢語的發(fā)展起到了促進和變革的作用，帶來了新質，豐富了現(xiàn)代中文寫作的內容和形式。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到全球范圍，就會發(fā)現(xiàn)多民族母語文學是一種世界性現(xiàn)象。以英語為例，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的俄羅斯語、法語背景，讓《洛麗塔》《微暗的火》為英語輸入了新鮮血液；奈保爾、拉什迪、石黑一雄這3位移民英國的作家，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印度、日本的母語文化因子帶入了英語文學世界；華裔美國作家趙建秀、湯婷婷、譚恩美的作品，使中文作為一種“積淀性”的文化記憶滲透到他們的寫作之中；還有獲得多項美國文學大獎的哈金，最初在中國大陸受中文教育，其后來的英文寫作就有很大程度上的母語痕跡，形成了一種獨特的Chinglish(中式英語)的特點……

　　返觀中國文學中的多民族母語文學，它們以其母語文學傳統(tǒng)和新興的母語文學創(chuàng)作在中國文學內部構成了本土話語的張力，讓中國文學的話語模式和思維空間不再局限于漢文化，而是包含極其豐富元素的各種共同體的獨特結構體系。

　　文學是一種記憶

　　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在于能維持生態(tài)平衡，克服單一性所易于受到滅絕性危機的弊病。文化多樣性觀念從生物多樣性理念中汲取營養(yǎng)，核心意義在于對于文化多樣性的維持，有利于防止在日益全球化、現(xiàn)代化、一體化的文化進程中的片面性、單向度、平面化的危機。

　　中國的多民族社會具有天然的文化多樣性資源，多民族母語文學便是其最直觀的體現(xiàn)。作為“中國記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江格爾》《格薩爾》《瑪納斯》三大史詩已經(jīng)為人所熟知，還有各式各樣的小型史詩與口頭文學傳承，如壯族的《莫一大王》、彝族的《支格阿龍》……以傣族為例，一般大眾可能只知道召樹屯和孔雀公主的傳說，但它還有“五大詩王”(《烏沙巴羅》《粘芭西頓》《蘭嘎西賀》《巴塔麻嘎捧尚羅》《粘響》)，六大悲劇敘事長詩(《葫蘆信》《楠波冠》《宛納與帕麗》《線繡》《娥姘與桑洛》《葉罕佐與冒弄決》)等。以前，這些作品都被放入邊緣的“民間文學”或“民俗學”的角落中，如果要從母語文化記憶的角度加以研討，則能得出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為一體的理論成果。

　　當代母語文學更是文學多樣性的現(xiàn)場，據(jù)維吾爾族學者姑麗娜爾統(tǒng)計，2000年以來，維吾爾族作家總共發(fā)表接近100部中長篇小說，而1971年創(chuàng)刊的雜志《喀什噶爾》更是成為柯爾克孜、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多民族的文學園地。除了本身就有悠久母語書面文學傳統(tǒng)的幾大民族語種文學之外，一些原先只有口頭文學的民族，母語文學也有自己的新興發(fā)展。壯族學者陸曉芹梳理過1986年創(chuàng)刊的《三月三》《廣西民族報》等壯語刊物的歷史，壯文作品如蒙飛的長篇小說《節(jié)日》、石才以等人的《古荒河畔》等都獲得了全國性的獎項。當代文學研究者如果忽略這一類作品，不能不說是漢文文學中心論的偏頗，也不利于認識真正的中國文學現(xiàn)實版圖。

　　涉及到跨境民族時，情形更為有趣，比如苗族母語文學。苗族學者吳正彪認為，1958年“新創(chuàng)苗文”在川黔滇廣泛使用后，一些民族自治區(qū)開辦了苗文學校，唐春芳、燕寶、潘光華、王廷芳、石啟貴等用苗文寫作了許多作品。從國際上看，以“國際苗文”創(chuàng)作的作品，就有澳大利亞苗族作家李巖保的《誰之過》《苦難的生活》，美國苗族作家楊巖的《被剝奪的愛》和李哲翔的《孤兒》，泰國苗族作家瑪茨的《回顧》，法國苗族作家李查盤夫人的《未選擇的愛》，老撾苗族侯智的《你是誰的女兒》等。他們或者回顧遷徙的歷史，或者講述流散的生活。我們如果將國內外的苗語文學作比較，可以對主體、認同、歷史、傳統(tǒng)等全球性共通話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社會學家涂爾干曾經(jīng)創(chuàng)造出“集體歡騰”的概念，指出與親屬、社區(qū)、宗教、政治組織、社會階級等關聯(lián)的集體歡騰是凝聚族群的關鍵——集體意識通過部落的慶典、儀式、舞蹈、宴會、節(jié)日、歌曲等對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和更新。而在與狂歡相區(qū)別的日常狀態(tài)中，文化是如何維持的呢？涂爾干的學生哈布瓦赫發(fā)明了“集體記憶”的概念，認為正是集體記憶保持了某個族群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再到阿萊達·阿斯曼和揚·阿斯曼，又進一步從集體記憶中發(fā)展出“文化記憶”說�？梢哉f，多民族母語文學正是文化記憶的一種方式：它既有存儲性記憶也包括功能性記憶，既有意愿性記憶也有非意愿性記憶，既接受官方記憶也容納民間記憶。最關鍵的，它是以文學意象的方式進行記憶，從而與定型式的“歷史”書寫區(qū)別開來，使得記憶具有了綿延不絕的靈活的流動性。這是一種生生不息、流變不已的有生命、有質感、有溫度的記憶，承載著過去，活躍于當下，展望著未來。

　　實踐歷史與文學生活

　　多民族母語文學為當代文學提出了幾個關鍵性命題。一是從文化到文學的翻譯問題。它們之間以及與通用漢語之間的相互借鑒、彼此促進、文化融合與創(chuàng)變是中華民族文學與文化復興的思想與精神資源。二是媒介與文學問題，即在新媒體、多媒體的語境中，母語與通用語、外國語之間的彼此交流方式與引發(fā)態(tài)度的轉變。這涉及到社會轉型、文化變遷和“技術轉向”所帶來的挑戰(zhàn)與契機。三是主體間的問題，母語文學關聯(lián)著文化身份與國家認同，如何在中國內部確立各民族的互為主體性，以及作為整體的多民族國家與他國之間的美美與共、千燈互照，其中顯示出巨大的理論生長空間。以上這些實際上關乎時代的重大命題(比如邊疆與民族問題)，都是一般主流文學批評和研究話語所無力觸及的。如果我們的批評家和研究者依然停留在審美與鑒賞的層面，或者只是跟隨商業(yè)寫作的潮流、西方話語的熱點人云亦云，那么就會與我們時代重要的文學話題失之交臂。

　　母語文學并不是抱殘守缺的骸骨迷戀，而是以平等共處的姿態(tài)，從獨特的角度看待歷史與現(xiàn)實，它有著“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內涵。就像馮驥才早年一部小說《神鞭》中寫到的人物傻二，他會辮子功，在武林中被稱為“神鞭”。但是在義和團抗擊八國聯(lián)軍入侵的時候，辮子被洋槍打斷。時代的變化來臨，傻二開始改用手槍，成為北伐軍中的神槍手。這是個具有“民族寓言”性質的文化小說，傻二有句著名的話“辮子剪了，神留著”，可以視為一種寓言：民族文化應當順應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而改變，但其靈魂和精粹卻一直保存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多民族母語文學也是如此，隨著語境的變化，它的語言和文字都發(fā)生了許多變化，但文化的精魂歷久彌新。它們既書寫了歷史，其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從傳統(tǒng)中賡續(xù)而來，歷史的養(yǎng)分和現(xiàn)實的處境交織創(chuàng)新，形成了我們時代的“效果歷史”。所以，它是一種實踐的歷史，更是歷史主體的實踐。

　　從現(xiàn)實的角度來說，多民族母語文學不僅在書寫歷史中成為改變歷史的文化動力，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實實在在的文學生活本身。因為文學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一種語言與其使用者的日常生活關聯(lián)不大，只存留在少數(shù)精英的知識領域，必然會逐漸走向弱化乃至滅亡，歷史上的文言文、拉丁文、梵文就是例子。而如果某種語言文學有活力，必然是因為它與其所有者的生活、生產(chǎn)、生命息息相關。多民族母語文學提醒我們注意的是，文學可能既有風花雪月、陽春白雪的一面，有娛樂休閑、放松愉悅的一面，有批判反思、沉思超越的一面，同時更是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與生存智慧。了解并理解中國多民族母語文學，其實就是了解和理解中國各民族的民眾及他們的生活實際。重新認識、闡釋、創(chuàng)造、復興中國文學與文化，在此一念之間將獲得無窮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