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當代文學批評的視界

　　按照時下流行的代際劃分，我屬于所謂“70后”批評家。我們這一代人很尷尬，在“60后”與“80后”之間的歷史夾縫中生存。不僅“70后”作家是如此，“70后”批評家更是如此。如今的知名“60后”作家在他們而立不惑之年早已經(jīng)是名揚天下了，而“80后”作家甚至大多在學生時代就以“少年作家”或“青春寫手”的名義年少成名，這似乎正應了張愛玲的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而“70后”作家似乎就沒那么幸運，除了10多年前衛(wèi)慧、棉棉制造了一起很快就風流云散的文壇風波之外，絕大部分人只能充當我們這個時代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但我對這一代作家并不悲觀，每一代人自有每一代人的命運，他們中的穎異特出之士，正在沉默中堅定踏實地向歷史走來，他們走進文學史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這些年我零星地參加過一些地方作協(xié)的會議，印象中總是有“50后”或“60后”作家向“70后”和“80后”作家說著各種殷切勉勵的話，而且常常帶著“恨鐵不成鋼”的惋惜，甚至干脆以自己為例現(xiàn)身說法，希望年輕人爭點氣，早日超過自己，其意殷殷、其心拳拳。

　　與“70后”作家相比，“70后”批評家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常常在不同場合聽到前輩批評家勉勵后進的話，其中有些還是自己尊敬的師長，我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匍匐在地面上，然后在艱難中奮起，默默地踽踽獨行。這些年來，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只顧埋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既要堅持批評實踐，也要反思自己所置身的批評語境，我以為只有認清了自己置身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才能清醒地有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和該做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批評家亦然。廣義上講，“50后”批評家在青少年時代遭遇“文革”，歷史剝奪了他們正值讀書的大好年華，這本該是一種不幸，但歷史是公平的，他們這代人在強健了體魄之后再來強健其精神，浩劫甫一結束即回歸大學校園補課，由于有了充分的社會閱歷和生命體驗，故而這代批評家的回歸是一種強勢回歸，他們不僅歷史地成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弄潮兒和見證者，而且迄今為止依舊執(zhí)掌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之牛耳，余威不減當年。如果說“50后”批評家成長于20世紀70年代末與80年代之交，20世紀80年代是他們作為文學批評家開疆拓土、縱橫馳騁的共同歷史記憶，那么“60后”批評家則成長于20世紀80年代末與90年代之交，20世紀90年代則是他們作為文學批評家與“50后”批評家分流對峙抑或協(xié)同共進的歷史場域，他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新時期”文學批評最后的輝煌，而且作為落日余暉，至今還在當事人的口中或追憶者的筆下津津樂道。成長于20世紀80年代的批評家大都是理想主義的一代，深刻著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烙印，但相對而言，風云際會于20世紀80年代的“50后”批評家是恪守人道和直面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一代，他們更多地堅守現(xiàn)代人道主義價值觀念和現(xiàn)實主義批評法則，而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卻興盛于20世紀90年代的“60后”批評家是消解經(jīng)典人道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話語體系，以先鋒姿態(tài)企圖重構中國文學話語譜系的一代，他們也有理想，但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種理想，是解構之后企圖重構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造成了他們與前輩“50后”批評家之間的分野，但也遺留下了他們之間割舍不斷的精神臍帶。“70后”成長于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jīng)濟勃興時期，在校期間我們接受著“50后”的理想教誨，追隨著“60后”的先鋒步履，及至自己獨立走到新世紀文學批評的前臺，才猛然發(fā)現(xiàn)所有的理想和先鋒都已經(jīng)煙消云散，所謂嚴肅文學的邊緣化，文學批評更是被商業(yè)化的媒體批評和僵化的學院批評所主宰，一夜之間我們曾經(jīng)構筑的文學批評信仰開始崩潰，但我們又缺乏“80后”與歷史斷裂的勇氣，所以只能承載著前輩們曾經(jīng)宣講過的人文理想，在他們自己都已紛紛轉(zhuǎn)向的時候繼續(xù)堅守著孤獨的文學批評使命。

　　我們這代批評家大都走的是以西方現(xiàn)代文藝理論為中心的“拿來主義”批評路徑。這條路徑顯然不是我們所創(chuàng)辟的，而是我們的前輩批評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極力鼓吹并身體踐行的，他們當年不遺余力地爭先恐后，惟“新學”或“后學”是瞻，所有西方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的哲學和文藝理論在他們的生花妙筆下紛至沓來，這就是多年來頗為人所詬病的“主義的旅行”。平心而論，我們?nèi)缃駨氐追穸ㄇ拜吪�評家大力引進西方文論介入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實踐的功績是不公允的，他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祭起魯迅當年高擎的“拿來主義”大旗，“別求新聲于異邦”實在也沒有什么大錯，對于“五四”那一代啟蒙文學家乃至批評家而言，他們的傳統(tǒng)舊學功底是很扎實的，很多人甚至稱得上是舊學功底深湛，有了這等中學積累，再來學習西洋，如魯迅所言“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那當然不會出什么問題，我是接受前輩批評家的指引而走上文學批評道路的，至今他們中的翹楚依舊是我心中崇敬的文學批評英雄，但崇敬歸崇敬，我必須在師長們的引領下尋找屬于自己的道路。在創(chuàng)作界，美國人海明威曾經(jīng)有“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一說，而當代中國作家陳忠實也曾經(jīng)說過，他不能一輩子牽著柳青的衣襟，滿足于做個“小柳青”，那實在是沒有什么出息。創(chuàng)作是如此，批評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的前輩批評家已經(jīng)歷史性地完成了現(xiàn)代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集體補課，雖然他們在這場集體補課中也流弊多多，但毫無疑問，他們已經(jīng)初步接續(xù)上了民國時期尤其是“五四”時期中國文學批評家學貫中西的偉大傳統(tǒng)，雖然他們的傳統(tǒng)舊學功底比較薄弱，這嚴重地制約著他們的文學批評氣象和格局，但作為一種“歷史中間物”，他們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歷史使命畢竟業(yè)已完成，庶幾乎可以告慰“五四”先驅(qū)者的亡靈了。而作為后來者的我們這一代人，我們的文學批評歷史使命又在哪里？我們沒必要復制前輩批評家的足跡，我們沒必要重走那種單向度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學批評道路，我們沒必要繼續(xù)做西方文論的低級搬運工和簡單傳聲筒，我們需要對前輩批評家偏重中西維度的文學批評模式進行反撥，在不廢中西維度的同時恢復和強化我們文學批評的古今維度。不廢中西維度，意味著我們要繼續(xù)向洋看世界，大膽引入西方當代文論，激活中國批評家的思維和胸襟，只不過不再唯西方馬首是瞻而已。重建古今維度，要求我們更加重視現(xiàn)代中國文學與古代中國文學之間的關系，更加重視現(xiàn)代中國文學批評與古代中國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包括古今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不廢中西維度，是為了繼續(xù)強化我們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和哲學視野；重建古今維度，不僅是為了恢復我們民族文學的自信心，也不僅是為了恢復我們文學批評的歷史視野，也是為了更好地重建我們民族文學批評向來重視“文史哲不分家”的偉大傳統(tǒng)，這大約是我們年輕一代批評家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向歷史致敬的一種方式。

　　不廢中西維度、重建古今維度，二者合一，既重視文學批評的橫向空間維度，又重視文學批評的縱向時間維度，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健全地重建我們的文學批評視界。好在我們有少數(shù)前輩批評家已經(jīng)在轉(zhuǎn)型，已經(jīng)在行動，他們通過自我反思也意識到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單向度特征，意識到了那種單純地橫向移植西方文論進入中國文學批評實踐中的簡單化和粗暴性，轉(zhuǎn)而向中國傳統(tǒng)的文史哲資源尋覓，尋覓對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可能性。他們雖然關注當代，但具備現(xiàn)代視野，雖然關注新中國，但具備民國視野，乃至于具備古典視野，推而廣之，雖然他們關注當下中國文學，但他們具備古今演變的大文學史視野，有這等批評視野和人文襟抱，中國文學批評在新世紀的復興總該不是那么遙遠的事情。問題在于我們的青年批評家應該善于在前輩批評家的足跡中尋覓到新的歷史轉(zhuǎn)機和學術關捩，看準目標和方向，奮然前行。這不僅是“70后”批評家的歷史使命，也是“80后”乃至“90后”批評家的使命。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們比前輩批評家在學養(yǎng)上有任何先天優(yōu)勢，只是表明我們對于未來中國文學批評重建的一種態(tài)度、一種方向和一種情懷。